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双枪老太婆”
来源：人民网 邓叶芸口述   2019-11-01 14:38:04

　　敢与世俗作斗争

　　母亲邓惠中原名张惠中，190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城外长滩寺张家湾。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儿，也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姥爷姥姥特别疼爱她，对她百依百顺。但有三件事，姥爷姥姥和母亲的意见却无法达成一致。

　　第一件事是读书。幼年时，母亲见3个哥哥都在上学读书，十分羡慕，希望姥爷也能送她去读私塾。但那是封建年代，对于母亲的要求，姥爷果断拒绝。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在哥哥们放学回家后，守在他们身旁，学习念书识字。

　　第二件事是裹脚。母亲八九岁的时候，姥姥就照风俗给她裹脚。当姥姥裹好后，半夜她又偷偷地解开。有时母亲到亲戚家作客，因脚大而受人嘲笑，但她却不在乎，大大方方地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正因为没有受到裹脚的伤害，才为她以后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的身体条件。

　　第三件事是结婚。母亲15岁时，因长相清秀、聪明能干，前来说媒的人不少。但母亲反对包办婚姻，多次拒绝姥姥和媒婆的牵线搭桥。迫于无奈，姥姥只好答应母亲，为她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对象。一天，姥姥让母亲藏在闺房里，说相亲的人要来。于是，母亲从门缝偷偷往外瞧。不一会儿，一位中等个子、大眼睛的男青年，在众人的陪同下进了屋。母亲见青年文质彬彬，很懂礼貌，点头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位青年就是我父亲邓福谦。

　　父母结婚后，母亲住进了父亲任教的江西馆小学。在学校里，母亲听着孩子们清脆悦耳的读书声，格外羡慕。有时，她还站在教室门外听老师讲课，很久舍不得离开。

　　母亲渴望学习，想做一名有文化、有作为的新女性。于是，她自修小学课本，并在父亲的鼓励帮助下，于1930年考入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怀着对父亲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邓惠中。
 

　　支持父亲去延安

　　1933年，母亲从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江西馆小学教书。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全国，也牵动着父亲的心。

　　一天，父亲回到家里，严肃地对母亲说：“惠中，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坐等灭亡，我决定去延安参加抗日。眼下3个孩子还小，以后全靠你把他们拉扯大。”虽一时难以接受父亲的决定，母亲仍坚定地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常对我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国，才有家。你放心地去吧，孩子交给我，我一定培养他们长大成人。”

　　几天后，母亲典当了家里仅有的一点薄田给父亲作路费，收拾好行装后，带着我一起送父亲到了重庆。那时我5岁，母亲依依惜别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丢下我们去革命

　　父亲去延安前，把他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了母亲认识，一个叫王召，一个叫蔡衣渠，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母亲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母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农村教书。她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在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整天都很忙。母亲来自农村，对农民生活很熟悉，加之关心农民疾苦，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成了朋友。她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壮大了革命队伍，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革命工作，母亲去农村前就把姥姥请来，照看我的双胞胎哥哥，只把年幼的我带在身边。后因工作实在太忙，母亲把我也送回了岳池老家。

　　我们兄妹3人和姥姥在江西馆小学过着清苦的生活，很少吃到肉。一天，姥姥笑呵呵地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外婆给你打‘牙祭’，好不好?”我早就馋坏了，高兴得跳起来。吃饭的时候，姥姥端出一碗青椒炒肉，我和两个哥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第二天，姥姥问我：“昨天的肉好吃吗?”“好吃极啦!外婆，那是什么肉?”我一边说，一边舔嘴唇。姥姥说：“傻孩子，那是耗子肉!”“耗子肉?多脏呀!”姥姥说：“我把皮扒了，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怕……”我的两个哥哥却满不在乎地说：“怕啥，只要能吃就行!过两天我们抓蛇来给你尝尝。”几天后，他们果然抓了几条蛇，让姥姥烧来吃。由于母亲不在身边，我们就这样改善伙食。

　　有一次，母亲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路边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叽叽喳喳，十分高兴。大家在猜，这次母亲会捎什么好吃的回来。第二天一早，大哥按约定去小店等母亲。我和二哥在家里等到太阳下山，才把大哥盼回来。哪知大哥哭丧着脸说：“太阳都偏西了，还不见妈妈的影子……”我们失望极了，抱头痛哭。
 

　　筹划武装起义

　　抗战胜利后不久，母亲回到岳池县城，在江西馆小学当校长。这年春节的一个黄昏，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人走进我家。母亲把他迎进屋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何叔叔，你们父亲的好朋友!”接着，母亲叫我们仨分别去通知其他几位叔叔阿姨晚上8点来家里，我们很快完成了任务。

　　吃完晚饭，叔叔阿姨们都到了，他们在屋里开会，我和哥哥们在门外放哨。有人来找母亲，我们就说不在家，上街看龙灯去了。等到夜深人静时，母亲才把我们叫进屋，让我们听何叔叔讲形势。自那以后，何叔叔经常来我家。我和哥哥每次都承担放哨的任务，也常常听何叔叔讲革命形势。1949年后，我才得知何叔叔的真名叫朱光璧，是母亲的上级。

　　为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母亲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她的工作更加繁忙。

　　1947年10月，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在华蓥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兵源、粮源供应地，以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军入川作战。这时，母亲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还经常以走亲戚为由，走村串乡，组织“姊妹会”“翻身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三抗”斗争。

　　1948年3月，母亲担任岳西支部与上级的联络员，并参加了岳西支部直属小队的军事训练。在训练中，她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学会了瞄准、冲锋、掩护等基本技术。母亲发现很多游击队员没有枪，她就带领40多名游击队员去大地主家“借”。最终夺得步枪15支，子弹数千发，解决了游击队缺枪少弹的燃眉之急。

　　一天黄昏，表妹悄悄跑来告诉我，说我母亲在西门外的土地庙旁等我，让我快去。我急忙来到土地庙旁，见到了母亲。只见她头上缠着青布巾，平时的长袍换成了蓝短衫、黑裤子，就像一个乡下老太婆。

　　我忍不住笑着说：“妈妈，你真会演戏。”母亲说：“和敌人周旋，不会演戏怎么行?”她对我说：“芸儿，我有件事情要你办一下。你去托李表叔把我们家的谷子卖掉，明天把钱送到这儿来。”我吃了一惊，当时物价猛涨，特别是粮食，涨得更厉害。这些稻谷够我们全家半年生活，母亲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不禁问道：“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她沉思了一下，严肃而又难过地说：“芸儿，蔡衣渠同志昨天被捕了，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搞清他的身份以前，赶紧把他赎出来。我们家的口粮以后再说，先救同志要紧!”我知道事关重大，没有再说什么，回去赶紧找到李表叔。李表叔第二天就托了几个人，分头卖掉谷子后，把钱交给了我。

　　我又按照母亲指定的接头地点，把钱交给她。后来我听说，蔡衣渠当时已经被人保释出来，母亲就用这笔钱买了枪支，交给起义部队。

　　8月，华蓥山武装起义打响后，母亲负责一支队伍的后勤供应。在她的组织带领下，保障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游击队。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武装起义很快失利，母亲成为了国民党军警抓捕的重要目标。
 

　　一家四口被捕

　　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母亲化装回到家里，她告诉我们：“二哥邓诚被捕了。”晚上8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母亲知道情况不妙，赶紧从后门离开。我把大门打开后，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兵冲进来搜查了一阵，因没有发现母亲，就把大哥和我，还有刚才在家和母亲谈工作的张淑珍抓进了岳池县监狱。

　　入狱后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带我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后面的参议院。我一进门就听到母亲惨叫的声音，这时我才知道母亲被捕了。我拼命往里冲，但国民党兵把我拦住，并把我推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审讯，问我家里曾经来过什么人，我咬紧牙关，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一个国民党兵把枪往桌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家人一起枪毙!”他们恫吓我，随后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国民党兵把我带进了国民党县衙。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母亲。短短几天时间，她老了许多，脸庞更加消瘦憔悴，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没有丝毫畏惧。

　　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哭了起来。这时，旁边一个穿便衣的人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母亲明白，敌人所说的转移，指的是秘密处决。于是，母亲抢着说：“难道你们连这个孩子也不放过吗?”敌人不理睬母亲，硬把我从她的身边拉开，她还想再和我说点什么，却被国民党兵推推搡搡地押走了。殊不知，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之后，我和大哥被押往合川监狱，直到1949年11月才被释放。

　　岳池解放后，从重庆传来消息说，母亲和二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壮烈牺牲。听闻噩耗，我悲痛万分。

　　(王浩 宋江华记录整理；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