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一段经历
来源：曹藝   2017-08-08 10:24:28

　　(一)

　　“九一八”事变时，我是年轻人中得讯较早的。因我当时正避难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看着日本同学喜逐颜开，更增加我的家国之痛。然而我是蒋政权下的通缉犯，虽在黄埔军官学校学过三年军事，算炮科专业的毕业生，却没有负干戈以卫社稷的权利。年轻胆壮，怎么也不甘心改弦易辙，用别的手段去抗日;我不相信，堂堂中华民族，会打不过小小日本军国主义。便决心到东北去到华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拼个你死我活。

　　1931年10月5日上海申报第13版刊登《各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 发起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改组幹事会以十五校组织之 同文书院华人部曹聚義为幹事

　　1931年10月5日上海申报第13版刊登《各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 发起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改组幹事会以十五校组织之 同文书院华人部曹聚義为

　　幹事

　　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为我作了安排，让我进京会同叶劲柏、宋文梅等五位急于抗日的好青年，结伴北上，进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从事对后援会高级领导人物的工作，帮助他们整编义勇军，坚持爱国初衷，抗战到底，力拒北平军分会的威迫利诱。最大要求是团结提高关内外风起云涌的义勇军队伍的组织纪律性，使成为强大精悍战斗部队，阻挡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我们投奔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时，这个会的名称已由“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一改再改而为现在这个全国一致拥护的抗日总领导机关，成为真正的人民团体。它是由社会上权威人士出面组织起来的，并无严格的编制。蒋政府迫于舆论不敢明目张胆地制裁取缔，却千方百计地阴谋破坏。

　　　我们找到当时当会长的朱子桥将军(注1)，他是东北人心向往的老将，因为年高事忙，不常在会主持日常事务，由曾任过省政府主席及黄埔军校领导之一的副会长何遂将军(注2)实际负责。朱何两位将军欢迎我们几位年轻军官来参加抗日义勇军工作。在河北省怀来县城头上风景佳胜之处，临时安置了茶座，何将军一面观景吟诗，一面同我们交换对时局的观感;笑谈中布置了会务，把平津郊外的号称二十万义勇军情况向我们扼要介绍，将进行一次严肃的点编整顿工作，我们的到来，正好解决了后援会领导机关人手不足的困难。何副会长委派我在他身边担任随从参谋，领中校津贴;同来的几位同志分别充任后援会总部的参谋或副官，支上尉薪。我从此结束了解甲为逋逃犯的日子，重着戎装，可算是喜出望外了。

　　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都已脱离东北各省，入关后聚集在平津四郊，他们的来源：1，由东北军正规部队现役军官，激于义愤，率领所辖部队打出义勇军旗号，抵抗过日军侵略，后被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瓦解和受日军追击而入关的;2，是各地旧军政人员激于抗日救国正义感组织起队伍，集中在平津附近的;3，一些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结合散兵游勇，收编农民封建武力组建成军的。据当时报刊粗粗统计不下30万人马，若凭来会报到登记的数字，则五十万也不止。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绝大多数是野心家小官僚假借名义，土匪兵痞、亡命之徒乘外患之际火中取栗，真正抗日作战的少，骚扰人民、残民以逞的多。可怜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添了无穷的灾难。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这个各路义勇军的公认上级，全恃国内外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捐助的钱物、军用品，才好引导义勇军走定抗日的正路。对一些乱世英雄的所作所为，只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受任为点编组长，既无资历可以服从，又缺乏处世经验，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也不打听一下。先我们这个组着手义勇军点编工作的，都有是先期通知受点部队，造报现有官兵花名册，然后定期责令该部队负责人员来到后援会办公厅，面对厚厚的花名册，统计报表，于烟洒笑谈间，协商人数、谈判条件，拔付饷银，批给被服械弹，而后双方应酬不绝，馈赠频繁。只有我这少不更事之徒，捧出后援会会长、副会长的将令，如同对待正规军一般，带着几位和我一样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参谋副官军需人员，一支义勇军一支义勇军去检查实况，该缩编的缩编，该载撤的裁撤，当点到一支在北平前门挂着“辽西义勇军第一支队”的李姓司令时，门口站岗，客堂送茶都是一个老年兵，最后查明这支义勇军是地道的父子兵，儿子是司令，门卫、副官、勤务兵都有由父亲兼差，他们前次请领过八千人马的津贴。我在啼笑皆非之下，不客气地勒令他当场卸下门口悬挂的招牌，从义勇军登记簿中把番号勾销了。

　　我第一次用会长副会长名义、大张旗鼓出城点编的是全国大小报刊头号字标题宣传以已久的“二十五万义勇军总司令唐聚五部。(注3)”此人来头大，他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藏山部的团长，不肯跟于藏山投敌，扯起部队收并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成立“辽宁自卫军”，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给的“东边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热河沦陷后他率部紧紧跟着后援会，以二十五万义勇军总司令名义，声明完全服从后援会命令，作为后援会的基本部队。我束装齐整，跃马前往他们的驻地点编前忐忑不安，又惊又喜。而离开怀来城垣前行不久，唐聚五将军竟派仪仗队郊迎十里，将到驻地，唐将军披挂整齐，立马举手为礼，军乐队吹奏三番号(一般是迎接上将指挥官的仪节)。我当时不过二十挂零的少年军官，那见过这样的阵势，真是受宠若惊。定下心细想，这种礼遇，他是冲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份上，对会长副会长的崇敬，不是对我个人而来的，心方定下来，便坦然回了个举手礼，和唐聚五将军几乎同时下马，携手步入辕门，进入厅堂，唐司令谦让我坐上炕，在北方，这是接待上客之礼，我却之不恭，客套中也就登炕随主人指点的座位盘膝而坐，这对我们南方去的小伙子都非常不习惯。在我们调整腿肱，设法适应肢体时，两位女侍端来茶水，接着摆开烟盘挑烟膏作泡，熟练地烧泡就枪，含笑搀扶我们对面侧睡，把烟嘴凑上我们嘴唇，请我们抽几口，不单是我，随我同来的几位点编委员，对待大烟枪与笑嘻嘻地偎依到身边来的女招待，顿时慌张事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我们定下神来，婉拒女招待的美意后，下炕到唐聚五炕座前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不亢不卑地请司令原谅我不识抬举。并说：“今天奉命点编大部，一切公事公办，不敢有所偏失，大部直属官兵，矣列队请点实数发放犒饷，至于所辖战列部队，当按大部造具的花名册计数，千军万马，埋伏青纱帐里，如何按月支薪，当报请会长、副会长审批办理，想不至有曲大部。唐聚五不愧为见过世面的将军，爽快地照我提出的方案办理。饭后把司令部机关官兵集合起来，排列一个大横队，让我们点数发放犒赏。总司令机关官兵和直属部队员兵，到点的十足为六千余人。在当时各路义勇军中，人员是最充实的了、但号称二十五万，则对埋藏在青纱帐里的数字，虚夸的太惊人了。事后才知道，我们当面报过数清点了的那六千余人中，也有数百名是当天从平、津两市花几毛钱一天雇来充数的游民乞丐临时兵。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点编大员，实在玩不过兵油子们掉的花枪。

　　总而言之，我第一次点编到唐聚五这样一支声威赫赫的义勇军，还算随机应变，不负使命，没有把后援会与义勇军之间的松松垮垮的领导关系搞砸了，会长副会长真心地夸奖了我们。我们按部就班，点编、整顿了一支又一支东北入关的真抗日军和假抗日的队伍，我们见识渐广，世故渐深，以相对花费较少、效果较大的实践，整肃了义勇军的名声，提高了义勇军的战斗力，以明显地提高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信。连刘黑七那样的惯匪，改途易辙而改编为义勇军，并发誓抗日之后，也不得不乖乖地服从后援会的指挥和纪律约束。

　　(二)

　　但是，教训很快到我们头上来了，一位叫贡沛诚的失意政客，从江淮间以抗日为大旗，收集了一群失意军官、亡命之徒，也团结了不少爱国青年，举起抗日铁血军的响亮大旗，多次招待京沪新闻记者，制造声势。而后联系津浦铁路局，辞别江南，携着一具棺木上火车，誓师北上。正碰上日军大举突破长城要塞，侵略华北，这支义勇军没有敢一试锋芒;热河之战倒是参加了，然而一触即溃，队伍涣散地回转平津郊外，贡沛诚销声匿迹。但抗日铁血军的旗子没有倒，由一群中下级军官撑持着，后援会排着日程点编他们。他们有失了亲娘的孩子重睹娘面的兴奋情感，热烈殷诚接待我们。点编的时刻，他们千方百计叫回旧部，也拉兵雇夫，弄来一大批贫困失业的城市平民充数，凑足了五六百人。这个部队在北平城和怀来城里都设有办事处，司令部则设置在居庸关左侧。除了唐聚五那支号称二十五万的义勇军之外，抗日铁血军贡沛诚部队，派头够大的了。我们去时，贡沛诚并未出面，由自称是司令部的处长、参谋、副官出面张罗。尽管让他们列队清点人数时，我们站到中间，列队的右首报告数便向左尾延伸，当面变戏法胡弄点编人员，但变尽戏法，怎么也数不出千人，可是围绕我们身边的官兵众口饶饶，坚称他们这个队伍经过热河考验，团结不散，足有五万之众。还保证数万员兵士深藏在青纱帐里，总数只会超过，决不会短少。我怎么也不明白，就凭居庸关到怀来城这些山岑沙丘，哪儿来这些青纱帐，足以埋藏得下几万健儿?可这是公开的秘密，当然不便追问。

　　我回转后援会向副会长何遂将军汇报情况，何将军含笑说：“不管铁血军还是铜血军，站得出几百人来听点，就是佼佼者了。如今后援会形势有变，不再是各路义勇军的淘金窟了，且再不能得到蒋介石的容忍了。只要有着抗日两个字，蒋介石非取缔而后快，我们已经奉令撤销了，蒙‘皇恩浩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朱子桥将军表示倦勤，我勉为其难，把所有抗日义勇军不论原来称什么部队，今后一律编为第五十五军的师、旅、团、营。贡沛诚说了大话，扶榇北上，如今眼见无名无利可图，早就撂挑子不管，到北平做寓公了。这支部队，在各路义勇军中，底子还是比较厚的，点编后就由我们接管起来，派我负责，编成一个团，作为五十五军的警卫部队，如果兵员不足，可先编成营。回头马上派连排长给你，先一个连一个连整编起来。”我从军校出来，从未带过兵，蓦然接受命令，不禁惊慌失措。不一会，何遂将军亲自指派叶劲柏、宋文梅、申屠彦等来任营连长，他们都是军校八期未毕业的同学，同时由有关组织派遣北上，和我先后到热河平津的，几个月来，有了相互了解，他们和我在同学关系上是后我几期的，可是社会经验个个都远比我丰富。他们信心十足，劝说我得此直接带兵机会，尤要珍视。目前不妨扎实一点，先编练成一个象样的警卫营。上有何遂军长作我们的靠山，又有西北军作我们的背景，天时、地利、人和，都于我们有利。我只身北上，实在也无退路可走，当下咬了牙根，接受下来。当即叩辞何遂将军，离开怀来城，奔往东花园择地组织五十五军警卫部队，把点编后交上朋友的几位参谋副官团结在我们身边，作为部队的骨干。认真订下整训计划，每星期六天训练，每天两节课两次操。我们把军校所学的一点本钱，一一施展在这些散漫惯了的员兵身上。义勇军改编为正规军，士兵很不习惯，官员们更怨气冲天，只有接到连排长委任的人员满意的，表示一定把队伍带好。

　　(三)

　　那知当年平绥线上，风云变幻，日本人急于谋我，恨不得一口气鲸吞华北西北。蒋介石更认为机不可失，在热河失守后，中央军已基本上取东北军的势力而代之，平津的军政力量，是中央军与东北军平分秋色。最令蒋介石坐卧不安的是冯玉祥在张家口高举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旗帜影响所及，深入人心。全国人民受够了先安内后攘外的窝囊气，听到有西北军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而且真的打了硬仗，收复凌源这一平时并不熟悉的偏僻国土，也觉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捐输支援。蒋最害怕冯和共产党有什么瓜葛，偏偏全国进步人士，纷纷奔赴西北，张家口的抗日民主空气十分浓厚。一九三三年春夏之交，一条平绥铁路，真是肝肠寸断，何应钦接张学良任军分会主席，坐镇东端，占据平津两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号称三十万义勇军和从热河抗战中全军溃退的孙殿英四十一军，驻防居庸关至怀来宣化。冯玉祥的西北军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张家口为核心，树着抗日大旗。路线折入山西境，则是阎锡山的老巢。椑横纵合，千方百计在做山西王的旧梦，晋绥军据守铁路线的重要据点。蒋此时的首要目标，是又骗又压东北抗日后援会和孙殿英军这支力量就范，倂入北平军分会直接指挥。退一步则让开平绥线的这一段地盘，以便中央军势力与西北军接触，从而消灭民众抗日同盟军，畅通全线，瓦解山西晋绥军、宁夏马家军，以限制红军的力量。我们五十五军的整训刚刚开始，便接到命令:五十五军和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合组为青海屯垦兵团，明令委任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何遂将军副之。我们这个小小卫队营，仍旧保留团的名义，直属屯垦督办，负责警卫工作，立刻停止训练，离开河北境界，假道张家口，向绥远宁夏西开。

　　屯垦军团拔营而起，北平军分会自然是拔去了眼中钉，然而军分会命令不出都门，铁路局无力拨出车皮，我们只能藉人马用腿脚一步一步走当年年羹尧征西的古道徒步行军。

　　在军人生活中，行军是苦事，我率领改编起来的青海屯垦军团卫队团(实际只一个营)出发。这支几天前还是“抗日铁血军”的庞杂队伍，一天走下来，队伍零零落落，落伍、掉队、偷鸡吊狗者有之，也有中途招揽进来的。连、排长使尽了力气，减员仍很明显。我和几位连长估计，这样下去，到了绥远宁夏，能保住1/3人数就很不错了。保得住营的名义便不容易，扩充成团，想也不敢去想了。不过宋、申两连长是西北军保送入黄埔军校的，此行人地熟悉。他们许下愿，等走到张家口，不受中央势力控制，一定可以弄到火车皮，则不至于大减员了。这一来不但士兵听了勇气倍增，我也十分鼓舞。

　　前面是土木堡，我们将进堡住宿一晚，我是记熟历史的，明英宗皇帝在正统十四年，御驾亲征，在此为瓦刺所败，乃皇帝被虏的地方。想去古战场看看，发思古悠思，心情很有点激动。不料到土木已无陈迹可看，宿下营来，我晚饭后正在洗脚，宋文梅神色紧张地来到面前，告诉我：他得到确讯，今晚我营将有兵变。贡沛诚的几个亲信，串通随行的一些失业军官将对我造反。我当即招请宋文梅、叶劲柏等几位黄埔同学商量对策，把特务排交给叶劲柏直接掌握，加强警卫，把宋文梅连紧靠营部而驻，全营戒严。我还是按时上床，按时熄灯。大约翌辰二时许，远处鼓噪声起，岗位喝令声与闯营争吵声，知道兵变还是发生了，不过气势不算猛。我是事到临头横了心，迎出住房大门，招请乱兵过来。乱兵见我没有武装弹压之意，几个人一商量，趑趄地向前来，不恭敬地举手敬礼。他们入室后安静地肃立着，不肯就坐，申明他们是抗日铁血军一群军官，从南京随贡沛诚舆榇北上，原存抗日真心，不料情况恶劣，每况愈下。部队点编后，大遭紧缩，他们眼看当官无望了。如今要徒步行军，实在痛心于前途黯淡。加上以我为主的南方新人占了领导职位，更难心服。经过西北军出身的我和我比较接近的几个连队排长劝导，明白我也是孤身北来，奉令长军，并无野心，也不结党营私，对士兵也无恶感，所以兵变很快和平平息。只要求今后部队扩充起来，能让贡部旧人公平选入当职官员，行军途中能不受饥挨饿，大家和衷共济，同挡忧患，挣扎到目的地。我实在想不到土木之变就这样有惊无险，相反，加深了我与贡部的私人友谊。

　　土木之变平息，我们又徒步西进，行军中几百人的军食问题，却摆在面前了。和叶、宋几位商量的结果是，大队出发之前，由我会同几个连长先出发。这样一来，艰苦程度倍增了。我是南方人，一开口，农民听了就有反感。不过北方老乡到底宽厚老实的多。我轻叩柴门，请出老乡，对他们说明情况。老乡们听后每每同情我，我便当场拿出现款购粮。遇到将要宿营的村庄，我轻声轻气和老乡商量。除伤病员不得已请安排住民房外，其它官兵，一概在村口屋外睡觉，决不妨碍居民生活。自从我自告奋勇打了前站，部队顿顿吃得饱。走十里八里，休息一会，总有茶水可喝，全体官兵对我产生好感。无意中听了原来怀有敌意官兵们议论，我的行军的困苦一下子抛失无余了。这一天，我和叶劲柏打前站。烈日炎炎，越走越热，既无处打尖买杯冰水，更无瓜果摊贩。前头遥遥看到一颗绿树，便觉精神奋发，急急奔上前去，能乘一分钟荫凉，也是无上快活。到了下午，汗已流尽，舌干唇焦。急急奔向鸡鸣驿，准备今晚宿营。日色偏西，估计是未末申初了，是徒步行军到了最疲惫的时刻，忽闻晴空隐隐有雷声。抬头看看并无片云，也就不作理会了。又走了一阵，右边远处，传来阵阵轰鸣之声。叶劲柏有些惊觉，他建议加点脚劲，尽早赶到宿营地，安下心来好好睡一阵。说话间，右首响声已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身旁一批一批行人奔跑起来，他们互相传话要快跑，前面有条干河，该抢在大水潮头前面过去。不然河水满起来，说不定要一天两天，河这边是找个宿处也难。我们闻言跟着快走，气一鼓，劲头大增。右望远山，半隐在云气中，似乎真的要下大雷雨了。轰鸣声更大了，有如千军万马奔腾，又如狂风暴雨骤至，叶劲柏说：“简直是八月十八看浙江大潮将到面前的声势。”但晴天朗朗，右首无山渐次开明，而右前方的水流石转声音，震动心弦。面前两岸夹着的一条被利用为骡马大车道的干河自北向南蜿蜒着，赶路的群众一声喊“赶紧冲到对岸去”我和叶劲柏来不及商量，跟着人们赛跑，，右手不远处黄浪轰着大小石块滚滚而来，催着我们竭尽吃奶气力攀登西岸。爬上岸顶回头一看，捏了一把汗，身后水头已过去数丈。原来不过几丈阔的干河车马路，一下子泛滥成阔达二三里的黄水河，洪水带来的石块，大的如一间农民房子，中等的也有几百斤重，压死或冲走骡马、大车。我们看着实在后怕。幸亏一鼓作气冲到彼岸，大难不死，不知不觉间又过了一次鬼门关。转眼西边一座城池就在眼前，原来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预定宿营地鸡鸣驿。听了途人之言，赶一阵路，却提前到达目的地了。鸡鸣驿，黄帝与蚩尤当年于涿鹿之野的古战场。我这半吊子历史爱好者雅兴勃发，指点山下原野，幻想当年两军大战，不禁吁了口长气!

　　(四)

　　经几天的徒步行军，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大站——张家口，进入冯玉祥西北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在出发前，何军长再三叮嘱，到了那儿，一定要严肃军容，遵守纪律，爱惜军誉，可以整休一天。宋文梅、申屠彦等西北军老战友，一提到张家口就流露出特别情感，今天到了真如女儿回到娘家，更加愉快兴奋。把我安置到旅店里，说是民众抗日同盟军已派专人招待。我从北平徒步到张垣，身心两疲，一朝被优待，从心里倍感舒适。

　　自从进入张垣，宋文梅十分活跃，队伍由他率领驻进营房。他转身回来，殷勤招待我。人们见到我，以异常的目光相看，表现的尊敬过分了，这后面会出现什么事故呢?宋文梅避不作答，叶劲柏则对吃女招待，半天泡在浴池内乐之不疲。问急了，宋文梅说:“老学长别着急，不会出什么问题。方振武将军在此执政当权，他对我们何遂军长很尊敬，也久仰你的大名，日内将亲自接见你，会谈后再从长计议吧

　　好容易住到第五天傍晚，宋文梅满面笑容地来见我，说明天上午方振武将军(注4)特意接见我。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方将军正在指挥民众同盟军继续抗击入侵察哈尔的日寇，军书旁午，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这颗小卒子，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我一生中，也是非常的一次幸遇。

　　在惶然中，由宋文梅(注5)带进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方将军肃坐着，让副官引我进办公厅，在靠近他身边的左前方座位上入座。方将军在我敬礼入座后，和蔼地开言说：“你亲率部队从北平郊外徒步行军而来，一路辛苦了。整休了几天，精神体力恢复得如何?我们这儿偏僻贫困，条件不好，招待不周”。“前辈言重了，属下身为军人，行军是应受的锻炼。久慕将军爱国元勋，得仰高墙，实为此生大幸，敝部过境，得沐假道，不胜感激，乃蒙大部殷勤接待，实在惭愧，尚请前辈指导。”我结结巴巴地表达一阵。方将军不让我讲完，截住话头说：“国难当头，少年人远渡关山，只身北来，几天工夫，把骄虚垮浮的一个抗日铁血军整训得像支部队，昨天我已经亲自看过你的警卫团。部队不大，气象焕然。一路下来，减员不多，看来会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说假道西开，我看不必了。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目前全国唯一真正在抗日的，你北来干什么?一句话，是来抗日的，何不留在此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序列，既抒发了抗日铁血军的初志，也遂了你北上抗日的宏愿，不知意下如何?”

　　事出意料，但句句说到我的心上。我迟疑间，方将军又开口了，他说：“从何遂将军口中，从你率领未久的部属，都赞佩你的年轻立志，能吃苦耐劳，遇险不惊。我们欢迎你这支部队，拟改编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新编第十四师，由你任师长。目前你这支小部队，说是团人不足，说是营人太满了，目前这儿还没有你们这样的营，凭着你的威信，让宋文梅等几个本来出身西北军的老军官出来号召，一师之众，不难凑集。因为对日军作战，实实虚虚，把番号夸大一点，所以震慑敌人!”

　　听了方将军的安排，我的书呆子气大发，一个立正，面对方将军说：“前辈抬举了，后辈一心抗日，正苦报效无门，能列为誉满全球的同盟军行列，幸何如之?誓当效命麾下，作一名马前卒子。不过小子幼习庭训，孔孟之道积染已深，一时很难随机应变。此次北上，得朱子桥老将军和何遂恩师信任，付以重任。今不能把部队带到目的地，虽部队找到更好的出路，小子个人总觉有负师长。部队当然留在张垣，听候改编充实。可否准我请几天假，去找到何遂将军请罪，听凭师长酌情处分。若放回来，则随马执镫，当个二等兵也十分荣幸，不计较什么官什么长了。”

　　方将军闻言大悦，执着我的手大摇，连声“好!好!”直送至办公厅大门而别。

　　别方振武将军的第二天，我一早奔火车站赶头班开北平的火车。还没有弄到车票，一群原抗日铁血军的编余军官，汇同驻站保卫人员，把我和叶劲柏五花大绑，捆置到一座大厅的二楼。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法处搜查我的行李包中带的《涛声》周报，查明我确实是北上抗日的爱国军人，无条件释放了我。到北平得何遂将军奖励再度西行，于西直门车站被拘捕，陷蒋孝先的囚笼。不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日蒋夹击消失了。青海屯垦军行到包头，被蒋介石暗中调动的马家军和大青山下来的土匪联合吞吃掉。蒋政府下令通缉孙殿英。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也罢，青海屯垦军也罢，民众抗日同盟军也罢，一一都成陈迹。我的一段生平历程，也告一段落。

　　注1：朱庆澜 近代爱国将领。字子桥。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奉天(今辽宁)凤凰、安东县知事，奉天督练公所巡警总局办事，成都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第十七镇镇统，通电响应四川独立，任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副都督，1911年后，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代理民政长，黑龙江护军使。1916年任广东省省长。翌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将省长亲军20个营交还陈炯明，改编为护法军，直属于军政府。不久受桂系军阀排挤去职。1922年任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1924年后从事慈善救济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募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义举。 1933年又以款项援助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到西安，办理西北地区赈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保护知名爱国人士。1941年病逝于西安。

　　注2：何遂，福建闽侯人。字叙甫，笔名贱夫。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大学第二期。先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曾任护法军政府靖闽军总司令、直隶军官团教育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曾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陆军第四师师长、航空署署长，黄埔军校代理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辽吉黑抗日后援会副会长兼主任干事、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西南行营总顾问。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活动。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何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近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何遂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28岁奉派赴欧美参观世界大战，36岁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长，授衔空军中将。北伐中，他奉蒋介石之命，策反了吴佩孚的主力;他一生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从力主抗日，发展到反蒋，抗战初即与中共高层建立了联系。他的三子一女二媳均在抗战初或解放战争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他的家族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过杰出贡献。

　　注3：唐聚五,满族,1898年出生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省).1915年，投入奉军第二十七师当兵，作战勇敢，累升至营长。1926年，入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步科学习。毕业后任奉军第三、四军团卫队旅第四团团长。1928年12月29日，调任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部辽宁省防军第一旅第一团中校团副。“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公开投敌，遂率部重建第一团，举旗抗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统率十九路义军(后增三十七路)指挥所部积极打击日伪军，先后收复通化、新宾、柳河、宽甸、辑安等10余县，1932年8月，张学良决定在通化成立辽宁省政府，任命其为主席兼陆军中将衔辽宁自卫军总司令，成立6个方面军，同年10月，日军调集主力高波旅团进攻自卫军总部。遂指挥所部英勇抗击，因弹尽援绝，被迫率余部绕道入关休整队伍。1933年初，所部被编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第三军团，任总指挥。不久，热河抗战失败，所部被强行缩编为第四十军庞炳勋部补充团。同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遂召集旧部，加盟抗日。1938年7月，被任命为东北游击司令，率领部属，积极参战。分别在迁安、玉田、宝坻、遵化和青龙等县袭扰敌人交通线和军事据点。1939年5月16日，在迁安县平台山与大股日军遭遇，指挥所部与敌激战两昼夜，击毙敌军百余。18日，被日军重重包围。遂率部突围，行至山腰，猝遇敌人增援部队，腰部中弹，然顽强拚战，连毙日军数名。不久，日军溃退，率部乘势继续突围。途中，又与日军遭遇，再度中弹，壮烈殉国。

　　1930年入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八期)炮科，1932年因党组织遭破坏逃离军校。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

　　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回陕，任杨虎城部17路军特务营营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日，执行杨虎城将军命令，率部解除了警察及宪兵武装，搜查西京招待所并扣押了陈诚等蒋介石主要随员;后负责看管蒋介石。

　　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西安人民大厦总经理，中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1955年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