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中午,中国抗日军人龙光华在合江县城家里安祥去逝,享年97岁。
2018年5月24日下午,我们在合江县城最后一次看望了大桥镇旭照街村16号附69号抗战老兵龙光华,他向我们又一次详细地谈起他的过去,我们结合过去影像综合整理如下:
我叫龙光华,1922年2月22日生于合江县旭照乡柏香湾,父亲龙宇银(龙吉龙)和母亲龙唐氏共生育3子1女,我是老三,全家租板桥那里吴家、刘家土地种。我十岁左右在高山咀刘春林那里读私书,学了百家姓、学儿……上半天在家里干活,下半天读书,我每天向老师撒谎,找自己迟到的原因。那时的私塾是学生到校后,就被关在教室里,连解手也要拿着老师的戒尺才能出去,晚上放学才能回家。后来,老师是知道了我撒谎的原因,还是想我留在学校认真学点知识怎么的,就在我们男生的脚踝处用墨水画了一圈,第二天上学要检查,这圈墨水还在,就进教室读书,这圈墨水不见了,或者这圈墨水弄花了就要受罚。每天要干活路的儿子娃儿,这圈墨水到第二天肯定不会原样保留。在老师的这种苛责下,我只读了半年多私塾就没有读书,回家干农活了。
抗战老兵龙光华
我满了16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老家在抽壮丁,我们家三弟兄,符合“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我们家都要去一个。第一年,保长对我家说:“你家出一担谷子,我帮你家顶一个壮丁。”父母凑了一担谷子给保长,就躲过了这一年。
1939年在我满了17岁的正月间,眼看又要派壮丁了,父母送我和带路的江易舟同路,走了十多天,经赤水、土城、习水、遵义到贵阳,我跟婆婆的叔伯弟弟罗炳全舅公学泥水匠。当时罗炳权是参加了袍哥的,是袍哥里面的洪帮,人称“罗大爷”,在当地是很说得起话的,我实际是找一把保护伞躲壮丁。我学泥水匠,主要搞竹杆夹的隔墙,用石灰、煤粉沙、谷草、头发等原料,混合成泥状抹在壁头墙上。罗炳权舅公又是师傅,收我当学徒三年都没有工资,只有过年有时给2-3角钱的牛儿票子,平时只包吃住,纯完全是白干。两年过后,我也背着师傅接点私活干可以找点烟钱。
20岁那年,也就是1942年的正月间的一个早上,师傅早就起床了对我说:“今天可能要抓壮丁哦,你自己躲一躲。”师傅走了,我也就随后赶到师傅吃早饭的南街子。刚出门,两个街坊前来对我说,他的屋子漏了,要我去帮他修下房顶,活路不多,一会儿就可以完。我就跟随他一路走,刚走到胡同口,他们两个人就贴到我身边,说是陪着我一起去。实际是他们夹着我带到了五分局(当时贵阳的一处兵役局),在那里呆了半天,我就被送到贵阳师管区,关在四川路的一间小屋里里,我这样被抓来的壮丁有一百多人,我们都属贵州补充一团。
补充一团怕我们逃跑,每天都把我们捆绑着,在四川路那里停顿了三天,我们就被捆成一串串,开往安顺去换衣服。师管区送兵的人看我老实,出发前一天就派我去挑运东西,我到了安顺时,新兵们早就到了。听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部队,二天后就要岀发了,当地政府为我们饯行,特意杀了一条牛来招待我们,每个新兵都发了一张毛巾,吃饭时还放了鞭炮。
我们在安顺换了军装后,就朝向昆明走了,坐的是从漳益开往昆明的运煤车,我们一身漆黑。说是到昆明坐飞机去印度的,不知怎么后来就变了。我们到了云南南厂机场,没有人来接应我们上飞机。我们滞留下来,这么多人要吃要喝怎么办?师管区送兵的就想出了一个修路养兵方法,把我们带到普洱参加修铁路。我们才有了饭吃,部队上规定,每顿饭每个人只吃十分钟,时间一到,立刻放下饭碗,不管你吃饱没有吃饱。如果现在的米饭,十分钟也就能够吃饱了。黑心的长官,为了多赚钱,让我们少吃粮食,在大米里面掺入沙子,吃饭时必须小心翼翼,牙齿就有不保的可能,我们一直都处在半饥饿状态。
一年多,也就是1943年夏天,部队才接到命令,开往缅甸和泰国、老挝的交界边境,在景洪与老挝泰缅三角区的边境上,我们防止驻泰国老挝的日伪军进攻滇南。
我们坐火车经开元、勐白、墨江、勐腊到了蒙自师管区,铁路的尽头沅江下了火车。在南厂出发的时,部队开小差的人就很多了,大家都悄悄逃跑,到了沅江,我们一个班,只有那么四、五个人,一个连才只有几十个人,营长在中不见了。部队怕我们再逃跑,晚上把我们几十个人都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出去,外面有几道岗哨,只要抓住逃跑的,就地枪决,我们都不敢跑了。
到了佛海县(查资料就是现在的景洪勐海县)那里进行训练,编入国军云南警备93旅278团1营3连1排,团部驻地佛海县、团长叫罗北刚,连长是河北人,排长胡xx,当时一个连只有十几个老兵,其余都是我们这些新兵,我们第一次模枪,几个人打合一枝枪。用木棍训练一段时间后,才发装5颗子弹的步枪。
在佛海县训练了几个月,我们就拉到澜江湾一带负责警备任务,在安澜山上准备与日本鬼子打仗了。我们是二梯队,前面还有主力。我们在山上挖交通沟,修筑工事。安澜山是云南与老挝、泰国交界的一座山,山上是中国,山下就是泰国。我们住在山上,山下就是鬼子。凭肉眼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公路上来来往往非常繁忙。我们在山上的战壕里,吃的用的,是后方做好用马送过来的,水用竹子茼茼装,我们又住了好久。在交通壕里,用柴搭架子安上竹签子,用罐头盒(竹子茼茼)做警报器,用棒棒敲,5响表示有情况,3响表示换岗,2响表示联系,这些都是经常在变化。有一个新兵人小,不小心弄响了几下,子树上的哨兵还开枪了。连部电话线架到了营部。
.一天,终于等到上级的命令了,要我们马上进入备战状态我们每个士兵,一人发了一个大黄粑,说是三天的口粮。电话线已经架到工事前面。我们每个人都把枪支、子弹检查了又检查,只等鬼子的到来。前面的枪炮声隆隆,硝烟四起。我们握紧了枪杆,心也在咚咚的跳个不停。前面枪炮声响了几天后,就稀疏下来了。我们紧张地看着连部战壕,看看是不是该我们补上去了。正在我们紧张时传来一个好消息:我们打赢了!鬼子惨败着撤退了!我们白紧张了一场。战斗结朿,我们还憋在战壕里,监视着山下。几天后,师长带着我们到泰北老挝去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部队从泰国到安南再到河内,头一天在河内露营,第二天是在翻山,路途中蚂蝗很多,上个厕所没多久蚂蝗就会粘满手。
1946年秋,我们部队整编为国军26军93师278团(后我又到277团)1营3连1排,先是二等兵,后是通信员、副营长的勤务兵,我们调回云南保卫昆明。
这一驻扎就住到了1949年底,龙云起义后,我们部队没有参加起义撤到边境途中,我开小差到个旧,进入云南个碧石铁路公司当了职员,解放后,铁路公司军管会公安科军代表董开富(四川人)介绍我当了铁路警察,还当押车班长。
1952年夏天,我拿着铁路公司军管会的转业介绍信,回到了合江县老家。我后听家人讲,才知道当年在贵阳,舅公师傅以50块大洋的价格把我卖了壮丁,顶替别人当兵的。我回了石坝湾家后,把介绍信拿到了县里,县里安排我在老家工作,参加发土地证、当过互助组组长等,在大桥区当了水利员,一干就干了好多年,后又调到多种经营办公室,负责生资和粮食栽种等。
1954年春,我同张开桂结婚才几个月,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叫不开门,把门撬烂进去,才发现她得急病死在家里了。1956年9月,我同付素珍(旭照人)结婚生育3子2女。
八十年代初,我在大桥区供销社退休,大儿子龙四海顶替。我现在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身体也硬朗,想到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我才觉得可以了,活着真好,生在旧社会,乐在新社会。
2015年9月,我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7000元一次性慰问金。
志愿者和老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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