我认识的老兵都很了不起，郭汝君，北洋工学院毕业，中国最早的大学，专攻机械工业。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青春之歌》;王金柱，1932年参加第一次淞沪会战，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讲述;陈禹文，江西南昌飞机工厂第一批机械师，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合作，和美国飞虎队合作，参加北京受降;韩德明，在缅甸缴获十八师团大印，这个印现在被评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缴获的最重要战利品之一;易庆明、刘超波，守卫南津关，保卫长江，把日本人堵在了南津关以东.....这些都是很传奇的东西.....
我记得德国有一个犹太人本亚明说过：“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的铭记”。正是千千万万的无名之辈构筑了我们的长城。抗战中牺牲了三百多万军人。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一样，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能记多少记多少.......
正是他们构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
孟企平专访
问：作为最早接触抗战老兵志愿者之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项工作的?
孟企平：也有很多比我更早的，我是09年退休的，退休以后要找点事干，不能坐在家里面吃老米饭等死。总要做一点事情。我当时就是个很简单的想法，后来，觉得做这个事情比较适合自己的情况，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觉得有意义。以前对这方面有所了解，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以主要精力从事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活动是从2010年开始的。
问： 为什么选了与抗战有关的公益去做?
孟企平：我是49年出生的，4个兄弟，最大的哥哥46年，最小的弟弟52年，我们这一代人和抗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婴儿潮中，父母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结婚的。抗战期间他们忙于抗战救亡的工作，那是国家动乱时期，不可能去考虑个人问题。抗战胜利后，进入和平时期，他们才结婚成家有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传承，在这一代人身上，链接上一代和我们的后代。我们是一个关系的纽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战史传承上的历史地位。
问：您在黄埔协会和老兵之家都做过事，您在中南大学做口述史报告时说过所有长沙的抗战老兵的住址电话您都很了解，对吗?
孟企平：最早是从关心黄埔抗战老兵开始的，基本上是抗战老兵中的下层军官。2010年长沙黄埔军校同学联谊会恢复活动，我的老伴是联谊会主任。当时会里基本上没什么人，这些老兵都年纪很大，会长年纪也大，要一个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我当时刚刚退休，就聘我去担任会长助理，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况。现在还健在的老兵他们的照片、资料也都很齐全的。
2012年担任湖南老兵之家的执委，负责长沙地区的老兵，长沙老兵当时在全国来讲是最多的了。全国大概1万左右，湖南就有两千多，现在还有将近200位。老兵之家有很多资料，这200多位老兵我走访的大概100多位。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就比较熟悉。
问：您的家庭与抗战有什么联系吗?
孟企平：我们家和抗战有非常多的联系。我的父亲是岳阳华容人，他读书是在南县。华容、南县是两个相邻的县。在抗战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当时是一个游击区，叫南华安地区，是南县、华容和安乡三个地区。这三个县游击区比国统区，甚至比日本的占领区都不一样。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受的苦最深。一会日本人打过来，一会国民革命军又打回去。老在这个地方打，所以游击区的老百姓很苦。我母亲就是在长沙福临铺那个地方，长岳古道，从岳阳到长沙的古道在那里经过，相当于现在的107国道，也是日本人打过来要经过的地方，被骚扰的很厉害。我的母亲在1940年就逃难去了。那时候也就十七八岁，我的外祖父和祖母很担心女孩在家被日本人糟蹋。也曾经遇到过日本人，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本人经过已经发现她们了，她们躲在粪坑里，等到日本人走了以后，从粪坑里出来跳到水塘里把身上洗干净才逃脱了，那时10月份，天气也相当冷了。我的外祖父就说你们不能在家，赶快逃吧。就逃到东安，洪江这些地方，在那里生活，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来。我叔外公郑家溉是前清的一个汉人，在长沙很有名，烈士公园的塔里面有他的像。他逃到湘乡，因为名望很高，日本人把他抓回来做长沙维治会的会长，他就跳到池塘里面自杀，没淹死，日本人就乱枪把他打死在那个池塘里面。
问：战争的残酷是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体会的，抗战期间日军在湖南各地就制造了百余起惨案，所到之处民不聊生，“厂窖惨案”就发生在您父亲的家乡，您有采访过幸存的老兵或亲历者吗?
孟企平：著名的“厂窖惨案”就发生在这个区域。我和潇湘晨报的记者马金辉一起去过厂窖采访，接触了很多幸存下来的亲历者。三天时间屠杀三万军民。现在有个厂窖惨案纪念馆，是全国第一批的抗战遗址和纪念地，非常地惨。牺牲了很多老百姓，几千军人。有的一个村就全部杀绝了，几千军人牺牲在那儿，不知道姓名甚至不知道番号。主要是73军士兵，我问过研究抗战史的曹祥林老师，他是专门研究73军的，对这个事情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当地老百姓知道。一直到现在，厂窖那个地方拨开土，只要刨一二十分钟，下面就是骨头，叫做万人坑的地方，没有姓名。那里的小孩子不懂事，把刨出来的骷髅就摆在那里踢、砸。骷髅放在那里，拿另一个骷髅砸，两个就都碎了，没有人去管。还有个地方，老百姓都不敢去，很荒凉，晚上还可以看到“鬼火”。那个地方长着野麻，长得有一层楼那么高，乌青乌青的。我父亲就出生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深，现在终于被保护了。
问：您最早接触的老兵还记得吗?所接触的老兵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孟企平：易庆明，龚琪谋，林协舜，是我最早接触的几位老兵。现在都不在了。我整理了他们的简历、身世，他们的回忆录，也给他们做过口述史，这些资料今后都不可能再有了。
每个老兵都有他们的特点，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有最深的，因为我和他们都走得比较近，都比较亲切，所以每个人都有给我印象深的一个点。
问：现在很多志愿者发现老兵的时候会有一个鉴别真假的过程，很多人认为鉴别真假是对老兵一种不尊重，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孟企平：肯定是应该鉴别的，如果不甄别真假老兵，对历史是一种不尊重，所以我觉得鉴别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鉴别依靠我们自己的知识是不够的。好在我们后面有一批专家，专门研究军史的专家。主要是通过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个网有一个审核组，凡是由我申请的老兵都是经过他们审核的，都有很多资料来证明，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个鉴别我是有把握的，不是假的。
问：您所了解的湖南老兵有哪些共性与特点吗?
孟企平：我们湖南老兵有一个特点，参加伪军的很少很少，非常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过。这些老兵有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我都认识，都见过，但就是没有伪军。伪军有几个体系：伪满洲国的、汪伪政权的，还有河北的皇协军。但是湖南本地没有，长沙沦陷以后有维持会，有汉奸和伪警察，但是都没有伪军。
问：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冬天，由于身体的原因，归队的老兵越来越多，他们在慢慢地凋零，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作为志愿者，您觉得在关爱老兵的路上最迫切的是什么?
孟企平：首先，在他们健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给他们送去尊敬，送去温暖。为什么我们去看老兵，他们很欢迎我们呢?对老兵来讲，这是家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志愿者的作用不是家人能够完全取代的。然后，就是我们要做好他们的记录，让他们留存于历史，更多的人记住他们，这和关爱同等的重要，或者说，是比关爱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老兵的口述，您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孟企平：我是比较早的，当时就提出来关爱老兵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好他们口述历史记录。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现在不做以后就终身遗憾。很多东西他们已经不能写了，只能够收集到一些资料。因为历史的特殊情况，很多都被毁掉了，没有东西了。那么以后的人就会说，你们是编造历史，你们怎么证明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一段历史呢?口述是最好的一种留存资料。
口述史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文字的整理，一种是视频保存。我是在2011年开始做的，2012年我组织了一批志愿者，近百个人来做这件事，把这些老兵录下来。很遗憾!做的不够好。志愿者热情很高，老兵也很愿意配合，很多人都敞开心扉，讲他们的经历，讲他们从来不跟别人讲的。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志愿者缺乏经验，不专业。器材比较差，家用摄像机，效果不好。构图、背景、光线各方面都不好。
一方面需要专业经验，另一方面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这个事情我当时找了两个我认为是最有力的部门，提出来请他们支持3W块钱，要有一套好一点的设备，还找了一些人给我们做口述史的人上课，统一背景颜色，怎么构图，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拍一些空镜头或者怎么录，甚至还找了《我的抗战》摄制组的郭晓明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以后，但却没有钱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很遗憾，口述最精彩的最佳的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走掉的老兵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参加抗战时间比较长，负过伤，真真实实在一线、和日本人拼过的。
现在还健在的，要么已经说不出来了，做也没有效果。
当时我们去做郭汝君时，都已经做不下去了。他那么大年纪，105岁，我们专门招人去做，都做不下去了。他反反复复就说那么两句话了，已经不能讲了。后面的就更没有什么抗战经历了，44年、45年才参军，可能打过一仗，有些仗都没有打过，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如果早几年做这个事情还有好多老兵可以做，现在基本上做不了很有质量的口述了。我是幸而自己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做了一部分，大概一百零几位。最近也整理了53个老兵的口述史，自己编了一本书，就叫《老兵》，有可能会在3、4月份出版。不管水平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珍贵。老兵很重视这个事情的，湖南图书馆做了一套上下集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我认识的老兵，他们都十套十套地买，送给自己的亲人。他们很重视。所以我们来做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问：您能谈谈您曾写过的《滇西抗战缅怀纪行》吗?文章中还提到了对于很多人还很陌生的南洋技工这部分。
孟企平：我们是2015年的10月份一起组队去的云南。抗战胜利70周年也去了一次怀化、洪江、安江、芷江。我们去云南，是走保山、腾冲、龙陵、惠通桥这一条线，主要去一些抗战遗址，另外就是探望湘籍老兵，他们远征留在云南了，有些人没有办法回来，也没有家乡人去看望过，我们应该代表家乡人去看一看他们。所以，当时去看了4、5位老兵。南洋机工我们没有见到，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也到了南洋机工纪念碑，但是没有遇到人。据说，去年最后一位南洋机工已经去世了，他们是抗战中非常了不起的一批人。
问：您在关爱老兵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孟企平：我没有这方面的障碍，这是最大的欣慰。家人很支持，老伴是最热心最积极的，孩子也很理解。比方说，我们从2015年开始，捐助10个老兵的奶粉，孩子们出钱，每个月给老兵寄奶粉，现在只剩下5位了，另外5位已经走了。虽然我们捐的数字不大，很小的事情，但能够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就不会感到遗憾，从良心上来讲，也得到一点安慰，
现在最大的困难主要是开展更多的活动需要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经费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想去做，但是没有能力去做，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合作，相互帮助把这个事情做的更好。
问：对于关爱抗战老兵您有什么建议?
孟企平：我觉得研究抗战史、关爱老兵要跳出一种政治思维，不要觉得讲抗战就是给国民党拼命摆好，给共产党抹黑，千万不要这么想。抗战史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到现在我们仍然有这种隐忧在这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说到爱国，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抗战。现在很多很多的言论都有，我在这点很明确，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在当时来讲是全民族抗战，无论哪个党派，只要他是参加抗战的军人，我们都要尊重他。这段历史，不要因为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就对国军产生反感，我是站在国军立场，我就鄙视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做口述史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有儿童团的，互救会的。只要他参加抗战了，就都应该被历史记录，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也给后来人一个研究的基础。
问：在对待抗战老兵的问题上经常有人说：真正的英雄都已死在战场了，您怎们看待这个问题?
孟企平：我记得德国有一个犹太人本亚明说过：“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的铭记”。正是千千万万的无名之辈构筑了我们的长城。抗战中牺牲了三百多万军人。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一样，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能记多少记多少。我熟悉的这些老兵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一个个来说：郭汝君，去年走了，今年大年三十我去了他的坟上烧纸，上香。他是北洋工学院毕业的，后来的北洋机械工业学院，中国最早的一所大学，专攻机械工业。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一生都很了不起。如果以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青春之歌》。王金柱:1932年参加第一次淞沪会战，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沈馆长说现在全国健在的，参加淞沪抗战的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但是肯定不能讲述了。但是王金柱现在还能很清楚的记住这些事情，还能讲述，我说那是国宝啊!当然，他不是每个人去了都说。
陈禹文：走的时间也不长，抗战以前，江西南昌搞了个飞机工厂，是一战以后意大利捐给中国三架飞机，木头的，蒋介石以这三架飞机为样板，成立了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来造自己的飞机。陈宇文就是第一批机械师。他经历很多，包括抗战，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合作，和美国飞虎队的合作，以及后来到北京去受降。那时北京还不知道，他们的飞机在上空飞了两个圈，看到这个飞机是中国的飞机才知道日本人是真的投降了，这些都是很传奇的东西。
韩德明：在缅甸消灭十八师团，缴印。这个印现在被评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缴获的最重要战利品之一，现在保存在台湾国军历史博物馆。这就是我们湖南人，非常了不起。
易庆明、刘超波：他们守卫南津关，保卫长江，如果不是他们那一战打赢了，把日本人堵在了南津关以东的话，那么这个南京三峡打过去了，中国抗战历史就不是这样写的了，重庆就守不住了，那么国民政府有可能又要迁，有可能是西康，也有可能流亡到其他国家去了，这很难讲。
每个老兵都非常非常有特色，林协舜他的童年是在寿星街，他是寿星街一号，那么他的隔壁，寿星街二号是什么呢?是新四军八路军驻长办事处，徐特立就住他隔壁，他和徐特立很熟，徐特立劝他到延安读书，他没去，他到了重庆21工厂,是长沙县的人，他到那边去读书，参加了远征军。他家开棺材铺，他和周恩来一起躲飞机，徐特立也说有时来不及跑，就一起在他们家的棺材底下躲飞机。老兵有很多很多很传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就是历史的记录，这些细节支撑了历史。
问：老兵的口述让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得以浮现，您能转述您所在做老兵口述时那些难忘的画面吗?
孟企平：长沙县老兵粟翼航，我最近才搞清楚，他是99军99师295团一营的一个排长，非常有特点。他的营长曹克人，二次湘西会战牺牲在湘阴，现在建了一个白骨塔，他被日本人把耳朵割掉，鼻子削掉，舌头割掉，眼睛挖掉，然后开膛破肚，颠死在一个墙上的。曹克人和他的士兵很惨。那个排死了很多人，粟翼航没死活了下来，他的头被迫击炮弹片打破了被抬下来了。现在我们正在联系他，做一个工作，想清明节接他到湘阴，重返那个战场，祭奠他的营长，让更多的人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些英烈。
健在的这些老兵，很多有故事的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需要细致的去甄别了解，我不是接触老兵最多的，郑鹏比我接触的多，很多都是他发现的，我擅长的是不断地了解接触老兵，了解更多的东西，更深入一点。
张默坚老兵，认识他的人很多，但是他没有仔细和别人说过他的经历，他去世前一个月，叫我去，给他做了口述，只做了录音没有录像。他把一生的经历详详细细、很完整的讲给我听，我才知道一些事情。所以这样的老兵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最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像方耀寰，现在还健在，还能够讲述，我反反复复记录了以后交给他自己看，补充哪个地方，修改哪个地方。他们随时有可能走掉，都是九十好几的人了，趁他们还健在，真的要抓紧，不然就没有可能去记录他们了。
问：您能谈谈您提起过的长沙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常德反细菌战的老兵亲历者吗?
孟企平：周海清，参加过常德反细菌战的老兵亲历者、见证人，非常有历史价值。每次采访都有一些新的东西，一直到最近，我参加完湘潭研讨会以后，我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常德细菌战与反细菌战在抗战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反细菌战研究所的所长和一个教授发言以后我才懂。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是非常不人道、残暴、卑鄙的一种战术。用细菌战来毒害无辜的老百姓，这是谁都不允许的。日本搞了两次细菌战，第一次在浙江金华和衢州，那次我们中国政府没有经验，当时也没有发现是细菌战，没有确定，没有很好的防御措施，所以后来没有证据来证明，日本不承认。但是常德就不同了，日本人打算在常德这个地方投下细菌，主要是鼠疫，通过常德蔓延到湖南全省，甚至是往西到四川、到重庆形成大面积的瘟疫，这样的话就不战自败了。这是一种很恶毒的手段，但是因为我们控制得好，死的人很少。当时成立了湖南省卫生防疫处，常德县卫生防疫处，派来了德国专家，还有留学德国回来的湖南邓亦伟。他们固定了证据，有标本，有化验结果。经过反反复复确认，采取了很科学严谨的措施，然后公布于世，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史料说死了几千人，但是那天反细菌战研究所所长说实际上只死了几百人，控制的很好。周海清就是在常德县卫生防疫处工作，常德反细菌战对于整个抗战的进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美国就说日本人如果再采用这种不人道行为，美国将采取报复行为。后来为什么扔原子弹，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广岛、长崎都是军事要地，我3月份可能要去日本一趟，就去广岛。我要看一看，不是幸灾乐祸。这是对日本的一种惩罚。(广岛)当时是日本南方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毒气生产所在地。扔原子弹，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跟常德反细菌战是有密切关系的。
问：现在很多人都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参加公益，您有什么建议?
孟企平：我和他们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我退休了，孩子也大了，没有太多操心的事，不存在没时间。可以集中精力来做这个事情。至于其他的年轻人，他们有工作，负担重。在他们有时间的时候来参加关爱老兵活动，肯定欢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首先尊重其他志愿者，欢迎每个人，即使他们对抗战了解的不是很多，只要参加都欢迎。作为一个志愿者团队来讲，不能排斥他人要尊重别人。你可能了解这一部分，他可能了解那一部分，即使他对抗战史研究的不深，只要他能够参加，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现在很高兴的是，有很多学生，甚至更小的孩子，都来关心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事情，我们这段历史就不会被人遗忘。
图：李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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