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姨——抗日烈士冯玲
来源：人民网   2020-02-13 08:47:53

　　我的阿姨冯玲从小在上海做童工，后来上夜校学习革命道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几岁的她和年长几岁的姐姐(我的母亲)参加了当时的许多革命工作。她们贴标语、闹罢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宣传活动。在夜校开展的歌咏活动中，有音乐家吕骥同志来教她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歌曲。别人还没背熟歌词，长得小巧机灵的阿姨，似乎更有这方面的天赋，早已有韵有味地单独高唱了。大家都羡慕她，夸赞她，许多人都愿意与她交朋友。1936年，在 “上海市纪念聂耳遇难一周年专场歌咏大会”舞台上，阿姨她扮演的角色惟妙惟肖，赢得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作为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成员，她们几乎参加了这个时期上海所有的抗日活动和聚会，比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的几次大聚会、“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的集会等。

　　阿姨冯玲的年轻照

　　为了适应抗而日战争的需要，夜校专门请了医务人员教给大家一些常用的战场抢救伤员的急救方法。经过培训，冯玲很有信心地说：“这样到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空口宣传抗日了，还能用自己的技术、本领去服务呢!”后来，女青年会就把冯玲介绍到法租界国际难民收容所去工作了。

　　面对着这些饱受战争灾害而情绪反常绝望厌生的难民，阿姨和其他人一起仔细料理他们的生活，设法安定他们的情绪，教他们的子女识字、念书和唱歌。阿姨积极投身到繁重艰苦的工作中去。由于生活艰苦劳累，终于病倒了，在缺药少医的情况下又转为伤寒病，只得由收容所送往慈善医院住院治疗。稍好，她才不得不听从大夫的意见，回老家去养病和探寻父母和弟弟的去向下落。

　　很快老家浙江海盐也沦陷了。鬼子时常骚扰，父亲在饱受惊吓和生活重负下遽然病逝。她再也忍不下这国难家仇的悲愤，病好后她重回上海继续从事抗敌救亡工作。

　　不久，她随上海煤业救护队一块西行，遣送难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的卫生训练班学习结束之后被分配在军部教导队中村医务所工作。当时阿姨曾给妈妈来过一封信，信中说：“阿姐，跟上海比起来，这里又是一个世界啊。不分首长和战士，大家都互相尊重。这个大家庭很开心呢!虽然每个月只有三元钱的津贴，上夜班也确实有点艰苦，但是看到那些可爱的伤病员又能康复上前线了，这就让人快乐……”

　　1939年秋天，妈妈接到一封信，说阿姨已于7月1日光荣牺牲，她是在日寇飞机轰炸我医务所时奋力抢救伤员而被炸死的，刚刚开了追悼会，军部号召大家都要向她这位英雄学习……正是怀着为妹妹报仇的决心，妈妈也和几个朋友一起辗转来到泾县云岭参加了新四军。看到妹妹留下的一只小箱子，妈妈仿佛听到了她唱的歌声：高高的云岭，屹立在皖南;铁的新四军，英名鲜血染;保卫我民族，收拾好河山;不怕千般苦，团结起抗战!……忽然，天边隐约传来一阵“嗡嗡”声，打断了这支优美的歌：“看呐，好大的老鹰!”一个孩子惊叫起来，冯玲警觉地仰面观察，不好，一二三，三架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大，飞机径直向村里扑来。“敌机”，冯玲向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高叫：“乡亲们，快隐蔽!”随即抱起两个小孩，跳进路边的旱沟里，又抱过一捆柴草，把他们掩盖起来。万恶的敌机直向医务所、向我们的冯玲俯冲下来，甩下罪恶的炸弹，霎时，几股黑烟腾起，高高的风火墙摇晃了几下，倒塌下来，卧在村口的妇女们，隐蔽在掩体和旱沟里的孩子们，失声大叫：“冯玲”、“冯阿姨”…… 阿姨被万恶的日机炸得粉身碎骨，但，却留下了一座纪念碑。妈妈想找几张妹妹的照片带在身边经常看看她。一位女同志抱歉地说：“冯玲烈士的照片本来是有几张的，追悼会刚开过就被她的几个好友拿跑了，一张也没留下”。

　　1991年清明前我父母在纪念碑前的合影

　　1991年清明前夕，我的父母，同为新四军老战士的他们，在友人的陪同下见到了这座保存完好的抗日烈士纪念碑。面对着这块完好保存的纪念碑，我的父母亲百感交集，他们分站在纪念碑的两旁，手抚摸着这块奇迹般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石碑，眼神流露出肃穆凝重之情，似乎又想起了当年的往事。

　　带着深深的缅怀之情，父母手扶墓碑留下的这帧照片，成为我家珍藏的宝物。每每思念起牺牲的阿姨，就会痛恨日寇的暴行，就会不忘民族恨家国仇，就会永远不忘那些牺牲的抗日英雄，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为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而尽力奋斗无私奉献！(汪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