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教诲和我的传承
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2020-05-27 08:41:16

父亲与我和寒生(左一)

　　1984年清明节。遵照爸爸生前要把骨灰撒在他频繁战斗过的战场，同牺牲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意愿，我随妈妈来到爸爸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战场之一——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我把爸爸的骨灰撒上山野，埋进热土。仿佛他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眼前，他生前的那些嘱托又响在我的耳边：“这些年我对你说过的许多话，你记住了没有?党和人民交给你的担子，你挑得怎么样……”

　　亲爱的爸爸，敬爱的严师，您的谆谆教诲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而且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教我打枪 要我爱枪

　　我出生在1942年，那时爸爸正率领新四军第1师进行频繁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南昌起义后历经15年战斗岁月的洗礼，已使他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并协助陈毅同志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而威震敌胆。枪林弹雨之中，他没有奢望能见到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同时也寄希望于后代。因此，他引导我一步步走上了戎马生涯。我生养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外公钦佩爸爸的战斗生涯，为我起名叫戎生。当时扬州是敌占区，后来，因有被敌人侦知的迹象，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设法送到父母身边。从此，我一直随军行动到全国胜利。

　　我幼年是由外婆哺育的，自然比较娇气。到爸爸身边后，他很注意培养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和勇于牺牲等军人气质。他对我要求很严。吃饭不可以挑食，夜行军不可以啼哭，饥寒不可以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听妈妈讲，在浙西天目山地区时，我刚两岁多，爸爸训练我学游泳。他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段竹筒，叫我跳进水里。我不敢下水，爸爸把我一抱，“啪”地一下扔进了水里。我因为抱着一节竹筒，也就浮起来了。父亲是一员虎将，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儿子是兔子胆。

　　五六岁时，爸爸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支真正的小手枪。这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基本没有实战作用，他就交给我保管。他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到爸爸对枪的感情和教我爱枪的苦心。他在少年时，亲眼见到旧军队欺压百姓的事实，上学时还直接与旧军队发生过冲突。他痛恨黑暗的反动统治，痛恨旧军队，立志长大要带出一支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军队。显然，他希望我从小立下和他一样的志向，并走到他所在的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战斗行列中来。

　　那时，对他的教诲，我自然还不能“深受教育”，但对枪我是喜爱的。随军行动的环境和条件，使我很快地掌握了瞄准、击发的要领，也学会了擦拭保养。在爸爸的指点下，我的枪法总算还说得过去。

　　战争岁月里，爸爸是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腰里也总带着手枪。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他仍然保持着战士的本色，保持着对枪的爱好。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自己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着好几支。如果我们在家，赶上他有空，就带我们去进行实弹射击。爸爸的枪法很准，常常同我们比赛。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然后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弟弟是西城区少年宫射击代表队的队员，但几十米外打这么小的东西还是头一回，他没有打中。我的射击结果也和弟弟一样。爸爸笑了笑，接过枪，压上子弹，持枪瞄准，第一枪就把目标打碎了。我和弟弟暗暗叹服。各种枪，爸爸都要学学，步枪、冲锋枪、机枪，他都打过，而且熟习性能。他熟悉枪也爱惜枪。有一次我擦拭他保存的几支枪，将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取下来了，他很生气，把我训了一顿。而后耐心解释说：“随便拆卸瞄准镜会影响射击精度。”趁下一次射击的机会，我们对枪做了重新校正。

　　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还是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我信口开河道：“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很不高兴地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现在回想起来，他这句话包含了复杂的国际斗争背景和我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坚定立场。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他左手残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的射击了。毫无疑问，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宝”。

　　1966年“文革”开始了，根据中央的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交。爸爸监督我把枪精心地擦拭好，然后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要。”当时我已有5年军龄，很同情爸爸：一个老军人在战争年代与枪结下的感情，确实难以割舍。然而，我只想对了一半。爸爸喜欢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比如有一个非常旧陋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些，他也当宝贝收着。四样东西里，他最喜欢的又数枪和地图。有一次，部队印制了一种的确良布的军事交通图，很精致耐用。我多领了一张给他，他特别高兴，看了又看，很珍惜地收进了他的书柜。他办公室和住房内，最主要的装饰品就是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他就挂那里的地图。我蓦然想到：他爱枪，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也是反映他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时刻注视着现代战争和国家的安危。

　　有一件事更印证了这一想法。部队开始装备一种新型步枪之后，他对我说：“这种枪目前还不大适合我们部队的情况，枪的射速太高，弹药供应有一定的困难，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作为指挥员，要教育部队熟悉枪的构造性能，让部队学会节省弹药。”我深知爸爸有个特点，说话虽很简洁，但不考虑成熟，他不随便说出口。听了他的话，我又查对和计算了一些数据，不由心服口服。按这种枪的战斗射速，一个战士带的子弹只够打两分多钟，如果在遂行快速穿插任务、后勤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不注意在战斗中节省弹药，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爸爸不是否定这种枪，而是根据它的战术技术性能、部队执行的战斗任务、后勤保障能力以及战术技术变化等诸多因素，提出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思考解决的办法。

　　爸爸爱枪，不等于他的思想滞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1947年1月鲁南战役后，他就协助陈毅同志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特种兵纵队;解放舟山群岛，他精心研究和严密组织了陆、海、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他牢记着恩格斯的名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员的意志，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革甚至变革。”1979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就轻武器来说，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以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主要作战方向上，特别是在进行战役决战和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

　　爸爸教我爱枪，是要我热爱兵的生涯，培养兵的气质，初步具备兵的思想技术素质，以便做一个合格的现代革命军人。无疑，爸爸的言传身教，对我有着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我参军以后，一直在野战部队工作，从发给我枪那天起，我就把枪当作我的第二生命和伙伴。六七十年代，我们部队住农村、住帐篷、住坑道，睡地铺，晚上枪就和我钻一个被窝。我刻苦练枪，射击和刺杀都是连队的尖子。我当了干部以后，随着职务的提高，我的射击技能也在不断提高，不仅始终是我所在单位的尖子，而且掌握的武器种类也越来越多。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琢磨用枪的事。最近两三年，军区特种作战部队还好几次聘我去当射击教员。近期我提出的反恐作战射击训练课目，也在几个相关单位展开了试训。

　　教我当兵 要我当个好兵

　　20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步入了军队的大门。我知道，这是一条可以自愿踏上，却不能原地踏步或自由离去的跋涉者之路。是一条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自我牺牲为使命的奋斗者之路。我决心走下去，义无反顾。

　　但是，我还有些具体想法。我不想上院校，去了后也有些不大安心。蒋介石正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反击战也已打响，我想直接去战斗部队，渴望战场的厮杀、拼搏，喋血疆场也绝不畏缩。今日回首此事，虽有些血气方刚和浪漫色彩，但我的动机还是积极的。爸爸多年的教育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

　　爸爸赞赏我的态度，但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我说：现代化战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我牢记爸爸的话，在院校发奋学习，于1965年底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组织上尊重我父亲的意见，没有把我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分配到驻扎在祖国南陲的抗美援越前线的某地空导弹部队。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爸爸让我从小进住宿学校，又经过5年的军事院校生活，我已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在导弹部队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这四年，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

　　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中，我常常把爸爸的教诲记在心中，当作座右铭。爸爸是个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又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过去他看到我们稀拉一点儿，动作磨蹭，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着话，边慢慢腾腾地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非常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沙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说过：“在战争环境中，各种条件很艰苦，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要能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吃苦。”说到这里，他动情地讲到：南昌起义、潮汕失败、转战上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后来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有时好几天吃不上什么东西。打了土豪，才吃上饱饭。有东西就吃，没吃的，行军打仗也能熬上几天。负荷很重，机动全靠两条腿，有时一天跑一百多里路，还连续打几仗。行装很简单，每人一床夹被，冬天在里面塞上稻草睡觉，出发时把稻草倒掉，行军中下雨，就披在身上当雨衣。他要求我在部队的东西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一举一动都要有高度的战斗警惕性。

　　当兵后，有次他看到我休假期间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严肃地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准备,就是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晚，先把衣服叠得便于穿着，而后衣服鞋袜都放在固定的地方。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上军装就扣好风纪扣，从没敞开过。病重期间，他已经偏瘫，别人协助他穿衣服，他仍然这样要求。啊，爸爸这样在衣、食、住、行、着装打扮上严格要求，并不是他僵化古板，那是一个老军人在长期战斗生活中养成的个性，是他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完美的统一。爸爸的这一举一动，不仅对我的成长是严师、楷模，无疑，对我们每一个当代军人也是一个良师。

　　有了爸爸的榜样，我努力按战斗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习惯后，再苦再紧张也不觉得反感、枯燥、乏味。前线的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但我始终以当个好兵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我们是防空导弹部队，当时要用游击战的战法打击敌人的飞机，所以经常要转移阵地。每次转移我都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有危险的时候我都抢着先上，有一次导弹阵地的发电机着火，我拿着灭火器堵在喷火口，连着喷了几个灭火器，扑灭了烈火。有一次转移阵地，一辆重装备车装火车，压垮了火车地板，半边车掉了下去，下面的缝隙只能容下一个人，我钻到装备底下，用两个千斤顶，反复移动支撑，架起了重装备车。敌情多时，每天要跑四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就拼着命跑到战位。有一次我发烧40度还多一点，医生正在给我身上擦凉水降温，突然战斗警报响了，我爬起来就跑，医生一把没有拉住，我已冲出帐篷，飞快地跑到战位，完成了我的战斗准备动作。在这紧张艰苦中也充满了欢乐，我到这个部队的第二年，我们的部队在一次作战中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机，我也立了战功。

　　后来，我的职务逐步提升，但我在一些基本事情上，一直要求自己按“我是一个兵”来落实。到部队，自己带背包;到野外自己搭帐篷;新装备配发下来，我就和战士一起学操作;训练中的难点带头去研究解决。由于我比较多地参加了这些实践，因此对训练和装备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就比较了解。直到现在，有些部队和装备研究单位，还请我去研究训练、研究装备。

　　教我带兵 要我带好兵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任务变换了，训练和生活条件也大大好转。但爸爸偏偏不愿意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尤其是那年春天，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形势的紧张无需重提。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与组织上商量，把我从刚结束了抗美援越作战任务又与我专业对口的导弹部队，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反侵略战争等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

　　从南陲到北疆，各方面条件更加艰苦。但爸爸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响在我耳边：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这铿锵的诗句，是爸爸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是鼓励我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我满怀豪情地去了，担任排长、副连长、连长职务。

　　在我党22年的武装斗争历史中，爸爸始终没离开作战部队，而且都是第一线，又多是担负打开局面的任务。他身经数百战，许许多多的战友倒下去了。只要可能，他也尽力使我能到第一线部队，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战斗。这我理解，我欣然前往。他那首诗题为《老兵乐》，对我来说，战斗生活当然也是新兵乐了。

　　诗，对于诗人来说，是感情长河的流溢。诗，对于爸爸来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他的肝胆情怀。后来我才理解，爸爸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我的严格要求，而且以此作为对他自己的极大安慰。1958年以后，爸爸从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十年动乱中曾受周总理嘱咐去国防工业系统支撑局面，就这点权很快也被林彪一伙夺走。在周总理的保护下，爸爸得以在国务院业务组过问一些工作。爸爸不计名位，只希望能再为军队工作尽点力，但他在实际上已被排挤出军队。他向周总理恳求：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回军队。周总理亲切地回答：“那当然。”

　　在这种心情下，爸爸送我到了前线部队，实际上也是委托我，为他尽一尽老战士渴求参战的心意和义务。

　　在北线执行战备任务，条件比南方更为艰苦。粗粮比例大，蔬菜供应较差;气候恶劣，干燥，严寒，需要有坚韧的毅力，我都顶过来了，一点一滴按照爸爸的要求去做。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开始，我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的。爸爸针对我的弱点，对于如何带好兵的问题跟我讲得较多。他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作知心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爸爸说：打仗就是要死人，我们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作为指挥员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在作战的重要时刻，为了夺取胜利，我们是不怕牺牲，不惜牺牲的，但不应该的牺牲，哪怕是一个人,也要避免。爸爸的这番话，使我很受教育。常听到一些叔叔们谈起，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检查岗哨警戒，作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带领下的部队，在突来的紧急情况下，很少受到损失。特别是他亲自选定驻地、亲自布置警戒的首脑机关和时刻关照的后方单位，在敌人千方百计想偷袭的情况下，没有一次遭受损失。过去，我以为这反映了爸爸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原来这个看法不全面。这首先是反映了爸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对他带领下的每个战士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

　　受爸爸的教育，我当排长、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散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看一看，以备利用，并使部队知道有了情况向什么方向转移。

　　在北线，仗并没有打上。我们连队开进山沟里，一连打了3年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常常发生塌方。6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方到9米多高，有块大险石很难排除，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攀上去排险。正在排除，不料另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下，擦肩而过，正砸在脚下的梯子上，梯子断了，我和上半部梯子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就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我暗暗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代，我又有何脸面去见爸爸。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就该鲁莽，但施工总是有危险的，我身为一连之长，学的东西又多一些，经验也多一些，理应身先士卒。排险中，我有三次险些丧命。另外，凡是排除哑炮，我总是自己上，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进来。三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残和亡人事故。由此，我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

　　爸爸不把我看作私有财产。前面说过，我上住宿学校，爸爸对我非常严格，由此引出了一段对话。我的班主任老师想不明白：总参谋长对儿子怎么这样苛刻?他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我照实回答：“是的。”“没错?”老师还再次叮问。好像家中对我的严格要求，非得用“后娘”两个字才能解释。搞清楚后，老师没感到唐突，而是很激动。以后，妈妈到学校了解我的表现，老师很兴奋地当面向妈妈讲了这件事。在北线，虽然生命危险，倒没人问过这类问题。也许，我调动的时机已说明了一切，这是祖国母亲的需要。爸爸要我把自己的生命同祖国的安危联系起来，同战士们的生命结合起来，共同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后来我的职务逐渐高了，不在连队不能和战士常在一起了，但我仍然要求自己时刻想到连队想到战士。在战场，一次大雨来临之前，我及时发现和调整一个山沟里的连队位置，避免了山洪把全连冲走。在敌炮火封锁区，我果断指挥快速调整拥堵的车辆，在敌人的炮弹落地前十几秒完成疏散，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在内蒙朱日和训练场，一辆坦克掉沟，炮塔错位，乘员重伤。我钻到坦克内，设法救出了伤员，避免了更大的伤残。当时我虽已退到二线，还是果断担起责任，组织部队准备输血，指挥直升机转运，协调医院准备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机，接活了伤员的断肢。

　　教我研究未来战争 要我做合格的指挥员

　　根据工作需要，也随着军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逐步走上了团和师的领导岗位，这时再见到爸爸，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也有了“升级”，对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爸爸喜欢看地图，也要求我多看地图。他说地图是军人心中的战场。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他每次外出到达一地，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当地的军事地图。爸爸有时反坐着椅子，统观大局;有时拿着放大镜，细致观察很小的地方，一看就是很长的时间。他看地图，是分析研究着看，带着敌情我情看，带着一个地区的自然经济的发展看，看完了就能牢牢记住。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天资，而是在多年的战斗生涯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有时，他会突然问我，哪个县在什么地方?周围有哪些县?相互关系如何?我要答不上，他就不高兴，因为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就包括识图。听妈妈讲，我还不懂事时，爸爸就教我“认”华东地图。陶勇、王必成叔叔到指挥部来开会，也总是拉着我问：“南京在哪儿?上海在哪儿?”我指出后，他们哈哈大笑。爸爸是不怕考的，几乎对全国的县的位置他都了如指掌，对华东地区，他甚至记下了相当多的小村庄，对世界地图也很熟悉。

　　对于看地形，爸爸更是大有研究。一切重要的地域，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到现场去看。有一次，他到某地视察，我有幸跟随。他登上我方防守的高地，仔细察看了防区的地形，又提出变换位置，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正反结合着看，取得了发言权。只要有条件，他除了在地面逐一观察外，有时还要坐上飞机，从天上再看一下，形成立体化的印象。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休假、出差乘坐火车，他让我尽可能白天走，留意看看沿途地形，观察山川河流道路。经过实践，对于爸爸的关于地图和地形的学问，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地图在我脑子里也凸了起来。这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卫星影像图进入了实用阶段，我就努力开发应用范围，并向部队推广。直到现在还经常有部队单位，到我这里来请教应用方法和拷贝卫星影像图。

　　我长期在基层，很容易不自觉地偏重于日常事务工作。爸爸察觉了问题，便常常在军事理论学术的学习上，给我增加一些压力。每当我休假在家，他就检查我的学习情况，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向我推荐需要阅读的书目。他让我多留意各类军内刊物发表的军事学术讨论文章，从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比较鉴别，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他自己写的战争年代回忆文章，在发表之前，总是尽可能给我看，让我谈谈意见和感想。他的回忆文章，都是写独自或参与组织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又经过几十年的回顾和思考。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父亲的回忆文章是有相当的分量与价值的，我从中受益匪浅，也看到父亲对军事学术理论努力钻研的严肃态度和直抒己见、不随波逐流的创造精神。

　　他鼓励我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学习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你学习战例要特别注意领会战役指挥中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舞台上的若干具体经验将失去参考价值，但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却会长期放出光彩。”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我按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方兵力条件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接着他说：“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不是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就可以取胜的，也不是照搬过去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取胜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有几年，我在一个摩托化部队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干部应多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本领。摩托化部队的干部一定要学会开汽车。不懂，不会，不行。”他还讲到，干部不会开车，结果设置了好多专职驾驶员。20世纪50年代，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师从我国某军事重镇撤走，将全部装备移交给我们，他们一个师8000人，我们要12000人才接下来。他们就没有配专职驾驶员，咱们多出来的人尽是战勤保障人员，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改进。我汇报说多数干部不会开车。他说，不应该这样，眼光应放远一些，应从部队建设和作战需要出发。爸爸在战争年代就学会驾驶摩托车和汽车，残疾的手并没有起到阻碍作用。爸爸曾问过我：“你们师一天的行军能力是多少?”我回答是某百公里。他又问全师人数、车数和行军长径。我一一回答，并告知行军长径也是上面的公里数。他深感担忧地说：“这怎么行呀，一个师成行军状态撒在几百公里公路上，先头走了一天，后边还没出动。打起仗来，我们没有空中优势，打坏了几辆车就全堵住了。而且通常只能夜间开进，时间更紧，何况我们有那么多部队。”他要求我结合部队训练，研究一下摩托化部队多路开进，摩托化行军中对空防御和后勤油料保障问题，我照办了，并且写出一篇学术文章交给他。

　　20世纪70年代，他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他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画着拿着各种爆破器材的五六个战士，围着一辆坦克打，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打不了集群坦克，还要吃亏的。”他多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敌进攻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技术手段和方法，实战演习暴露出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尽快获得好的武器装备，二是使用现有武器更要讲战术、技术。他还说：“《解放》这部片子不错，可以学到不少知识。”有人曾说，放映《解放》怕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把部队吓坏了。他说：“现在吓坏了可以做工作，可以教育。打起仗来吓坏了就要打败仗，当俘虏。”受他的影响，这部片子我看了6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和书，凡是能看到的，我都力争不放过机会，以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他注意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即使对我，凡是他不了解的东西，也总是让我讲解。一些重要问题，他让我从实战和部队训练的角度提出看法，有时他还结合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军委作汇报。这本身对我也是个教育。

　　我在部队工作这么多年，努力要求自己在做好本职具体工作的同时，认真研究作战指挥打赢未来战争问题。在师团工作期间，结合自己组织部队摩托化行军、组织铁路输送的情况，总结的教案，后来在不少部队讲课，都起了好作用。在边境作战期间，我组织军司令部深入一线掌握情况，普及使用初级的指挥自动化设备，提高了作战指挥效率，协助军长指挥作战，胜利完成作战任务。我还和技术人员一起，把高炮打靶的航模，改造成无人侦察机。对敌人进行侦察，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敌情，在几次作战行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实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将无人机用于实战。在任军长期间，为适应未来高科技局部战争，我在我们军普及野战化和指挥自动化，使我们军的野战能力和指挥效率大大提高，并在全军引起很大反响。我针对作战对手的高科技装备、全纵深打击的理论，提出以人民战争、特种作战的全纵深打击，去战胜敌人的全纵深打击，并据此组织侦察分队进行了滑翔伞渗透训练和轻步兵突击车快速突击训练，在全军开启了作战部队进行此类训练的先河。在研究我军过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我提出了“界定地域寻歼作战”的理论，并把它用于部队的战术训练，使部队的战备和训练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在军区分管训练工作期间，依托朱日和训练基地，在全军首先开展师旅规模的实兵实弹战术对抗，对部队训练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退休以后，针对部队建设的问题，我几次给军委总部写建议报告，都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批示。

　　未了的心愿 要我们后人去完成

　　爸爸把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时刻挂在心上。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就开始考虑和研究占领福建进而解放台湾的问题。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他就更加深入具体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指定他担任抗美援朝作战的指挥员(由于战争年代的6次战伤和过度劳累对身体的摧残，他突然病倒，没能到朝鲜去)，并把大量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部队和作战物资调往东北，对台作战任务被迫暂缓执行。没有想到，这一“暂缓”竟一直“缓”到了现在。

　　我从多方面体会到：在爸爸的心里，解放台湾的任务只是暂缓并未解除。从1949年开始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把解放台湾的任务放在心上。记得1949年他曾对我说：全国解放以后我带你们回湖南老家。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回过老家。小的时候我想不明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不是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了吗?直到后来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才理解了爸爸说的“全国解放”的深刻含义——一定要包括台湾和全部岛屿。还记得在爸爸的小屋里，墙上始终挂着台湾省地图，直到他去世。还记得曾在我们家住过的一位烈士的孩子，从军校毕业后回到我家，我爸爸就考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叫“解放军”而不叫“国防军”?他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我爸爸高兴地说：你可以从军校毕业了。

　　爸爸在青壮年时期的战斗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积劳成疾，老年患有多种疾病。1981年他在已经有高血压、心肌梗塞、胃癌等多种病史的情况下，又患了脑溢血和脑血栓。他顽强地同疾病战斗着，丝毫没有减少对祖国安危的关心。他对我说：“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了，一旦打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他把深切的关注寄予革命的下一代。我理解他对未来战争的关注，也思考现代军人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两次参战和多年训练的实践让我认识到，在和平年代,“军人可能一生没机会打仗;军人不能一天不准备打仗!”

　　1983年5月，我的工作职务有所变动，我去医院向他辞行。爸爸的病情更重了，说话已很吃力，不能像过去一样对我作更多的嘱咐了。还是和以往一样，他没聊家务琐事。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爸爸同我大概是“军事父子”吧。我强烈地感受到老军人身上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高度的战争责任感。他不仅是关心我个人的成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锤百炼，用在一战。他关注着如何使新的一代军人，能在和平时期和未来战争中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并赢得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胜利。当我能在人民军队中做一点工作，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爸爸的培养教育，更加怀念爸爸。亲爱的爸爸，敬爱的严师，在这片希望的国土上安息吧!

　　直到现在我也成了一个老军人了，祖国还没有统一，这是全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我作为军人也像爸爸一样，时刻准备着，去完成这最后的统一。在军区工作期间，我曾组织相关部队，多次进行渡海登岛作战的全程训练，使部队的训练，向实战大大靠近了一步。我还曾多次向总部领导提出，希望调到直接面对台湾的作战部队去工作，替我爸爸完成这个心愿，但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我也退休了，但祖国还没有统一。我只能希望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看着台湾回归，守着台湾不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