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八路军买药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20-01-10 11:00:17

　　黄浩与王佩芝晚年合影

　　贝熙业四十岁时来到中国，直到一九五四年八十二岁的时候才返回法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四十一年，这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为支援抗战，我的父母黄浩、王佩芝联络一批进步人士，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地下情报组，战斗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为八路军筹集、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并设法克服敌人的重重封锁，通过交通站将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送往根据地。

　　夫妻自筹经费，积极构建进货“渠道”

　　黄浩、王佩芝夫妇同是侨乡广东省揭阳县人，思想进步，1927年后移居北平(今北京)，创办“宠锡家庭挑补绣花手工艺品厂”。

　　全面抗战爆发后，时年42岁的黄浩目睹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毅然同燕大、清华等学校的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准备参加抗战。在陕北三原县云阳镇，黄浩受到彭德怀的亲切接见。根据黄浩的社会条件，组织上安排他返回北平，从事统战联络和情报工作。

　　黄浩回到北平后，同冀中军区卫生部的张珍接上了组织关系(后受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直接领导)。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的严密封锁。张珍交给黄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秘密运往根据地。

　　黄浩夫妇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执行。为了筹集经费，他们节衣缩食，并把家中积蓄拿了出来，但这些款项毕竟还是“杯水车薪”。1938年春，黄浩前往上海、广州、潮汕和香港等地，讲述八路军抗战的英勇事迹，发动亲朋好友、同学同乡捐款。在黄浩等的努力下，不久便筹集到了大批经费。到达香港时，廖承志和连贯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成绩予以表扬。

　　巨额捐款汇至北平后，为了不使敌人起疑，黄浩夫妇找来李庆丰等商议，决定由李庆丰、王佩芝等三人分别提取，但在提款时，需要有两个人同时盖专用图章，以防出现问题。

　　为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必须在各个环节都万分谨慎。黄浩夫妇迅速建立起一个由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组成的情报小组，承接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每隔一段时间，黄浩夫妇就会收到一份由平西交通情报站送来的密写清单。收到清单后，针对购买大宗药品会引起敌人注意的情况，立即将清单所列药品拆分，交给多名情报组成员多地、同时采购。这是因为情报组成员身份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其住所遍布平、津、沪，且多以做大宗生意为掩护，不少人本身就是经营药房的，因此敌人很难察觉。

　　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日军进一步封锁根据地，并对药品、医疗器械实行“管制”，市场上批量采购越发困难。黄浩与情报小组成员研究后决定调整战术，收买想发战争财的汉奸，通过这些家伙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情报组成员刘仁术发现，日军驻北平指挥部的两个翻译，与日本人合伙在王府井大街开设“陆军御用达”药店，专为日军采办医药用品。黄浩和刘仁术商定，以和他们做生意为名，多给他们一些“油水”。结果大批医药用品又能买到了。

　　想方设法，让医药用品快速安全地到达根据地

　　随着战斗日趋激烈，黄浩夫妇往往刚运走一批医药用品，不几天下一份清单又到了，工作十分繁忙。很多药品是隐藏在邮局包裹从外地寄来的。为了不使敌人起疑心，王佩芝坐上自家的人力车从邮局取回包裹，大大方方地穿街过巷，来到自家的挑补绣厂。早已等候在那的工人组长姚文清便跑出来搬运，在旁人看来，和工厂日常进料卸货没有任何区别。等到药品和医疗器械凑齐，黄浩夫妇和李庆丰、刘仁术等便开始包扎、伪装。这项工作一般在深夜进行，黄浩全家往往一齐上阵，把药品和器材分类，打成软包裹或装入便于携带和转运的柳条箱，瓶装的针剂都经过特殊包装，基本上不会因碰撞而破裂。只有奎宁粉、硝胺消炎粉和片剂之类的药品比较麻烦，因为当时都是大玻璃瓶装，既占地方，又增重量。经过试验，黄浩等学会了“打软包”———先用蜡纸包好，再用黄色土油布包严，防止下雨时淋湿。

　　值得一提的是，情报组成员李庆丰利用在医院工作之便，组织了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护士和职工，在医院为八路军战士制作消毒急救包，连续做了一个月之久。后来这批消毒包运至冀中根据地。

　　接下来便是转运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城。黄浩和贝熙业等一些尚留在北平、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外籍人士素有往来。贝熙业等会把医药品先设法带出城，存放至北平城西山脚下的别墅，由我情报联络站的同志夜间翻山前来收取，再通过层层转运，最终将医药品送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

　　随着情报组工作范围的发展，天津等地也成为向抗日根据地运送医药用品的新基地。随着敌人盘查的加紧，情报组成员也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对付敌人。情报组成员费璐璐是医药品的直接护送者之一。一次，有一批药品需要通过天津关系，转送到抗日根据地去，费璐璐和往常一样跟随前往。但她刚到天津，就连人带药被日本特务扣押，被送到天津火车站的日本宪兵队审讯。危急关头，她沉着冷静，按照事先的安排，说出了一个名叫李惠南的朋友。此人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当时在天津以开工厂为掩护，协助从事地下活动，表面上和日本人也有往来。日本宪兵队队长马上用电话把李惠南找来核实。李惠南来到火车站，一见费璐璐马上心领神会，立即用日语和敌人“亲切”攀谈，说费璐璐是受他之托，帮他做点小生意，还请“皇军”予以通融关照。日本宪兵信以为真，于是就释放了费璐璐并归还了医药品。

　　工作受到高度赞扬

　　当时，黄浩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根据地向张珍汇报一次工作，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每次到边区，张珍都会安排他直接前往拜会吕正操等领导。吕正操亲切地称黄浩是根据地的“老黄忠”。晋察冀边区相关领导也给予黄浩较高的评价，曾先后任命他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参议员、华北社会部平津地区特派员、平津情报处主任等职。

　　据张珍回忆，抗战初期，解放区缺乏医疗器械和药品，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曾到冀中第一军分区的战地医院视察，他惊讶地发现，医院的设备很简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战斗中缴获来的日军战地医院设备。但在储藏柜里，他却发现有新出厂的贵重药品和器材，其中竟然还有进口货，于是向张珍询问。当听张珍告诉他说，这些是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从北平运来的时，白求恩顿时翘起大拇指，热情赞扬说：“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真了不起!”

　　(作者黄鹂为黄浩之女，本文由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