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信仰者的初心密码,要深刻解读其人生发展历程。1899年8月,祖父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苦农家,从小聪明好学,在私塾启蒙时,受到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江西同乡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激励。在接触了新知识,经受五四运动的洗礼,懂得爱国的道理后,他声称:“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并在家乡与志同道合者结成“青年社”,立志“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祖父后来离开家乡外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祖父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进行了长期艰苦奋斗,并卓有成效地创建了被毛泽东称赞的“方志敏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即使被俘入狱,他依然斗志昂扬,用一颗赤诚之心和激昂之笔为党工作。他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在狱中给党写信,其困难可想而知,“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在困境中,他考虑的只有党的事业,考虑的是为党的事业发展总结经验教训。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等十多篇13万余字流芳千古的文稿,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祖父对党、对信仰、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发乎内心,深入骨髓,浓郁深沉,纯粹高尚,他对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主义、选择共产党,深信不疑、坚定不移。他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一定能实现,认定“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为了这一真理和信仰,他不惜舍弃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蚁命”。他全身心地投入苏区党政领导工作,创造了反映实际而又体现党的目标和任务的地方经验,创建领导了富有战斗力的红十军,摸索创新了苏区政权的区域政策与工作方法。他领导制定的赣东北土地分配政策与生产措施、群众团体条例与群团工作、地方武装建设与地雷战的运用、文化教育建设与创新、政权建设与法律制度的创设,乃至苏区中心葛源的公园、路灯建设,细致入微而成为基层政权操作规范的《怎样做乡苏工作》(比中央苏区的同样文献早出台一年),等等,充分体现祖父对政权工作的专心致志与领导才能。这一切,都是祖父在长期患有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取得的。疾病带给他难以言喻的困扰,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心志,成为他战胜疾病、创造奇迹的动力源泉。在祖父心中,公与私界线分明,即便父母妻儿承受苦难也不能谋求特权,享乐与清贫壁垒森严,即便手握万金也不能私用一分;他抱定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清苦,而精神非常愉快。在狱中,祖父对苏区工作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失败的血的教训”,反复进行总结和反思。他对错误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尽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军事指挥员的犹豫等所致,但他认为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从而“愧悔交集”,“感到无穷的羞辱”,希望能“赎罪雪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守精神追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关系。”“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祖父一生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心怀大爱、以身殉志,响亮地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
赓续革命者的如磐初心,是革命先烈后代应尽之责、应有之义。(方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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