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祖晃将军
来源：桂林民革网   2020-05-07 09:16:23

　　血性男儿 扬我国威

　　父亲早年考入桂林陆军小学，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科第一期，与唐生智同学。1914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湘军唐生智部任连长、营长，后回到桂系部队，1933 年任第七军副军长，1936年元月授少将军衔。

　　父亲投身军旅，身上有着军人的血性。两广的“六一”运动时，父亲任抗日救国军第七军副军长，曾率部驻守梧州。一次英帝国主义者竟无视中国主权，一艘军舰从广州湾驶入梧州西江水域，向广西的反蒋运动示威，情况危急，父亲命令向英舰发出警告，英舰撒泼竞威胁道：“我们大英帝国的军舰是从来没人敢向我们开炮的!”父亲忍无可忍，下令向英舰开炮，这突如其来的炮弹把英舰吓得调头逃跑，再无叫嚣。父亲这举动扬了国威，也颇具传奇色彩。

　　桂系宿将 抗击日军

　　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过淞沪、台儿庄、徐州、昆仑关战役，戎马生涯大半辈子。他身先士卒，厚待袍泽，多次负伤，被人称为老前辈，有“桂系宿将”之称。

　　1937 年10 月，父亲升任中将第七军军长。在第七军奉命抵达南京后，父亲即命令部队加紧构筑南京中华门一带的防地工事，很快接到调兵前往浙江吴兴、长兴抗击登陆日军以阻止其向南京推进的紧急电令。

　　父亲即率第七军主力在吴兴、长兴布防，抗击日军。吴兴一战，阵地在敌我之间反复争夺，几度易手，战况胶着，父亲在仁皇山头督战指挥，全军血拼死守，让疯狂的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而由于伤亡惨重，无兵可援，最后不得不撤离。

　　1938 年夏，第七军在安徽蚌埠溜河镇的涡河一带参加徐州会战的外围战斗，作战的任务是阻击日军向怀远推进，当时笫七军所部之一七二师奉命调往蒙城，归四十八军指挥、而一七一师则调往安微宿县，归二十一集团军直接指挥，当时笫七军只能指挥在溜河布防的一七0 师。徐州会战外围作战中，廿一集团军廖磊

　　总司令曾下令一七一师杨俊昌师长死守宿县，当时由於日军攻势猛烈，杨师长向廖总司令电话请求部队撤退，电话还未打完，日军己攻入城内，杨部边战边退，以致宿县失守，对徐州会战大局影响之巨大，为此上级要追查责任，因此远在百里之外的父亲遭到撤职处分。对此，当时许多将领均为父亲打抱不平，父亲虽然感到十分委屈，但他仍然接受了处分，此举颇受军中上下级感动和钦佩。

　　1939 年春父亲又被任命为四十六军军长，不久又升任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在昆仑关战役中隶属西路军夏威指挥，任第一纵队司令，攻击高峰隘，虽未立下赫赫战功，却也为最后的昆仑关大捷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审时度势 和平易帜

　　抗战胜利后，调国民党中央军政部任中将部员。1946 年8 月转为备役，回到桂林闲居。民主人士李任仁先生曾到家里与父亲谈了时局问题，父亲知道李公是搞民主活动的，很以他的主张为然，就成了父亲后来起义的一个因素。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作最后挣扎，要我父亲出山充任南宁指挥所主任，父亲将任命原封退回，坚辞不就。此后桂林绥署主任李品仙常到家里传达白长官的旨意，必定要我父亲出山协助，父亲一再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1948年8月，国民党中央任父亲为桂林绥署增设副主任，继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他仍不闻不问，李品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后几次到家里劝望，父亲总以家庭关系，不能离开桂林到其他地方去为由推辞，但如果父亲再坚决拒绝，恐会引起怀疑，后果不堪设想，故在9 月间才答应充当了绥署、省政府合组的六个军政督导团团长之一。

　　1949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在衡宝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后，白为确保其广西部队的老本，将广西划分为六个军政区，即桂北、桂东、桂西、桂南、桂中及黔桂边区，实行军政统一指挥，父亲被派为桂北军政区司令长官。桂北军政区同时编为广西反共救国军新编十三军，父亲兼任军长。军政区约有10000人的武装力量。桂北军政区组建不久，11月初，解放军进军广西的战役开始，战局急转直下，到11月下旬，桂林解放在即，华中长官公署、桂林绥署、广西省政府均先后撤离桂林。

　　11月20日华中长官公署直接令工兵团破坏桂林电厂及附近的桥梁，父亲得知这情况后，马上派人前往制止，并令警备司令部派兵保护，因而电厂和桥梁得以保存无损。同时父亲又与笫十兵团司令徐启明(1937年父亲任第七军军长时徐任副军长)商量，请他将所指挥的部队，分别指定路线撤退，不要经过桂林市内，以维持市内秩序，还令警察局长韦瑞霖派一个中队留守桂林维持秩序，最后留下参议龙建云在桂林与解放军联络并传达消息。1949 年11 月21 日上午率部撤离桂林，经两江到永福百寿。解放军1949年11月22日下午两点入城，顺利地解放了桂林。父亲本想在桂林起义，但因配属的部队都是临时凑合的，各级干部的意向极不一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桂林起义，深恐各怀异心，发生意外。到了百寿十多天当中，父亲每天分别到各部进行策动起义，并沟通下属的意见。这时接到留在桂林的参议龙建云的消息，汇报了解放军入城后，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等情况，又说有民主人士张显龙、邓燕林两位先生极愿帮助与解放军接洽，此时父亲认为该起义的时机巳经成熟，决心向人民靠拢，即召集各部负责同仁到司令部开会，他向部下郑重表明：此次被迫出山任职，用意是为着维护地方秩序和民众的安宁，来为人民服务，只要与人民有利和你们无损，我个人牺牲在所不惜，当前人民生命不绝如缕，不能再遭断丧，我们应本天良权衡轻重，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万不可稍有犹豫，否则人民眼前就要受到很大的灾难。父亲这番披肝沥胆的忠言，他的部下都一致表示同意起义。他即派副司令兼参谋长霍冠南到桂林与解放军接触，为和平改编作准备，12 月6日霍副司令从桂林回来传达了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并带回与解放军达成的和平改编协议，8日晚父亲召集军政区司令部人员会议，把与解放军和谈的真情公布于众。他说：“中国民众的生命不能再遭开战断丧，现根据民意士气，本人决心率领全体官兵接受和平改编……”，这番肺腑之言，使司令部里没有骚动，都默认了他的安排。正在此时，白崇禧从海南岛给军政区发来特急电报：要进行新的军事部署，还准备空投一批物资、军饷，望指明空投地点。父亲当即指示：本军政区既已决定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此电可不予置理。

　　在1949年12月11日早，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要与父亲亲自通话，父亲始终拒绝与白通话。后复派副司令霍冠南、司令部政务处处长徐葆森、秘书长马益坚三人作谈判代表于1949年12月12日到桂林，和解放军笫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四十九军军长钟伟签订和平改编方案。1949 年12 月13 日父亲率所部官兵约5000 人，由百寿到两江接受和平改编，首举了广西义旗。在父亲的影响下，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和黔桂边军政区张光玮也先后接受和平改编。桂北军政区改编完毕后，父亲被委为桂林军区副司令员，因种种关系他向广西省省主席张云逸请辞，张主席准了后，另荐委他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后又当选为广西区政协常务委员。1950 年广西省会迁南宁，故全家随父举迁南宁。

　　解放以后，父亲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后因多种疾病，长年住在医院里，中共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领导经常到医院来探望、慰问。1959年12月27日，父亲病逝，终年68 岁。

　　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父亲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想，这个纪念章正是对父亲戎马一生的最好的评价。

　　(本文作者为民革市委会原联络部部长周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