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7年了，7年来对父亲的思念无时或忘。父亲出生在1922年的元宵节，所以名庆元，他又是长子。抗战爆发之际，父亲尚在寿县正阳关读书。徐州战役后，正阳关医院里收治了大批我军伤员，奇怪的是伤员几乎都伤了右手，原来战场上将士们都趴卧在战壕里，右手抬起持枪战斗，因而被日本人打伤。父亲说过，鬼子的枪法很准，训练出来的，也很可怕。后来，父亲到阜阳市读了两年中学，因战争停课回家。是时，凤台县地下党张太冲组织爱国青年往延安输送，父亲欲跟着去，因祖父念他年幼舍不得而作罢(祖父是一所中学高三语文、史地老师，父亲在军校收到他的信，第一句是“新岁将近望眼欲穿不见归来”，文笔、书法俱佳，信被父亲的老师“横刀夺爱”——保存了)。第二年，父亲执意要出去打鬼子，便和一些青年结伴投考军校。他考上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7分校)17期。那时的父亲也就十七、八岁。当时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想到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人民正在受难，为把日寇早日赶出国门，同学们都努力学习，苦练杀敌本领。父亲兴趣广泛，人也活跃，长胳膊长腿的，是校足球队的队员，还是戏迷，他后来常和母亲说起在军校找机会进西安城听戏的趣事。在纪律严格的军校，他总能找到出去听戏而又不受纪律“处分”的机会，有时深夜冒雨往回赶，荒郊野外，还经过乱坟岗，顾不上怕或许是本来就胆大，可见他对听戏多入迷。两年的军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
离开学校时，由大队辅导员带领他们这批毕业生送往前线部队。由于当时敌我交错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们只能步行前进。行军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时机有利，就立即出发。有一天，天刚刚亮，他们正在跨越铁路，遇到日本鬼子的运兵列车开过来，这时候大队辅导员命令同学们赶快散开在铁路边的高粱地里，散成一个圆圈阵形，枪口一致朝外，准备对付鬼子。这时候，鬼子也发现了这批学生兵，并迅速停车，从车上散开，向学生们隐蔽的高粱地包抄过来，并不断开火。大队辅导员则指挥大家全部卧倒，尽量寻找有土包的地方隐蔽，并对敌人进行还击。由于地形复杂，鬼子不敢深入高粱地搜捕，而是在列车车顶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实施压制。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黑夜，辅导员指挥学生们艰难战斗，不断鼓励同学们，并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干粮都分给了周围的学生，让大家坚持住。到傍晚时分，原本120人的学生队伍已经牺牲了超过四分之一，辅导员流着泪勉励同学们报仇，并对在天黑后如何突围及在何处汇合做了部署。入夜后，在夜色掩护下，同学们顺利突围，并经过一段时间跋涉赶到了部队所在地。
到达前线后，他们这批学员被分配到了第51军、57军即东北军于学忠的部下(原张学良的部队，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军队由于学忠指挥)。随后的日子，父亲就随军在敌占区的山东境内打游击战，一直到抗战胜利。高粱地、山中是他们的主战场。父亲说，那时部队让老百姓高粱收过后把杆子留着，便于他们躲在里面和日本人打游击。父亲他们打游击时不但要与日本鬼子打，还要和汉奸伪军打。汉奸多是当地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他们经常带着鬼子进山搜寻父亲他们的部队，给东北军在敌后抗战增加了很大麻烦。真正是“不怕鬼子进村，就怕汉奸带路”啊!在敌后抗日这段时间，父亲与日伪军交战50多次，经常要转移驻地。他们当时一个连配备一挺重机枪，有80多斤重，机枪手扛着在山中行军非常吃力，父亲便让机枪手把机枪拆卸开，由机枪手和体格比较健壮的父亲两个人分开扛。战事需要时，再把枪组装起来。有一天被团长发现了，团长批评父亲，这样若突遇鬼子会误事的。父亲说不会，并现场演示了一下组装，用时非常短，得到团长的认可。
父亲在部队期间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务。父亲说，在每次战斗中只想到奋勇杀敌，为战友、为父老乡亲报仇，从未想过自己生死。他也说过，打仗时首先消除对方机枪的威胁，机枪手是双方打击的首选目标。可见，他和机枪手“密切合作”，是深知危险性的!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便回到了家乡。他说枪口对外可以，对内不干!
数年的游击战严重摧残了战士们的身体，他们经常露天宿营，被子不够御寒，就把军大衣反过来，两条腿伸到袖子里，直接睡在地上，甚至山坡的石头上。所以那些幸存的士兵即使没有负伤，多半也因风餐露宿而患上气管炎、老寒腿等慢性疾病。父亲也是在那时落下病根，并在之后每年都会发作。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腰腿寒病犯了，在床上躺了近3个月，严重时自己都不能翻身。经过药物和针灸治疗，才有好转。这些病症几乎伴随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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