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录彬：怀念爷爷于典
来源：烽火HOME   2019-08-31 09:55:28

　　我对爷爷的敬仰，从记事起就开始了。爷爷是革命烈士，是为国牺牲的英雄。我爸爸12岁时，爷爷就牺牲了。我从没有见过爷爷的照片，但在心灵深处，早已把爷爷作为前进路上的航标了。

　　我的爷爷于典(莒县民政局档案写为于点，烈士证书上为于典)，1912年出生在莒县龙山镇于家店子村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我的老爷爷是以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兼开私塾，爷爷有一个大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人的生活也算其乐融融。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从此，我的家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起了动荡不安的生活。爷爷参加革命就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那时爷爷24岁，在我们于家店子村当村长，不久又当乡长，受到同村人的爱戴。爷爷当村长的时候，日本鬼子就驻在村东4里地的纪家店子村，日本鬼子到村里抢老百姓的东西，爷爷为了保护村民，被日本鬼子用枪托子打得鲜血直流，最后都化脓了，伤口好几个月不愈合。

　　1942年10月，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九里区任区长，后任桑园区区长。爷爷很少回家，家里的活都是奶奶一个人干。抗战时期，爷爷支援抗战前线任务繁重，不分昼夜，出生入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爷爷又继续参加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支前司令部，参加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那时解放区党政机关和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莒县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命令，组织了几批民工担架队、小车运输队为前方抬伤员运送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济南战役以全歼驻守济南和外围守敌10多万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王耀武的辉煌胜利结束战斗。

　　1948年，爷爷在区长的位置上已工作了6个年头。爷爷在任区长期间，领导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动员村民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大量的民工出伕子抬担架，为的是抢救在前线运下来的伤兵员，爷爷总是战斗在第一线。

　　在莒县招贤领导伕子期间，还有一个故事。天上的敌机不停轰炸，谁都有被炸死炸伤的危险，但爷爷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边组织民工支前，一边还要保证民工的日常生活。在两三天吃不上饭的情况下，出伕子的民工都饿极了，有的拉着爷爷的衣服，有的坐在地上不走了，还有的人直接大喊，“吃不上饭怎么干活，杀于典吃!”爷爷四处查看，不一会功夫，就和通信员一起，拉来了一头被炮火炸死的驴，到村民家里找口锅，扒皮清洗后，驴肉下锅煮好，吃了驴肉的民工一下子就有了干劲。这事到现在，莒县境内还有好多老人在口口相传。

　　山东是解放较早的省份，抗战胜利后，土地革命开始，每个人的心情都无比兴奋和激动。家中分到了农田，本应该积极建设家乡，过幸福的生活，但中国还没有全面解放，淮海战役胜利后，爷爷作为支前民工的领队干部本可复员回家，但在军区动员南下的气氛中，继续支援前线，爷爷积极报名参加。1948年2月，爷爷和山东南下干部一起，到临沂南边的陈家埠集训，在那里，认识了冯立泰(长岭官路村人，四川省老干部局局长)、张洪宝(和爷爷一起被杀害)、史效恩(莒县于家庄人，在云南省昆明市离休)、王立店(永川地委离休)等莒县南下干部。

　　爷爷于典从此离开家乡，到江淮军区(皖北)滁县地区就地分配工作，主要任务是为渡江作战筹粮，发动群众支援作战。1949年2月至1949年4月，爷爷任安徽省嘉山县官店区区长，史效恩任宣传委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完成任务，又接到上级命令，华东支队干部在滁县地委集合，成立了苏南、皖南、浙江、 赣东北4个前方办事处(简称前办)。莒县的支前干部多数分配在苏南和赣东北前办，等待过江执行新的任务。

　　国共谈判破裂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爷爷和南下干部们一起，于5月1日从扬州经瓜州过江到镇江，紧随解放军沿京沪线东进。在苏州住了几天，又继续前进支援上海战役。上级给的任务是组织转运前方需要的米面粮食等物资。上海战役于5月12日正式开始，5月27日结束，宣布上海解放。

　　上海战役结束以后，二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西南进军，解放大西南的指示，为做好西南地区解放后的接管建政工作，决定以宋任穷为团长组建西南服务团。来自山东解放区、已完成支援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任务的3000多名支前干部(其中包括爷爷)，全部转为西南服务团建制。

　　爷爷就要开赴大西南，临行前在南京集合待命时，给他的三弟弟(我的三爷爷)写了一封信，让人捎了回来。大体内容是让三爷爷好好孝敬父母，好好和村里干部团结好，自己在外面很好的，吃得好，穿得好，走路就是电车，还照了不少的照片，一起放在信封里捎来，让父母找个相框挂起来。现在看来，就是让家人放心不惦记。

　　这是爷爷于典的一封绝笔信。从此，家中再也没了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50年2月传来牺牲的消息。现在这封信已经从三爷爷手中给了我，保存起来，每当读到这信时，我都心情沉重。

　　爷爷于典在南京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踏上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途。头一段从南京到武汉是乘火车去的;第二段从武昌到岳阳因铁路被国民党破坏了，只能徒步前行。特别是从常德到重庆都是大山区，山高路险，加上阴雨绵绵，气候寒冷，路滑难行。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于12月下旬到达重庆。据了解，1949年和爷爷一起南下到四川工作的莒县干部有30多人，爷爷担任西南服务团一团二支队五中队中队长。爷爷和战友们到达四川重庆。在川东军区党委成立后，爷爷被分配到原川东地区的璧山地区(后改为永川地区)工作，他们一到工作岗位就同地下党和当地干部一道积极投入了接管建政和征粮剿匪斗争。

　　爷爷所在的南下部队在第二梯队，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人生地不熟，北方的干部到南方接管重庆政权，当然会受到国民党政府残余势力的反对。川东区党委成立后，爷爷被任命为璧山县委副书记，担任川东璧山地委征粮工作队队长。那时的官，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提拔也快，很多都是临危受命。璧山县属于山区，地形复杂，国民党残匪特多。爷爷履新不久，就带领工作队下乡征粮，途中经常遭伏击，好多人都是在伏击中牺牲的。

　　据重庆档案馆资料记载，下面的史实再现了爷爷当时在璧山的情景：位于重庆西郊的璧山县于1949年12月1日迎来了解放，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国民党部队溃退后遗留下的小股部队，与地主恶霸和土匪特务相勾结，伙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利用璧山周边山多林深的地形特点占山为匪。解放初期，璧山县有6个区，35个乡，有一半的区乡遭受过匪患。土匪到处造谣惑众，攻打县乡政府，阻挠新生人民政府的征粮工作，骚扰百姓，无恶不作。当时盘踞在璧山东西两山上的土匪有10多股，总数有4000多人。其中三股势力较大，土匪头子分别为陈国章、张绍良、黄荣卿。在1950年春节前后发生了土匪暴动，其中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土匪攻打璧山县城。1950年1月7日，匪首张绍良勾结了一帮铜梁的土匪共约700多人，从大兴方向向县城攻来，并设指挥部于茅莱山上。这次战斗，土匪死伤30多人，被俘10多人，守城军民只牺牲了城西征粮工作队的两名同志。土匪攻城失利后，并不甘心失败，反而发动了报复性的土匪武装暴乱。

　　1950年2月8日，太和乡(现石院)境内的土匪陈兆周率匪攻打太和乡政府，当时爷爷于典正在此政府召开会议，正是在这次暴乱中，爷爷于典和其他干部8人被残酷枪杀。在历时两个月的土匪暴乱中，有13个乡政府受到损失，仅被土匪枪杀的农民就有34人。

　　爷爷牺牲两个月后(1950年4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璧山县独立营成立。12日，独立营围剿二区境内的土匪，首战告捷，生擒匪首巫焕云，并乘势围剿了张绍良一股的土匪。“烈士的鲜血换来了胜利，鲜活的生命铸就了和平”。当我们享受着安宁与和谐的时候，不能忘却这些璧山人民的优秀儿子。爷爷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8岁。

　　家中听到不幸的消息时，老老少少都悲痛万分，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连个尸首都不见。奶奶守寡，拉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的抚恤只有几百斤粮食。莒县人民政府颂发了烈士证书。过了几年，老姥姥由于不识字，把烈士证书当成废纸做了鞋样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没有烈士证书，竟有人胡说我爷爷投了台湾，我的家人成了“台属”。于是，三爷爷被关到了牛棚。后来三爷爷打听到爷爷的战友史效恩，是他给莒县民政局写了一封信，才让我们家人幸免于难。正是这封信，让我们了解了爷爷的革命历史。1984年补发烈士证明书时，莒县民政局把爷爷牺牲时的地点和生前职务搞错了。三爷爷在世时，我还用自行车载着他老人家，到王立店老家(莒县龙山镇小唐芳村)打听爷爷的消息。当时我还小，自行车翻到路边的沟里，两个人都摔到了沟里，万幸没伤着。1993年，奶奶去世时，家人为了祭奠爷爷，在老家给爷爷做了个空坟。现在才知道，璧山县于1955年早已给爷爷等79位烈士立了碑，每年璧山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和学校师生在清明时节都到烈士陵园扫墓，接受爱国、爱党教育。

　　2016年清明前夕，莒县民政局在莒县烈士陵园又给爷爷立了一座碑，我们每年要到烈士陵园给爷爷扫墓，要去重庆太远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网上查找爷爷的信息，先是查到重庆璧山县档案馆蒋志鸿的一篇文章，后来又在日照百科上查到冯立泰的回忆录。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些文章，经过好心人的帮助，联系上了重庆璧山区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现在等待他的消息，以期收集更多关于爷爷的事迹。北京的好心人发来爷爷的照片，我从网上买了关于西南服务团的书。感谢现在这个时代，对革命烈士的敬重。作为后人的我们，也真切感到，爷爷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作者为于典烈士之孙，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