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能杰：能力之外做一个普通的记录者
来源：   2017-07-25 10:57:13

　　蒋能杰 ：1985年12月出生,2008年毕业。独立纪录片导演、 摄影师。 2009年成立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2016年成立《棉花沙图书馆》公益项目，2012年发起《抗战老兵晚年系列纪录片拍摄计划》，拍摄已经超过100多位。

　　32岁的他给人的感觉亲切、稳重、诚恳。曾三次辞职去拍摄留守儿童，六年间跟拍累积素材达几千G。中途也曾数次放弃回到城市，却最终放不下执念，辞职后继续去坚持。在回应各类问题时的那种平静让他显得更加稳重，他说自己不善言辞。

　　所拍作品有：《高山上的马夫》(入围 第四届全球华人短片大赛) ，纪录片《路》(入围 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常春庵》《婚礼》《打工梦》(入围2012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竞赛评优单元) ，《村小的孩子》 入围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展映一等奖。

　　抗战老兵纪录片《龙老一生》参加2013年广州高校巡展放映，并入围第四届凤凰纪录片盛典纪录片大奖 最佳提名奖 ，集美双栖影展 最佳纪录短片奖。

　　这个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当他无法改变能力之外的东西时，他只想做一个普通的记录者。记录儿童，记录老人、还有那些抗战老兵。

　　人类普遍缺乏热情，大部分人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离破碎的活动上，要使人有一种长久而深厚的热情去了解整个生活的过程是很难的。观察即批判，是批判性的注视，沉思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平静的心才能看清事物，但是除了自己，这世上没有什么方法、系统、曼陀罗、老师或其他任何东西能让你平静。作为记录片的导演，长时间地以年为单位跟拍采访者，那种长久的注视，那种安静与执着让人生有了持续的热情与沉思。

　　蒋能杰专访：在能力之外做一个普通的记录者

　　问：您一直在拍纪录片，对于纪录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方向，是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拍摄内容转向抗战老兵这个主题的?

　　蒋能杰：我对抗战历史的研究没有多深，中学时对历史感兴趣也是因为历史经常是文化课成绩最好的。

　　我们村子里有一位老人，村民都说他是远征军，在缅甸和印度那边打过仗。我也是上学后才知道什么叫远征军。真正开始接触老兵是在2012年，在做农村空巢老人公益图片展，拍摄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中年轻劳动力外流时，老人和小孩留守的状态。当时潇湘晨报出了一本书，书里的一个老人是我们邵阳新宁的老兵，他身体和记忆力特别好。当时农村空巢老人公益投资项目有一些经费是回馈给老人的，我就送去一些物资，老人家就跟我聊起来，他是第八军的，讲他抗战的经历，参军的经验。我本身是做纪录片的，也许是职业病的原因，就把它记录了下来。

　　当时想法很简单，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不赶紧记录，可能就没机会了，奔着这个目的，到2017年，记录已经超过一百位抗战老兵，绝大部分在湖南。

　　问：您偶然对老兵的关注是从普通的留守老人开始，拍第一个抗战老兵的记录片就获了奖，您的职业对于拍摄对象有一定的敏感，需要拍摄者有所打动的情绪在里面，那么龙老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如何抓住您的内心，让您坚持去拍摄了那么久?

　　蒋能杰：第一位抗战老兵拍的是《龙老》，2011年中秋节前两天，买了月饼，带些钱去看他。他记忆力特别好，讲话很直接也很直白，很坦诚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也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我当时就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他想死，这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可能是对现有的生活状况很不满(不是关于抗战老兵是否被认可的事情)，和养老问题有关。当然不是说他的儿女不孝顺，他就一个儿子。参军之前结过婚，打仗打了好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能不能回去，他的妻子不愿意再等，就让他改嫁了，回来后他就另外娶了一个，生了个儿子。也许是对现有的生活不满，也许是心理疾病，(打仗时也落下很多病)诸多的不满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

　　片子里的解释并不多，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整理，我们是民间机构，资金是众筹或者自己找的，非常有限。拍成了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用，也许会有用吧，就展播了，获了奖。

　　拍过的一百多个老兵，剪出来的不多，《龙老》的片子获奖后，拿了一些钱，也就十几万，基本上可以抵得上成本。

　　问：您觉得拍这个片子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题材还是因为拍摄的方式?

　　蒋能杰：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拍片子虽然有点不一样，但不觉得拍摄有多好，主要是题材好、有故事。我们很坦诚，拍摄的对象也很坦诚，跟他融洽相处，长时间去记录。《龙老》拍摄的跨度有三四年，我们其实也没有深入到他们家庭或者个人生活里面，只是比较完整。

　　问：长时间拍摄有关抗战老兵的纪录片除了《龙老》还有起其他的吗?您说资金的来源有限，对于您这样的民间机构如果没有资助还会继续去拍这样的主题吗?您所拍的老兵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蒋能杰：也拍了另外两个老兵，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很完整。是记录老兵晚年生活现状的。

　　我们拍摄主要三个地区，但是绝大部分在湖南，是一家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有人支持当然好，但是没人给钱我们也会去拍，五年里，陆陆续续拍了一百多位老兵。

　　虽然老兵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生活在城里跟生活在乡村还是有所区别，从资源上，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养老条件都有差别，有些乡村老兵看病会因为年纪和身体原因，医院不敢接，医患关系也紧张，医院还是挺怕的。

　　问：您认为拍摄抗战老兵题材和您所拍的其他题材有什么不同?拍摄中有阻碍吗?

　　蒋能杰：抗战老兵首先是一个老人，虽然我们拍留守儿童是希望，但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这几年比较好，社会对这些群体比较关注。但是，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排斥，对于老人，我们拍摄很谨慎，特别害怕摄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很小心，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我们也不敢长时间拍摄。

　　问：您拍摄抗战老兵这个题材，是带着个人的观点还是带着社会的问题去拍摄的?

　　蒋能杰：首先，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老人，我们拍了很多老兵，特别是跟拍，包括他的晚年生活，他的子女关系，社会伦理。这种问题其实回归到一个老人，他的身份虽然是抗战老兵，但抗战是他的过去，我们更关注的是他现在的生活，比如也包括：抗战胜利70周年时很多人去看望他，之后除了志愿者就极少有人去这样的状态。

　　拍一个东西肯定是有自己观点、自己的态度，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是隐藏自己观点的。

　　我的故事是我的画面、内容去讲故事，当你对一个历史的认知直接影响到片子是否客观真实(只是我所认为的客观真实，也希望客观真实去全力记录一些东西)你的态度有问题、你的历史观有问题，那么你出来的片子也会有问题，你的提问、你的引导、你的采访，都会导致你的片子是否客观真实。你的历史素养、历史的态度很重要。

　　问：对于您在拍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您希望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或者最终呈现给大众后，希望大众得到启发还是仅仅只作为一段历史的截留?

　　蒋能杰：我是这样想的，我的采访习惯一直在回归到个人。你别讲历史书上电视上看到的东西，就讲你自己看到的，你是怎么过来的，参军的经历，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一些事情。我不想讲一些对历史的评判，我只是想讲个人。

　　不管是抗战还是历史的态度，我们其实很少尊重个体，口述史不是口述历史，虽然历史也是个体构成的。我提供的个人口述史，希望它是一个稳健性的资料，我们的片子也会一直记录当下，希望它日后成为历史。

　　如果可以做为历史，我希望我的东西能给后代做一个参考，让他能更好去认知我们这个时代。

　　问：抗战老兵是特殊年代存留的特殊群体，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您长期拍摄这样的群体，对于您的认知有没有影响?

　　蒋能杰：肯定是有影响的!包括我们的朋友、身边的人都会影响到我们。我特别感谢他们，让我有事做，也让我对抗战历史多了了解。拍摄这个题材，又让我能够去学习，查阅资料。他们的经历也让我对战争有了更深层次地认识。

　　我有时会问他们，希不希望再打仗了?他们都说不希望。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对战争没有正确的认知，包括对日本问题，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打。包括当年，他们说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打仗，能通过外交和平的手段去解决争端，就不希望再有战争。我们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所以对于战争对于和平我的理解会不一样，他们会影响到我更理性地去看待一些纠纷。

　　问：您说您的纪录片是隐藏观点的，对于那些有态度有立场的纪录片您如何去看待?

　　蒋能杰：无论什么态度和立场都要对历史有最基本的尊重。我们是民间的，可以独立，当然希望这个立场和态度不要有问题，能尊重事实，让历史看到一些事实。

　　问：很多人都在拍摄抗战老兵题材，您觉得您拍摄的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吗?

　　蒋能杰：每个人拍摄的视角都不一样，对抗战历史的认识也不一样，我们因为拍这个题材对抗战历史产生兴趣，又去学习，用理解认知的态度去倾听每个老兵的故事，去记录。我们也拍抗战遗址，发生的战争，历史的老照片现在什么样了，也去了芷江机场，芷江授降地。

　　问：对于抗战老兵的拍摄，为了剪辑出来的效果在观感上比较流畅通常删减很多，会不会容易产生断章取义?

　　蒋能杰：我一般会从老兵的出身、家庭环境、背景以及怎么去参军的，去了哪些地方，有没有训练，到哪里打过仗，胜利以后的经历(这部分更有内容)，很完整地去记录。当然，剪辑出来的话会有取舍，你长期跟拍上百个小时，剪出来可能也就只有一两个小时。也会迫于环境压力，49年以后可能会有取舍。也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你会尊重事实还是扭曲些!我们拍摄的片子不太有旁白，即使有，也尽量呈现事实。不去做引导性的、批判性的、结论性的东西。

　　问：您已经拍摄一百多位抗战老兵了，您拍摄过程中是否会有选择，如果有，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蒋能杰：肯定会有，很感谢那些志愿者，拍摄前都是先联系当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他们给我们推荐最佳拍摄对象，也会提一些拍摄条件，比如：身体要好(老人都90岁以上)，记忆要好，也愿意和我们讲。我比较倾向于拍摄一些不红的、不同战役、不同部队的，尽量沟通，筛选调剂。我们是深度拍摄，不是截取某一段经历，

　　2013年拍的比较多，14年15年16年，陆陆续续拍，比较少，有故事的抗战老兵大多都不在了，好多老兵被拍的太多了，就不想拍了。 我们做的是深度拍摄，不像有些拍摄直奔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做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引导他们去回忆。问的也很细，是要作为一个口述史资料留存的，采访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会休息一下，慢慢引导，梳理好。

　　问：老兵所回忆的都是小的细节，对于大的战役不会过多了解，他们的口述会不有失偏颇?

　　蒋能杰：将领是一个回忆，下面士兵也是一种回忆，虽然他们叫不上战役的名字或者怎么打的，但是有些地名还是比较了解，在哪里打的，亲眼所见的战争细节他还是可以描述的。

　　问：纪录片故事性重要吗?您拍摄选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以社会问题来做选择?

　　蒋能杰：首先，纪录片有一定文献性，没有太多添油加醋去美化加工，很原始、很传奇的东西，这些客观真实的东西它有生命力，会继续。

　　纪录片也讲故事，故事也很重要，能让更多人看下去。有些国家纪录片是可以跟剧情片电影一样的，纪录片不太挣钱，但还有很多人在拍，很有勇气，他们的追求也让我很钦佩。

　　纪录片应该记录真实，记录生活，当然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各种问题，有些能够把它归结于社会问题，现在很多事也确实是社会问题，每个人视角不一样，看到东西也不一样，我会有倾向性，包括抗战老兵的拍摄，他们的生活现状，所面临的医疗、社保、社会体系、甚至他们子女的养老都会牵涉到。可能纪录片和剧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还会有都讲故事的纪录片，但是，纪录片是非虚构的，电影可能是虚构的，它的力量不一样，都是讲故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文：孙洪艳  照片提供：蒋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