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叶英,原名李慧英,祖籍江苏省江都县(现扬州市)。1923年10月16日出生于上海。1936年至1942年,先后在上海惠中女中,明德女中,民立女中学习。1943年,考入中华无线电学校,后又考入复旦大学英文系。1939年,在上海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协会。194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
一、中学时代投身学运,参加上海地下党。母亲出生在上海,一个在扬州乡下拥有地过二、三百亩,房屋数十间的殷实家庭,接受了中西方融合的大、中、小学教育。“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上海,母亲家居住在法租界马当路(现“新天地”),她每天上学要经过“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门口就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样的耻辱深深地灼伤了她幼小的心灵。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她将原名李慧英改为叶英。她躲在“亭子间”内与同学一起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也影响了她的弟弟、妹妹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受党派遣,她瞒着家人离开上海到华中根据地后加入了新四军,外婆曾因得不到她的消息,悲痛欲绝,大病一场。
二、受党派遣到华中根据地加入新四军。1944年秋,遵照上海地下党的决定,母亲从上海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是华中局城工部的刘长胜和张承宗同志接转了她的组织关系。据母亲回忆:接转党的关系后,发给我一套军装,并派我到整风轮训班参加整风学习。曾先后跟我在一个小组参加学习的有乔石、金德琴、沈正光等同志。我们刚到根据地,因不太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大部分人开始时只是听,很少发言。年底,召开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的大型讨论会,地点在我们小东庄驻地附近的小王庄,华中局政策研究室和新华社的同志们也都参加了。以后才知道,在讨论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是徐雪寒、李代耕、姚溱、于毅夫等同志。按照组织上的规定,我们这些刚从敌占区来的同志,每人都要写一份自传,在轮训班结束时,我的自传也已写完。一天,刘长胜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一部分同志回上海,留下来的同志立即打背包,分散隐蔽到盱眙县的几个小村子里去,因为这里有情况(指日本侵略者要来扫荡)。我是属于留下来的,随后,在老乡家住了一个月左右,一天,于毅夫同志通知我到新四军军部组织部报到。
三、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与父亲相遇、结合。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华中局决定创办“华中建设大学”,为抗战胜利后的各方面工作培养骨干。当时的华中建设大学人才荟萃,许多老师都是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校长是彭康,副校长是张劲夫,系主任有陈同生、梅益、姚耐、陈修良、朱大章、李代耕等。华中局的领导同志也轮流来讲课。学员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脱产干部,一部分是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到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下党撤回来的同志。母亲在军部工作了三个月左右,也被调到建设大学去学习。据母亲的回忆:因我在沦陷区时念过复旦大学经济系,(应该是从英文系转到经济系),组织上就将我转到财经系,离开新铺街住到一个小村庄,和喻方、张茜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前后院(当时陈毅军长到延安参加“七大”了)。我记得是换上新的单军装去建大报到的,当时建大在新铺街上,代耕担任民运系主任,就住在新铺街校部。没过几天校部要调几个同学帮助抄写教材,我也是其中一个,教材是代耕亲自编写的,内容有:抗战的意义,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开展知识分子工作,建党工作中要反对两种倾向—关门主义与拉夫,等等。当时条件很差,讲义是刻蜡板以后,一张张油印出来的,讲义编写得很生动,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都是代耕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那是他27岁,但老成持重,有时沉默寡言,相处久了,才知道他讲话滔滔不绝,能言善辩。周围的人,从校部到财经系的同志,都对我们的感情发展表示赞许,并帮助促进,我们商定抗战胜利后便结婚。8月13日传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小院子里,在月光下端出点燃一根灯芯的小油灯,向组织写了结婚报告,由孙湘同志(赖传珠夫人)第二天送华中局组织部,曾山同志当即签字并批语赞成。9月3日,我们在建设大学新铺街上结婚,学校杀了一头猪(是自己生产的成果),大家高高兴兴地改善了一下生活。约二、三天后,代耕接华中局指示,要他赶赴前方新四军一师粟裕将军处传达中央命令,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任务去了。
母亲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她与我们这个曾经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家,苦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血与火的重生。她生长于十里洋场,却鄙视现时的奢华和拜金;她始终恪守中华传统文化,克己勤俭,相夫教子。在她身上保留着那一代人共有的奋斗卓绝的历史印记和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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