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战老兵的足迹
来源：人民网 刘爱民   2019-12-06 14:48:53

　　2007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参加党的十七大时，他在全体出席代表中名列两个之最：年龄最高(98岁)，党龄最长(81年)。

　　(一)

　　1910年3月9日，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景县大刘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还不到满月，祖母就去世了。幼弱的他患重病险些被埋掉又奇迹般死后复生，靠吃“百家奶”、喝“百家糊”度过了襁褓岁月。

　　1920年3月，10岁的父亲幸运地成为“香慈之子”即民国初年著名慈善、教育家熊希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第一批学童。在那里，他不仅受到了上等良好的教育，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26年8月，16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慈党支部书记。

　　1928年3月，父亲等香慈毕业生被吉林省教育局应聘赴东满延边地区执教，实际上他们肩负着到延边地区建党的重任。父亲担任了首届中共延边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以及首届珲春县委书记等职，在带领延边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组织，为延边地区早期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大屠杀，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即使在国民党军阀的监狱里，他也能唤起狱友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把大家的心拢在一起，甚至在敌人内部发展党员。

　　1932年，父亲在家乡创建了景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次年，建立了中共景县县委并担任首任县委书记，领导了共产党在景县早期的革命活动。

　　(二)

　　“七七”事变前后，父亲被派往北平，曾任中共北平市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北方局联络局(特科)党支部书记，为我党搜集和传送日伪情报等工作，母亲刘淑清是1934年的老地下党员，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

　　1938年初，父亲以华北抗日联军特派员的身份在冀南先行实施改编形形色色的地方游杂武装。他没动一枪一弹，凭借智慧、胆量和党的政策, 多次身入虎穴，改编了冀南一带大小游杂武装几十股，共计一万八千多人，为发展壮大冀南抗日武装力量开辟了新的局面。母亲卖嫁妆办的大刘庄小学、刘辛庄娘家和王庄姥姥家都是党的抗日地下交通站，为父亲在冀南一带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刘庄是有名的八路军“堡垒村”，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当年参加八路军的就有50多人。1942年，著名的回民支队曾经驻扎在大刘庄，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员就住在我祖父家。

　　1938年7月，冀南抗战史有名的“讨赵战役”打响，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父亲又以特派员的身份在前线指挥，被他改编的三个支队担任主攻，经过七天战斗，将盘踞在武邑县境内的一支暗通日伪、反共扰民的顽固派武装赵云祥部从武邑县全部赶出。在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声援下，正准备将赵部歼灭在冀县城下时，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赶到向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提出停战要求。一二九师为了照顾同国民党的统战大局，同意停火，但必须通过谈判约束赵部的活动地域。父亲又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义正言辞地驳斥了国民党方代表的无理指责和诡辩。经过谈判，我方、国民党方、赵部三方达成协议，同意从此赵部只允许在冀县境内活动，不得侵犯友邻部队的防地，对路经冀县的所有抗日队伍不得阻拦扣留。讨赵之战虽然没有全歼赵部，但通过谈判达到了预期目的。把赵部从武邑县赶了出去，在冀南腹心地区与冀中的结合部肃清了国民党的顽固势力。

　　1938年8月，父亲当选为冀南三专署(后改为五专署)专员，之后又接管了武邑县国民党县政府，并兼任武邑县抗日县长。1940年8月，父亲调任冀南行署副主任，主持行署的日常工作。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日寇一直叫嚣“华北治安之癌，不在国民政府，而是中共”，发起对冀南根据地连续疯狂的扫荡，实行“囚笼”政策，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并大肆发展伪军，加紧对根据地的清剿。父亲带领冀南军民开展了平原游击战，其中一大特色是发动了群众性的“挖沟破路”运动。冀南区纵横交错的5万余公里的沟道被盛赞为平原上的“马奇诺防线”，长期有效地抗击困扰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百团大战中，冀南行署先后组织出动了十个团的兵力参加战斗，这十个团大部分是父亲当年改编过来的队伍。冀南行署动员参战的群众更多达25万人，共计破路211次，毁坏敌占铁路公路1542里，筑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39年冬的一天，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父亲胸部被子弹打穿，呼吸困难，剧痛难忍。他身边的两个警卫员死也不肯放弃他，硬是带着他继续突围，幸亏距离不远的冀中军区部队赶来营救，才终于打退了敌人得以脱身。之后又有幸遇上肖张镇教堂医院的英国医生，他同情中国人民抗日，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及时为父亲做了手术。不知敌人从哪里得到情报，知道刘建章刘专员没有死，而是在肖张镇一带养伤。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早晨，敌人突然来肖张镇扫荡，包围搜查教堂医院，医护人员机智勇敢地掩护了父亲和前来探望的母亲。在父亲养伤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冀南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关照下，母亲陪伴着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先后转移过4个县，20来个村庄，甚至到过敌人眼皮底下的衡水。父亲常常想起这些往事，他说:“是人民给了我生命和力量。”

　　1942年，冀南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日本鬼子又在冀南连续制造了四起铁壁合围大扫荡，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游击区和敌占区，使冀南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危险的境地。行署机关采取游击形式分散隐蔽在人民群众之中带领大家坚持抗敌度荒。仅1942年5月至10月，冀南就进行了大小战斗540多次，歼敌40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59处，破坏封锁沟墙130里。在艰苦的反“铁壁合围”斗争中，冀南军民英勇奋战，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了多次重要指示和高度评价。

　　父亲特别重视分化、瓦解伪军的工作，他动员了包括伪军亲属在内的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力量来参与，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效果。很多人都听说过“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的故事吧：1942年10月15日傍晚，由一个骑兵班护送，父亲和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示。17日拂晓在枣强大师友村遭遇了敌人报复性的合围。敌人的炮火封锁很密，突围难度较大，大部分同志虽然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伤亡惨重，尤其是刘志坚主任腿部负了伤，不幸被俘。父亲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立即启动了他的“内线伪军联络网”直插关押刘志坚主任的南大营据点，清楚地掌握了敌人内部情况。之后，我敌工部门通过内线关系得到准确情报，日本鬼子计划在10月20日将刘志坚等同志从南大营据点经龙华车站押解天津。这是一个营救良机，父亲与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制定出营救方案，亲临指挥，以八路零伤亡代价，在鬼子重兵押解下抢走刘志坚。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冀南抗日军民，重重挫伤了鬼子的锐气。父亲把瓦解伪军的经验总结写成书面材料，发表在六分区政治部机关报上。不久，他的“介绍瓦解伪军的几个方法”一文由时任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副政委李青玉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联合签发，全文登载在冀南军区政治部通报，号召各分区学习、交流经验。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春，冀南瓦解伪军工作频频告捷，冀南行署辖区共瓦解伪军伪组织人员近万人(约占当时总人数的30%)，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1379个秘密联络点，甚至在一些据点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利用伪军关系作战177次，在伪军配合下攻克敌人据点、碉堡110处，摧毁伪组织600多个，让日本鬼子惊破了胆。

　　父亲为组织扩大冀南抗日武装、开辟建立和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1947年10月，父亲投身人民铁路，奉命接管“开国第一城”石门(石家庄)铁路，建立了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并担任局长，之后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兼华北军运司令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铁路大军和当地群众抢修和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多条铁路，先后抢通了津浦北段、石德、石太、平绥、京包等路段，“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太原解放和解放军向华南、东南、西南、西北进军，沟通了全国铁路大动脉。在大决战前的1948年10月20日，筑通了中国共产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邯涉铁路，为夺取大决战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奇”。

　　1948年底，父亲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兼铁道处处长，负责接管了北平地区所有的铁路、邮电和交通部门。1949年3月，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父亲亲自负责了专列编组、线路保护、人员配备等工作，保证了毛主席进京专列的绝对安全。

　　1952年，父亲任郑州铁路局局长时，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和黄河大桥，并成功领导了黄河大桥的加固任务，保证了南北运输的通畅。

　　1953年至1957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落实期间，父亲被调任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和被任命为分管新铁路建设的副部长。他配合腾代远、吕正操部长制定和健全了铁路基本建设的各种规章制度，保证了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全面开展。集二、兰烟、包兰、鹰厦等多条干线以及森林铁路工矿企业支线纷纷上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路高潮。之后，又领导了宝成、成渝、兰新等铁路干线的修建。“一五”计划的新线建设提前13个月超额完成，发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作用。1956年3月20日，父亲作为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4年，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大三线”建设拉开帷幕，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父亲任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川黔、贵昆、成昆三条铁路工程艰巨浩大，举世罕见，父亲始终亲临一线在崇山峻岭中指挥着三十五万筑路大军的铁路大会战。川黔、贵昆线如期接轨通车，而成昆线在完成60%工程途中被“文革”打乱了，推迟了两年(1970年7月22日)才通车。成昆铁路突破了“筑路禁区”，是中国铁路建设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被联合国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奇迹”。为了这条命运多舛的成昆铁路，父亲饱经风霜，付出的岂止是心血和汗水。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父亲恢复原职，协助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整顿铁路，拨乱反正。铁道部机关大院里贴出了拥护的大标语:“火车运行要万里，规章制度要建章”，道出了“人心思治”铁路人的心声。同年8月，京广线铁路被特大洪水冲断，65岁的父亲立即奔赴河南信阳和驻马店灾区，组织指挥抢修，与铁路职工共同奋战了20个昼夜。

　　1975年底，大好形势夭折，全国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铁路系统提出了“批邓、联万、挂刘”。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京山、通坨和津蓟近600公里的铁路遭到破坏，桥梁下沉、塌方，铁轨被拧成了麻花，通信信号设备全部毁坏……父亲顶着被批判的压力和“四人帮”的干扰，立下了限期修通铁路的军令状，奔赴唐山抗震救灾。父亲组织带领了十几支共一万六千多人的铁路抢险大军和1500人的医疗队，在灾区整整奋战了90天。

　　1981年，已是71岁的父亲被任命为铁道部代部长、部长，他又在遭受严重暴雨山洪袭击的宝成、成昆等路段留下了组织突击抢修的足迹，提前一个月通车，受到了国务院的表扬。父亲按照中央部署，结合全国铁路工作实际，在铁路领导、管理、运输、基建、财务等多方面做了调整和改革，使铁路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尽管是处在大灾之年，全国铁路运输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父亲在铁道部长任上，领导铁路系统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父亲是中国现代铁路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开拓者、领导者、参与者。

　　(四)

　　一路寻找父亲的足迹，让我最震憾的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两次重大政治运动中(延安整风和文化革命)，父亲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和遭受了残酷迫害。然而父亲又是幸运的，在这两次生死的关键时刻，又都是毛泽东救了他。父亲面对如此坎坷的人生，始终意志坚定、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

　　1943年春，父亲赴太行山北方局党校任组织科长，同时参加整风学习。没想到曾一度在延安整风期间出现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在北方局党校泛滥成灾，愈演愈烈。父亲被打成了头号“抢救对象”，遭到了来自自己同志的诬陷、凌辱、酷刑，甚至被定为死罪。当时怀有身孕的母亲也受到株连，在孤独、苦难中分娩。幸亏那时接到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党内整风对干部处理的九条方针，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父亲才免于一死。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向父亲传达了这一指示，并解除了对他的关押。在父亲的急切要求下，终于在1945年春得以奔赴延安直接向党中央申诉。不久，父亲得到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并予以公开平反。

　　“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2月13日深夜，父亲突然被一伙来历不明的军人强行带上手铐，抓走了。数年间，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直到1972年6月8日，我们才被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望父亲。被折磨成面黄肌瘦的父亲乘此机会，将在监狱里遭受虐待和不能向上申诉的惨状告诉了母亲，并示意要她设法“通天”向毛主席反映。母亲于1972年7月20日，毅然决然冒死上书毛主席，揭发控诉“四人帮”对父亲的残酷迫害，并请求改变审查方式。不久，毛主席对母亲的信作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立即作了指示，安排父亲“保外就医”。1972年12月，被关押了近5年的父亲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当时的秦城监狱是受“四人帮”一伙控制的，在那里关押了很多蒙受迫害的老干部。周总理借机再次提出整顿监狱，对“在押老干部和所有犯人”起到了保护作用。母亲的举动，遂在老干部中间传为美谈。母亲去世时，著名抗日将领吕正操将军为悼念她写道：“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友弓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无辜被捕入狱是因为牵扯到王任重的案子。当时，王任重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突然被抓起来了。父亲是王任重的入党介绍人，因此受到牵连。“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中央一办”把过去中央已做过结论的问题又翻出来给父亲立案：叛徒、特务、托派，直接抓进了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12月，父亲才被正式落实政策。中共中央文件批准：刘建章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刘建章同志的所谓“叛徒、特务、托派”的“罪名”，纯系诬陷迫害。

　　父亲从建立新中国的枪林弹雨中走出，肩负了新中国铁路事业的重任，晚年又献身于中国老年体育事业，乐此不疲，从无怨言。近百岁人生坎坷曲折，大起大落，出生入死，传奇跌宕。在他九十八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