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家纾难 捐躯报国——追怀父亲、抗日英雄鲁雨亭
来源：党史网   2020-05-28 15:30:08

　　鲁雨亭(1899.11.18—1940.4.1)，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人。先后毕业于河南法政学堂、河南宏威军士官学校，历任河南督军府掌旗官，建国豫军总部秘书、军法处长，武安县县长，国民革命军第41军军长代表兼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咨议，河北省保安处秘书长等职。1937年11月任河南省永城县县长。1938年11月建立永城县抗日游击队，任大队长。1939年8月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1日在永城县李黑楼与日寇浴血激战，不幸壮烈殉国，时年40岁。

　　2009年，鲁雨亭烈士被评为河南省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60位英雄模范之一;2014年被国家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一。

　　2020年4月1日，是我们的父亲鲁雨亭烈士壮烈殉国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永城和原豫皖苏边区的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纪念他。我们怀着沉痛而激动的心情，回忆那一件件感人肺腑的往事，翻阅着以往的信件、日记、遗著以及纪念资料，那些可歌可泣的场面历历在目。

　　亲情永恒

　　父亲鲁雨亭是河南永城山城集(现芒山镇)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是在193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时期，正是祖国风云变幻多端的年代。那时父亲经常外出，在家的时间总是断断续续，有时他于傍晚匆匆归来，黎明时分又匆匆离去。不过，也有在家长住的时候，那正是父亲不愿与反动派和民族败类同流合污而宁愿隐居乡土的年月。那时，他不是独自在小阁楼上写字，就是和祖父长时间交谈。我们家有个规矩：大人办事或谈话时，不允许小孩子们打扰，我们都能遵守这一家规。父亲把事情一办完，便笑容可掬地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口才很好，极会讲故事，而且学识也较广博。我们孩提时代听他讲述了文天祥、岳飞、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战斗故事，以及类似“头悬梁锥刺股”等许多古人刻苦学习的故事，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余暇时，他还教我们习字。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次，我们极羡慕地询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父亲指指祖父的住室说：“那是你爷爷当初严格要求的结果。我上学时，你爷爷每天除查我的功课外，还规定我必须再写1篇小字、10篇大字，完不成是不行的。以后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学习就自觉了，就是我在外边工作了，也还是按时把作业寄给他批改，从未中断过。”

　　祖父母对我们的父亲——这一独生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而父亲对我们的祖父母非常尊敬。父亲从外地回到家里，不管什么时候了，都要到祖父母房里问候二老，然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里，卸去行装，漱口洗面。晚上，父亲要等二老就寝后才去安歇，清晨要到二老面前道过早安才去做事。有时家中做点好吃的东西，父亲总是亲自端到二老面前，然后才和我们一起就餐。父亲尊敬长者的品德，深受邻里称赞，被人们视为楷模。

　　父亲是一个忠厚和气的人，也是一个原则性强、极其严厉的人。四祖父家一位小叔曾写信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父亲参加新四军后，鉴于当地吸毒成风，曾发动一场戒烟运动。我们的四祖父吸鸦片，他认为自己是总队长的亲叔，拒不戒烟。父亲不徇私情，在当面严加劝告无效后，即下令将其抓了起来，关押月余。这件事得到四祖父全家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一措施不仅使四祖父戒了烟，而且大大推动戒烟运动在根据地夏永砀中心区迅速开展。

鲁雨亭画像

　　浩然正气

　　父亲早年投身建国豫军，任军法处处长，驻防郏县。当他听说县衙在处理民事诉讼方面贪赃枉法、颠倒黑白，老百姓叫苦连天时，气愤地告诉他的卫士祝协荣说：“快传达我的命令，凡有冤百姓，需打官司者，可直接到司法处来!”显现出一身凛然正气。有人劝说：“处长，军法处受理民间诉讼，超出尊职权限呀!”他说：“怕什么，本职难道能眼睁睁地看老百姓冤死吗?”结果老百姓纷纷到军法处告状，许多已被县衙错判的案件被一一翻了过来。于是，秉公执法、清正廉明的“鲁青天”在县境广为传颂。

　　1925年，26岁的他被委任为武安县县长。上任不久，他即把贪污、侵吞公款的前任县长投进监狱依法惩处，县衙内外欢声雷动。短短数月内，他将人民自治会、息讼会、监察委员会等组成。不久，因军阀压境，他被迫离职。临走时，百姓摆出香案达二里路，依依惜别，送号“铁面包公”。

　　“九·一八”事变后，鲁雨亭看到国破家亡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不思救国，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围剿苏区，挑起内战，满怀抗日救国之情的鲁雨亭，遂奋笔疾书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他奋笔写下《国难中敬告全国当局书》一文，于1931年10月12日刊载于天津《大公报》。文中写道：“战祸连绵，几无宁日，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应立息内战，止戈言和，牺牲成见，忍痛救国。”他无私无畏，冒死向当局进言。

　　1937年11月，他被第五战区和河南省政府联合委任为永城县县长，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抗日救国的大业之中。为了支持由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举办、由中共地下党支持的抗日救亡青训班，他不顾省政府“动用修路砖渣款300元以上者，必经批准”的规定，当机立断，不顾个人安危，强制挪用3000元交给青训班使用。同时，亲自写了报告，呈送省政府“请予注销，静候处分”。青训班举办两期，学员共约400人，培养了一大批坚强的抗日领导骨干。

　　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向省里告他“赤化永城”，煽动永城各区拒不配合动委会工作。省国民党党部也下令解散青训班和动委会，并威胁要撤去他的县长职务。在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他顶着压力，毅然支持学生队到徐州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愿，自己捐给请愿队伍100大洋，并致李宗仁先生一封信。请愿得到了李宗仁支持，并亲笔复信，赢得了胜利。

　　毁家纾难

　　为了抗日，他抛弃了高官厚禄，舍弃了富裕生活;克服万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从17人的游击队起家，发展到近3000人之众。

　　他吃大苦、耐大劳，在他的战地日记里，记录着他的战斗生活。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部队几乎天天转移，昼伏夜出。见到他的亲友描述道：他穿着一件粗布棉袄，露着棉花，脚上穿着粗布鞋，还一样一只;背着大粪篓，在风雪夜里没有被子盖，和战士们一样钻草窝、睡湿地;全身长满了虱子，得用小笤帚给他扫;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但他精神饱满，意志坚强。

　　1939年，他很少给家里写信，即使写信，也全是表达抗日决心。1940年2月2日，也就是牺牲前将近两个月时，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是他最后的绝笔。在信中，他慨然写道：

　　“儿以身许国20年，今又以身许党，责任愈大，负担越重，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矢志靡他，始终不渝，争取国家解放民族自由，竭儿一身所有，为抗战得到成功，乃是为国为民实施主义之第一步。”

　　“儿抱定牺牲决心，与敌周旋，即儿个人亦必只身杀敌，为国效死，况今有数千健儿，供儿驱策，恨不得杀尽倭寇飞渡东京，斩日皇头也。”

　　“在国家未解放，民族未复兴，主义未彻底实现前，决不去见父母。”

　　“母亲想儿，儿亦想父母，忠孝不两全。儿更认为尽孝方能尽忠，尽忠即是尽孝。”

　　每读到这封信，不能不为他的浩大胸怀、英雄气概、深沉而又动人的感情潸然泪下……

　　早在1915年，父亲在河南法政学堂就读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毕业后，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河南宏威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为驱逐外国列强作长期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原已远离政坛的他，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应邀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1军驻南京军长代表兼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上任后，积极促成了孙殿英的赤峰抗战，获得全国民众的赞誉。他引导孙部避开内战漩涡、养兵待战的建议虽被采纳，却遭到了西北军阀和蒋氏中央政权的两头夹击，使得孙部一败涂地，他也因此被关押。此事使他对蒋氏政权更加失望，遂于1935年回到家乡，息影林泉，帮助我的祖父鲁紫铭先生进行教育和植树造林事业。

　　“七七事变”爆发，他又一次应好友高树勋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长，训练河北抗日健儿，组成8个民团。然而，当他请求率队投入华北抗日前线时，却被拒绝了，他的抗日热情再一次被浇了冷水。不得已，他带着高树勋送的50支步枪回到家乡永城。

　　1937年10月，大敌当前，他去南京“找一个抗日的事干干”，后被委任为永城县县长。一上任，他便雷厉风行地在几位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开办了两期抗日青年训练班，并向永城各个行政区派出工作团，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组织民众自卫，在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为日后抗战训练了大批干部，打下了重要的群众基础。1938年5月12日，父亲率领县大队与进攻永城的日军血战竟日，但实力悬殊，永城于当日陷落。

　　永城陷落之后，父亲与祖父争相留下抗日，最后，父亲写下“组民众、抗强敌、入共党、救国家”的誓言，与祖父泣别。

　　揭竿而起

　　1938年9月4日，父亲谢绝挚友、抗战名将池峰城将军请他留在身边任职的殷切建议，冒死秘密潜回永城，在芒砀山上，以17义士起家，比照共产党领导的萧县游击队，拉起了永城人民抗日游击队，番号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29大队”。

　　游击队成立之后，通过夏邑太平集之役、孔庄之役、火神店夜袭、鱼山抗战、梁河洼摸敌等主要战斗，肃清土匪，消灭汉奸，队伍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芒砀山、山城集为中心的永城北、东，夏邑东，砀山南，萧县西，方圆200多华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7月29日，父亲率领游击队配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在僖山伏击、阻击进犯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指挥官1人，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永城陷落后及建立游击队期间，他一次次地向国民党军政机关争取对他返回永城坚持抗战的支持，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还遭到了冷嘲和讥刺。在游击队万分艰难的情况下，父亲派人好不容易找到国民党政府商丘行署豫东民运指导员宋克宾，请求支持。可这个国民党大员完全不顾抗日大业，反倒讥讽说：“鲁雨亭都红半截了，我就是有钱，也不能给他!”父亲听后，气愤地说：“我红半截干啥!我都红完不就算了吗!”虽一次次地遭受抗战受挫的痛苦，父亲却始终坚持抗战，关注全国抗战局势，并苦苦追寻着中国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道路。

　　1939年1月，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到达永城一带。彭司令员率领新四军坚持抗战、爱护百姓的种种佳话，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从那时起，他们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善于分析和思考的父亲，在实践检验和深入思考中，倍感共产党抗战态度的坚决和政策的英明，促使他从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县长，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实现驱逐日寇、民族独立的决心。

　　屡建奇功

　　1939年8月，父亲率部966人，毅然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他对张震参谋长说：“我下决心了，干新四军!跟共产党走!”

　　彭司令员派孔石泉、张先舟带几十位军政干部到父亲的部队工作，命名这支部队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政委孔石泉。父亲由张震、张先舟同志介绍，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震将军后来回忆道：“当鲁雨亭得知他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消息时，高兴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此之后，父亲如虎添翼，在党的领导下，率领新四军健儿，驰骋于豫皖苏边区，狠狠打击日寇，屡建奇功，成为豫皖苏边区一支新四军抗日劲旅。

　　加入新四军之后，父亲有机会同彭司令员几次夤夜深谈，建立起基于民族大义的深厚战斗友谊。父亲将战斗中获得的一匹被称为“火车头”的大青马赠送给彭司令员当坐骑，这匹良驹陪着彭司令员东征西战;而彭司令员赠送给父亲一本《联共(布)党史》，父亲如获至宝，在紧张的作战间隙中认真研读。

　　部队整编后，开始了紧张的军政训练。自10月2日起，父亲即率领一总队开赴战场，多进行近战、夜战，夜间行动频繁。他们偷袭日军运输据点砀山黄口、李庄火车站，切断敌人的供给线;歼灭袁楼汉奸武装王璞臣部70余人;夜袭日军大房庄据点，击毙日军横山少佐以下21人、伪军17人，烧死敌人洋马2匹，炸毁敌军火药库一座，狠狠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气焰，鼓舞了军民斗志。1940年2月24日，一总队在磨山一带据险阻击从砀山、大房庄前来进犯的百余名日军，敌分乘7辆汽车、3辆坦克，企图对我一线部队进行突袭。一总队1团3营的勇士们与敌人激战9个小时，最终让敌人拖着被打坏的汽车和坦克，载上两汽车死亡的士兵落荒而逃。

　　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一总队毙伤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壮大到近3000人。

　　一次次的胜利，打得日寇损失惨重，驻永城的日军司令官叫嚷道：“若不消灭永城的鲁雨亭，则我们在苏豫边区就不能立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鲁雨亭一总队一网打尽!”

　　进入3月份，敌人分5路对我萧宿永地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父亲按照支队命令，“以其特有之豪迈的英雄气概，以其坚决而果断的行动”(彭雪枫语)，指挥一总队同敌伪进行了大小20余次战斗。主要战斗有：3月16日，进袭驻萧县张寿楼之敌，予敌重创;3月19日，夜袭萧县高窑，毙敌30余人;3月23日，伏击日军天皇御慰团，毙敌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以下6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3月24日，迎击萧县李石林出扰之敌骑兵，毙敌60余人;3月25日，与驻萧县王白楼之敌170人激战，毙敌20余名、马3匹;3月28日，进攻日军李石林据点，毙敌10余人;3月30日，与支队一部协同作战，毙日军160余名，击毁汽车4辆;3月31日，在永城阎井、蒋庄伏击日军车辆8辆，毙伤敌70人。

　　这些战斗中，以3月23日对日军天皇御慰团的伏击战最为突出，影响最大，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士气。日军在蒋庄召开了气氛低迷的追悼仪式，直接震动了日军高层指挥机构，敌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

　　壮烈殉国

　　1940年3月底，上级指示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成立萧(县)永(城)夏(邑)指挥部。部队准备4月1日在窑山集正式成立，并将这一带的部队集中在僖山、马山、鱼山、磨山、保安山、窑山集、蔡花楼等地。由于保密不严，消息被敌人探知，敌人在3月下旬就秘密部署对芒砀山围攻。4月1日后，父亲叫鲁健到山上瞭望。鲁健带了五个人立即上了芒山主峰，这时山上有雾，加之山下群众正在做早饭，炊烟缭绕，瞭望困难。于是鲁健便写了个报告送到山下，说炊烟四起不好瞭望，建议派出步探侦察。之后，负责瞭望的同志就到山城集吃饭去了。饭后再次上山，鲁健拿着望远镜四处观察，发现王白楼的敌人出动了，就立即给山下写了报告。不久，又发现宋河和砀山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接着又发现张大屯的敌人分三路也出动了。

　　这时，一总队队部的勤杂人员开始从窑山集向西北疏散，其余人员顺着王引河向南突围。第一次送报告的通讯员回来了，并通知父亲到王引河会合。父亲走到李黑楼南边时，敌人首先占领了王枣园，父亲便命令部队向南突。当时刘焕民、朱世华为尖兵，都突出去了。可是父亲这部分被王枣园和王白楼的一股敌人堵住，因而发生战斗。当时父亲被炮弹炸伤，参谋长许遇之的左臂也被打伤，同时受伤的还有张卫民等六七个同志，情况十分严重。警卫连副连长葛庆之将机枪架上还击。机枪一打，敌人就卧下去了，父亲便乘机撤退到李黑楼。

　　在李黑楼村南的壕沟里，父亲的鼻子尖被打掉了，用绷带缠着。父亲叫朱浩(二团参谋)带五个人占领了东大桥，又把二团的2连布置到小白河和李黑楼西南角的一条路沟内(因那时西南角张庄已被敌人抢占)。刚布置完毕，敌人就开始了第一次进攻，但很快就被父亲打退了。这是敌人的侦察战，很容易击退，不久敌人又开始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敌损失非常惨重，因为他们是从小白河进攻的，这里正好在大桥和2连之间，遭到我军的夹击。敌人第三次进攻又损失两个排。这是我军反冲锋和敌人自相残杀的结果。原来敌人在第二次进攻时发现我军桥下的火力点，日军又从王枣园用炮向桥上轰击，我们守桥人员退了下来，敌人乘机攻占了桥下阵地。就在敌人步兵与炮兵还未取得联系的瞬间，敌人的炮火猛烈地打在他们自己人的头上，再加上我们立即组织反攻，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重新夺回桥下阵地。后来敌人又组织了几次进攻，都没有能攻进李黑楼。敌人最后一次进攻时，还放了烟幕弹。

　　这次战斗从早上9点打响，一直打到黄昏，最后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敌人拖着四汽车尸体分两路败退。战斗中，父亲身负重伤，但他一直和战士们一起对敌作战，还利用战斗的间歇看望伤员，鼓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在他的指挥和影响下，战士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战斗中个个争先恐后，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一直坚持到天黑。战斗即将胜利结束时，父亲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在李黑楼东门外的壕沟里!

　　父亲的牺牲，震惊了部队和豫皖苏边区大地。

　　彭司令员说：“豫皖苏边最大的不幸，最大的损失，最沉痛的日子，是在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中失去了我们的雨亭同志!失去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

　　老百姓说：“天塌下来了!”

　　在他牺牲的第二天，部队驻地夏邑县刘楼召开了第一次军民追悼会，台上台下军民都悲痛欲绝，哭成一片!此情此景，怎能不感天动地!从此，每年的4月1日，刘楼的百姓都不点火做饭，以悼念他，直到抗战胜利。

　　远在重庆逃难的祖父鲁紫铭先生得知爱子牺牲的消息后，悲恸不已。他当即给彭司令员写信，信中写道：“读手示不禁痛哭，不能不恸哭。父子之间，天性使然，情难自已也!悲恸之余，又多方引以自慰者尚有数点：儿为抗日死，死得其时，此其一;疆场战死，死得其地，此其二;今日入党抗日救国，为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与解放而不惜以身殉主义，此其三;我之所以教子者不过如是，儿志既遂，我愿亦偿，此其四……人生皆有死，只要死得其所，夫复何撼!”

　　彭司令员评价：“他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的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的英雄!”

鲁雨亭在读书

　　精神永存

　　父亲鲁雨亭烈士殉国80年来，每年当地党委、政府和慕名而来的祭奠者都到坐落在芒砀山主峰南麓的鲁雨亭纪念馆凭吊他，并激励一代代青少年立志报国、珍爱和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作为鲁雨亭烈士的后人，为了继承烈士遗志、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实事，从2009年起创办了“雨亭行动”，每年从家乡的雨亭中学和雨亭小学邀请10余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以“为国储才”为宗旨，以“见识、体验、奉献、成长”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截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10届，受益同学100多人。“雨亭行动”得到了永城市和芒山镇各级党政领导的热情支持，也得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单位及数十位志愿者的大力支持，鲁雨亭烈士崇高的精神依然在发扬光大。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