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林一单身入北平检查情报工作
来源：人民网 滕久昕   2019-12-12 16:14:30

　　滕代远为什么向刘伯承要人?王岳石又是何许人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2年8月25日，在抗大总校任副校长的滕代远奉命接替不久前牺牲的左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担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早在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争取两年打败日寇”的口号，先后发出对敌斗争和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为此，除了普遍成立武装工作队，在敌我边沿区开展政治攻势并进行游击战争外，还必须派人深入敌人内部，系统了解、掌握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情报部门的工作。

　　1942年12月5日至8日，滕代远在山西省左权县(原辽县)麻田镇，主持召开了首次情报工作会议。当时，我母亲林一担任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会议就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除滕代远和前总情报处的林一、魏国运、钱江几位科长外，还有太行各军分区情报站和太岳军区情报处的负责人约20人。其中，有太行一军分区刘健民、二军分区沈少星、四军分区李新农、五军分区王百评和刘岱、六军分区李荒、太岳军区刘桂衡等。一二九师参议室(负责统战和情报)的申伯纯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各情报站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滕代远特别表扬了太行四分区情报站(即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和太行五分区情报站(即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他们担负着搜集情报与对友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双重任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会议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奠定了今后情报工作发展的基础。

　　12月8日，滕代远在会议上做总结时指出：“前总情报工作重心是以军事调查为主，在地域上是以敌占区为主，而尤以敌占大城市、主要交通线、敌伪高级指挥机关为主，在情报的要求上，是以战略侦察为主，但对原有参谋处二科(股)的侦察任务，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要配合战略侦察发展与扩大之。”明确了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情报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在谈到情报干部的选拔与使用时，他指出：选派到敌占区的情报干部需严格政审，要有才干、有活动能力;能够自力更生谋取职业，善于开展工作。情报干部必须忠实可靠，而非仅仅老实;要目光远大，而非心胸狭窄;可以埋头苦干，而非锋芒毕露;更要胆大心细，而非粗心鲁莽。选拔与上层社会有联络的情报干部，须是有战略眼光、社会经验，有调查研究能力、各种知识，有人脉关系，在敌占区可以立足生根的忠实同志或非党人才。

　　再说说王岳石。王岳石，1914年生，辽宁省辽中县人。曾用名王金镜、王鉴平。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龙县委组织抗日义勇军工作。1933年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队搞兵运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东北青年解放社并同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七七事变后回国，在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刘澜波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学思一起筹组“东干队”，动员东北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到敌后去。1938年12月加入东北抗联，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驻陕北延安办事处副主任，随后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深造，同时更名为王岳石。后转战华北战场，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随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部跳出封锁线，途经冀南、冀鲁豫地区，转移进入太行山区。在涉县休整、待命时，刘伯承慧眼识人，将他留在一二九师任作战科科长。

　　1981年5月21日，王岳石撰写了2万多字的《我做地下工作的回忆》(以下称“回忆”)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他写道：“1942年冬，林一同志来一二九师同我谈，拟(选)派我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刘伯承、邓小平、李达3位首长不太同意，仍想留我在一二九师。两天后林一同志回前总，经请示滕代远首长，仍认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迅速开辟敌占区大城市工作非常必要。1942年底决定调我到前总并派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

　　当时，母亲林一才25岁，她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并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还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情报工作会议后，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派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

　　1943年春节期间，王岳石离开第一二九师师部，沿着泥泞的道路翻山越岭，来到前总情报处报到。在动身去北平之前，滕代远和林一找王岳石面谈。王岳石向滕代远汇报说自己曾在北平被捕过，身份许多人都知道，在延安东北救亡总会办事处工作时，认识的人也较多。对此，滕代远细心地嘱咐他要充分利用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注意掌握敌占区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指示他抓紧时间准备，随时待命出发。王岳石表示坚决克服困难，积极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受命后的王岳石，住在一个半封闭的院落里面。在林一的指导下，他大量阅读有关敌伪方面的资料;复习日语;回忆与查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学习摄影、洗相片、密写、化装等技术;熟记联络方法及暗语;拍摄照片制作假“良民证”，并根据工作需要改名为“王鉴平”。

　　两天后，王岳石与前总情报处委派的交通员李子和(兴周)一起进入敌占区安阳，然后在丰乐镇车站买好火车票，二人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上十分顺利。

　　一天傍晚，他俩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雇上两辆人力车，先找到王岳石的同学鲍世魁在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菊儿胡同9号的住址。接着，王岳石回到位于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23号的自己家中，见到分别多年的父亲王焕文。

　　王焕文是个明白人，拥护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他利用亲友的社会关系，为王岳石办理了北平市居住证，还将王岳石介绍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上校警衔的队长(相当于大队长)。这个队有700多人，装备好，属于正规军，主要任务是负责警卫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机关、伪市政府、仓库和大汉奸住的公馆。总队驻地办公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在王岳石身边有5名从太行山总部派来的谍报人员，他们协助王岳石抄写整理情报、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通过调整人事关系，淘汰一些旧的反动警员，吸收进步青年加入警队，牢牢掌控着这支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王岳石的同学鲍世魁与王岳石曾在同泽中学同一年级学习，在童子军里又同一个班，两人关系密切感情好。王岳石在“回忆”中介绍道：“鲍的父亲鲍毓麟早年曾任北平市公安局长，社会地位显赫。”当年，王岳石在北平参加学生游行被捕后，曾通过这层关系取保获释。鲍世魁会玩但人不坏，为人忠厚，一直和王岳石关系密切。知道王岳石和张学思是共产党后，他也不在乎，还替他们保密，还帮助王岳石制造舆论，说：“鉴平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啊，品学兼优，后台根子硬!”鲍世魁放出的这番“舆论”正对王岳石胃口，对他能够在北平站住脚跟，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1944年冬，林一一身阔小姐的打扮，来到北平检查工作。在她写于1991年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从我离开家参加革命工作9年后，第一次到敌占大城市。外出前做些准备工作，伪造个假身份证，从敌占区来根据地的女同志衣服中，挑选了一件合身的旗袍、一条绒裤、一双棉鞋，一件外边穿的大衣，化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到达北平后，她首先找到秘密接头地点——一所名为蒙福禄馆的私人医院。在这里，她见到李新农的姐姐与姐夫，还见到姚继鸣、向明、王岳石、王育新、史怀善、王今英、郑平等同志，向他们表示慰问。

　　当时，被冀中军区派往北平工作的宁致远(解放后曾任铁道部科技局长)归王岳石情报站领导。他通过关系就任北平市政府专员，后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内五分局局长，负责管辖德胜门内地区治安。得知“家里”来人，他迅速赶到王岳石办公处，亲自陪同林一来到警局，一个小时后，就把她的假“良民证”换成了北平市居住证。之后，王岳石、宁致远等分别向林一汇报了情报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或乘坐一辆由交通员拉的人力车，或行走在闹市区，或扮成一对情侣漫步在公园的林阴路上，讨论着工作进展。林一同时还检查了几处电台的放置地点，对加强天线的伪装与进行通话的隐蔽状态提出了要求。以后的时间里，林一又到北新桥花梗胡同会见了张鸿烈的妻弟刘汝霖，去北沟沿王弼尘家里会见了贾建国、王树人。经过对王岳石、姚继鸣、贾建国3个情报站的检查，林一对北平情报工作的开展表示满意，认为初步打开了局面，落实了总部首长的要求，通过面试感到所发展的人员精干可靠，短时间内做出了成绩。她还传达了中央及总部首长的指示，要大力抓紧和掌握武装力量，准备配合我军的大反攻行动。

　　在北平期间，王岳石安排林一住在新鲜胡同28号。这座房子的房主姓查，房子是王岳石通过关系向他租用的。期间，还发生过一段危险的事。王岳石在《回忆》中对这段作了如下叙述：林一同志来的那天夜里，来了两个日本人打门，我当时不在家，家里人不敢开门。这两名日本人就跳墙进来，打了保姆阎妈一耳光，骂了一顿后就走了。日本人砸门时，林一同志正在西厢房，她机智沉着地闭了灯，隐蔽起来。之后，据王岳石调查分析，这所房子原来是个日本料理屋，是日本人玩艺妓的地方。两名日本人可能是找料理屋的，见叫门不开就跳墙进去，一看不是料理屋而是中国人的住宅，打骂一顿扬长而去。也有可能是那个房东雇用日本浪人所为，想借此赶走王岳石一家。为了保证安全，第二天一早，王岳石就将林一转移到他大姐王今英位于北锣鼓巷沙络胡同的家里，自己也立即搬到中南海紫光阁后院的家里去住。王今英曾在东北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跟随丈夫郑平调转华北地区后，投身秘密革命活动。归王岳石领导后，主动承担重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多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后经林一介绍，王今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岳石在《回忆》中写道：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风险，林一同志沉着冷静，深入细致地检查了各方面的工作，并对情报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还解决了王今英同志入党问题。她这种深入敌区，临危不惧，沉着冷静，认真负责的作风，给我们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和很大鼓舞。

　　我母亲在3个月的“出访”中，正怀着我的哥哥滕久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林一作为“娘家人”前去看望远离总部的情报人员。她不畏艰辛，一路奔波，途经开封、北平、天津等敌占区，听取了工作汇报，查看了电台等设施，回答了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只搞情报，要有计划地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将来配合反攻”等要求，所到之处使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无不喜出望外，受到极大的鼓舞。林一在《自传》中深有体会地写道：“情报工作能亲自到第一线看看，增加了许多实践知识，比只坐在机关指导工作有利得多。”据不完全统计，由前总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这些同志又发展党员70余人。当时共有14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

　　1946年4月7日，林一奉晋冀鲁豫中央局之命随同薄一波等从邯郸出发抵达安阳，乘坐国民党飞机于11日到达北平。她名义上是“滕公馆”秘书，但实际上直接接受李克农领导。李克农掌握着北平地区秘密情报工作关系，也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工作。由于林一对北平的秘密情报站十分熟悉，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一次，李克农让林一去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今国家大剧院)国民党军队一个兵站(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赵龙韬家联系。她稍微化了一点淡妆，身穿一件旧旗袍，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包，出了大门，绕过很多街道，不断进出商店，甩开“尾巴”。到了赵将军家，她在会客室与赵龙韬见面交谈后，又带回一份情报，回来交给李克农。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林一受到李克农的表扬。

　　记得以前在闲暇的时候，我曾问过母亲，想请她讲讲过去从事情报工作的故事。每逢到此，她都以时间长记不清楚为理由，把我搪塞过去。这些事情只是出现在她的战友们写的回忆文章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