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在抗战中》——覃异之亲历长城保卫战与长沙会战
来源：人民网 覃毅   2019-12-17 16:03:49

　　覃异之的名字可能许多人并不熟悉。但在1939年9月至10月，他率195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奋勇拼杀，重创日军，一战成名。巧的是，当时政府摄影队将这次会战专门拍成电影，覃异之在电影中讲话，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

　　我的祖父覃异之，黄埔二期毕业，曾亲历了抗日战争期间多次重要战役。祖父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起抗日战争时期激烈的战斗往事。其中，祖父对参加的长城保卫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尤为记忆深刻。

　　古北口长城之战是祖父第一次参与的抗日战役。

　　1932年末，第4师独立旅关麟征部和补充第1团戴安澜部、补充第2团梁恺部合并编成第25师。关麟征升任师长，杜聿明任73旅旅长，辖145团(戴安澜)、146团(梁恺);张耀明任75旅旅长，辖149团(王润波)，150团(张汉初);祖父由旅参谋主任升师部上校参谋处长，带领部队集中到徐州进行整训。

　　1933年1月下旬，日寇侵犯长城，各口战局骤然紧张，25师奉命北上参加长城抗战，限3月5日到达通县集中。关麟征将所兼徐州警备司令，奉令交李延年(第九师)接替，并留祖父(及一个辎重兵营)在徐州交待防务。祖父于3月15日赶到北平，此时关麟征已负伤住院。祖父去医院看他，被授命到密云去接任伤亡很大的149团团长职务，因原团长王润波已经牺牲，并率领该团到北平黄寺营房补充休整。

　　1933年5月初，祖父率149团奉命开赴前线，为了保密和防空，部队以夜行军形式由北平出发。第一天夜里下雨路面湿滑，所以行军秩序不太好。在第二天出发前，祖父集合全体干部开会，严肃批评昨晚行军秩序不好的问题，并重新制定了当晚行军的纪律，即由各连、排、班长层层负责制。祖父要求大家宁可慢，但是不许拉长距离更不许掉队，指派了团附在队尾负责监督指挥行军，并亲自在队伍前后不断巡视。当晚，该团行军的秩序大为改观。

　　5月10日晚，祖父率149团开到潮河右岸，接替83师在小槽村等村庄的阵地。11日拂晓，日寇展开大举进攻，在战斗中149团先后三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敌人遗尸数百具，我方亦有相当大的牺牲，很多将士壮烈殉国，但是我们保住了阵地。下午，我左翼第二师阵地被迫后撤，造成我团左翼空虚。此时149团正与敌激战，预备队大多已经投入到前线，只剩团部特务排及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祖父就把这些部队开到左翼潮河岸上布防。到了下午3时，发现敌百余骑兵渡河向我阵地逼近，祖父派遣重机枪六挺、迫击炮六门在敌半渡中，突然给敌军以猛烈射击，敌人纷纷落水，剩余敌匆匆逃跑。此时旅部命令149团向左移动，集中力量准备迎击由石匣镇方向进攻的敌人。

　　14日拂晓，敌人步、骑、炮联合二千余人，由潮河河滩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我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后，敌军战败，被迫向石匣镇撤退。当夜，149团又奉命转移到石铁峪五座楼之线担任警戒任务。此后，敌军再未敢大举进攻。

　　5月20日前后，听闻我们部队要撤退，当地群众、驻地房东们纷纷流泪，不舍得我们。后来听说不撤退，大家又都转悲为喜。最后又听说“中日停战协定”签订，还是要撤退，群众又流泪了。他们说“政府不要我们了”，祖父也很伤心，这一幕悲剧，深深留在祖父的脑海里。他曾与团政工干部集体创作，编写了一个剧本《长城泪》，把这情景搬上了舞台。

　　1935年6月“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离北平及河北省。当时关麟征曾给蒋介石去电：“如果不战而撤出北平及河北省，将会丧失民心，影响政府威信。”可惜，此电未被采纳。25师撤离时，部队在长辛店东站集中登车，北平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前来送行，挥泪话别。祖父当时赋诗一首：

　　又闻协定说班师，爱国儿郎涕泪时。

　　回首故都眦欲裂，横行无忌太阳族。

　　长城保卫战后，祖父作为师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师长，陆续参加了保定保卫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经历惨烈牺牲，也得尝胜利滋味。其中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大大地提振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进一步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锋芒同时直接指向湖南。但因为武汉会战消耗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只好与我军在赣北、鄂南、湘北形成对峙。在赣北，日寇占领了南昌，达成了目的，而鄂南、湘北这一面却迟迟没有进展。但经过近一年准备，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日本阿部内阁叫嚣：“以战争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到了!”他下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屯驻湖北咸宁，指挥日寇第3、6、13、33、101和第106等六个师团主力和长江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合计约18万人，于9月14日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同时发动进攻，以求在“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长沙情况紧急，危在旦夕。为了稳定湘北局面，保卫长沙，我军决定在长沙北郊与敌军进行决战。

　　1939年8月中旬以前，日寇在岳阳、临湘、通城一带的兵力约一个师团，分散在岳阳、通城之间和铁路两侧，他们占领据点，构筑工事防守。当时祖父任52军195师师长、该师的部署是：将刘平的565旅放在左翼，并在新墙河北岸的笔架山构筑前进据点，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将刘一华的566旅放在右翼，并在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构筑前进据点，也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补充团作预备队。

　　由于中国军队在新墙河北岸设防了草鞋岭和笔架山两大据点起到了掩护主阵地的重要作用，像钉子一样，成为敌人行动的障碍，这样一来，敌人便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对付我军了。1939年9月上旬，湘北正面日寇突然向中国军队新墙河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重点进攻指向我第195师，我军草鞋岭据点首当其冲，与日寇激战一天，将敌人打退。因我军笔架山据点左翼靠近铁路，对敌威胁很大，所以敌人又转而攻我笔架山据点。

　　1939年9月中旬，在岳阳、通城一带的日寇，分三路向我军第15集团军进犯：一路由粤汉铁路正面继续向我军新墙河之线第52军阵地进攻;一路由湘鄂公路南下，向我军南江桥方面第79军阵地进攻;另一路则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企图在湘江、汨罗河交汇处的三角洲营田附近强行登陆，以威胁我军侧背。

　　我第15集团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决定在新墙河至南江桥一线给日寇迎头痛击，随即向汨罗河南岸逐步转移，诱敌至汨罗河南岸集中兵力歼灭。

　　日寇在猛攻第2师据守的荣家湾阵地时，也猛袭我第195师的杨林街北岸笔架山前沿据点，战况十分激烈，杨林街也受到炮击，但杨林街以东的第566旅阵地却只受到零星炮击，北岸也只有少数日军进行火力侦察。于是，我主动放弃草鞋岭据点，将全师主力迅速集中到金井附近，占领阵地，并将566旅摆在第一线，以565旅作为侧击的准备，追击进犯之敌。日寇在进攻中发现在此突然受阻，以为遇上我军主力部队，便停止前进，调过头来专门对付第195师，我便令军队从敌人的侧背面向正面铁路进犯的日寇予以还击，以力量压倒敌人，同时令笔架山据点继续与敌人保持接触。

　　当时战斗很激烈，一直持续到中午，第195师的队伍一直在战斗。这时，52军军长张耀明来电话告知，日寇已经在营田登陆，令祖父即刻率第195师主动由汨罗河上游紧靠幕阜山的浯口渡过汨罗河，转移到福临铺占领阵地，去阻击敌人。同时，第79军(附第82师)奉命在南江桥附近阵地给日寇以打击后，立即以一部在湘鄂公路方面继续阻止日寇前进，主力在靠近湘鄂公路的幕阜山一带占领侧面阵地，侧击敌人，以掩护第52军向汨罗河南岸转移。

　　祖父得到命令后，即刻命令副师长、师参谋长率领各团副团长，各营副营长等立刻动身，先到福临铺侦察地形，布置防御阵地。

　　9月20日凌晨，日寇又集中炮火猛烈轰击我第195师阵地，祖父率领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就在我第195师在新墙河一线阵地临转移之前，笔架山战斗仍在继续，而且打得异常艰苦、惨烈。至9月22日黄昏，防守笔架山的史恩华营已伤亡过半，敌我双方已杀红了眼。史恩华率领全营勇敢地迎战日寇，在日寇兵、炮兵战车及飞机协同时猛烈进攻下，仍然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祖父打电话给史恩华，希望他能和主力一道行动并命令说：“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撤过新墙河。”但史恩华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我已被团团围困，看来不好撤了，决心与敌人拼到底。师长，来生再见!”史恩华率部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之下，又激战五昼夜，全营阵亡，鲜血染红了草鞋岭，史恩华亦壮烈战死殉国。

　　9月23日，日寇突破新墙河防线，我军在湘北的守军已全部撤退。日寇便分三路从汨罗向长沙进犯。

　　当天，祖父在福星庙奉军部转来集团军总部的命令，令第195师在福临铺至上杉市之间，阻击日寇三天，争取时间，以掩护我集团军主力在长沙近郊布置决战阵地，准备与敌军决战。并要第195师完成任务后迅速转移到上杉市，利用幕阜山从侧背配合，歼灭进犯的日寇。

　　祖父按照第15集团军总部之命令，亲自带领两名旅长视察地形，决定以566旅和一个补充团为第一线，坚守福临铺，待两日后，向上杉市转移;以565旅为第二线，守上杉市，我自己坐镇福星庙师指挥所指挥战斗。

　　9月27日下午，日寇在炮火掩护下，以小部队形式对福临铺阵地实行火力侦察。9月28日中午日寇开到福临铺，开始大举对第195师566旅展开强烈攻势，我军坚守阵地，敌我双方发生激战，战斗异常惨烈。在彼此来回冲杀的过程中，和敌人形成犬牙交错的对峙态势。当天晚上，195师以预备队向敌人反攻，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第三天晚上，566旅奉令开始向上杉市转移。祖父在路上，布置便衣队掩护主力部队按原计划向上杉市转移。到了天亮，日寇在飞机的掩护下，以骑兵部队向上杉市搜索前进。沿途与我正在掩护部队撤退的便衣队突然遭遇，便衣队猝不及防，双方激战，便衣队几乎全军覆没，牺牲300多人，大队长金雄亦殉国。

　　在中午日寇已进到上杉市阵地前，我565旅已经在上杉市构筑好工事，严阵以待，于是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我军严密的防守下，日寇无法前进。

　　第五天上午，日寇的主力并没有追击，而是仅派骑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上杉市搜索，绕了一天后，便于当天晚上撤回到福临铺。第六天白天，我发现敌人的陆军在飞机、骑兵的掩护下，开始撤退了。

　　面对北逃的日寇，祖父当机立断，下达追击的命令，并于当天晚上迅速将部队带到福临铺，组成两个纵队，一路沿铁路，一路沿金井大道，同时向新墙河追击前进。日寇是白天在飞机、骑兵的掩护下撤退，祖父便在夜间追击，一直追击敌人，使敌人退于新墙河北岸。

　　10月3日，祖父在夜间追击日军，在马背上构思《第一次长沙大捷追击日寇夜行军偶成》一诗：“马首悬新月，三军气若虹。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我部队出击神速，追击敌人到福临铺后，紧接着追敌到汨罗的新市，继而到金井，10月6日这天追击敌军到达新墙河一线，从而将原来第52军阵地全部收复。

　　在此期间，第15集团军总部曾在9月27日下达命令至第37军，命其乘日军在福临铺与我第195师激战之际，以全力进攻营田的日寇，力求将之包围歼灭。10月初，为了配合营田日寇作战，汨罗河北岸之日寇一部沿铁路进攻汨罗，一部渡河强占新市。我第15集团军总部关麟征随即命令第73军、第52军一部立即向汨罗、新市附近的敌寇攻击。据守在营田的敌寇，在我军包围攻击下，死伤惨重，残余敌人乘夜逃上兵舰，向北逃窜。至此，集团军总部判断进犯湘北的日寇，经我军连续打击，已经开始溃败，于是便命令第37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的敌寇反击;命令第52军进出平江附近向敌寇反击;命令第79军(附第82师)攻击湘鄂公路方面敌寇的侧背，协同第52军作战。

　　日寇全线败退，退守至原来的各据工事，敌我双方再度形成战前的对峙态势。

　　10月7日，第4军军长欧震奉令去接第52军新墙河阵地时，打电话问祖父：“195师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祖父回答：“我现在已占据新墙河原阵地与你说话。”欧震根本不相信，祖父便将全部情况告诉了他，欧震才恍然大悟。祖父同时也电告总部，其他各军同样觉得很奇怪。其实日寇在向湘北进犯时，曾有一部分日寇向杨森集团军和王陵基集团军进犯，在湘北正面被我第15集团军击溃后，进犯的敌寇也向北退去。第52军、第37军亦恢复新墙河的阵地。

　　三天以后，欧震率部赶到。第195师把新墙河防务交由第4军接防，并奉令归还第52军建制，进行整理、补充。此次会战，从9月初开始到10月初日寇撤退，我军在长达一个月之久敌强我弱的 “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中，艰苦奋战，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我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中国军队的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作为几次重要抗日战役的亲历者的后人，通过祖父向我们讲述的回忆，我深感日寇侵略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面对大敌当前所表现出的强大的民族气节。我们在缅怀先人的同时，更应该把这种民族气节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