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姑父李济深
来源：周泽棣口述 孔令新 徐燕整理   2020-05-30 14:50:55

　　姑父造福百姓，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城市建设发展尽心尽力。1924年，姑父任梧州善后处长，办理梧州及其各地善后事宜。他打算在梧州蝶山办一所高级中学，就和当时广西建设厅厅长、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自己的想法。而盘珠祁认为，梧州市居西江上游，为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与其建一所中学，不如建一所大学。姑父对盘珠祁这一建议，大为赞赏。事后马上将此建议与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协商，黄绍竑表示竭力支持。于是，姑父便奔忙于筹办学校的事务中。1928年，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终于在梧州蝶山正式开学。

　　姑父不仅十分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城市建设更是呕心沥血。1924年，梧州城区北门外珠投岭24号商铺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入城，烧毁了商铺4709间，全城主要房屋烧掉70%。灾后，梧州商埠局总办李衡宙决定拆城墙，筑马路，拓宽街道，并参照广州街道式样建造骑楼建筑。姑父得知后,鼎力支持梧州修建粤式骑楼，更倡议临街建筑统一修建为商铺骑楼样式。现在的骑楼城区域面积达1平方公里，骑楼街道22条，骑楼建筑560幢，骑楼街总长度达7公里，已成为了梧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和繁华的商业中心区。

　　姑父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1925年3月，姑父得知孙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痛，他授命副官李炯与梧州各界磋商追悼办法，成立了追悼孙先生的筹备处。3月24日中午，在大校场隆重召开了大规模的追 悼会。到会人员约有五千人，由姑父主持并发表演说和宣读祭文，他还亲笔为孙先生书写挽联。4月22日、26日、28日，姑父为筹建中山纪念堂召开了三次会议。在召集各界代表参会时，他说，“为何要建筑纪念堂，原因有三：一是孙中山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是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深有感触，知道孙中山创业之艰难;三是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又由于孙先生曾三次驻足梧州，并曾游览茶山(后改名为北山)，对茶山颇有好感，故纪念堂应建在茶山上”。会后，姑父又率先带头捐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10月建成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1940年，姑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越南共和国领袖胡志明。当时，我在驻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麾下任军需处处长，此时，胡志明正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在广西柳州监狱。姑父得知此事后，马上向我发来了信件，嘱咐我要帮助改善胡志明在监狱里的条件，并给予充分照顾。当时，在军需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胡志明的营养，每天给予增加一份蛋和肉菜，令胡志明非常感动。天气渐凉时，我又亲自到狱中，为胡志明送上加厚的棉服，尽己所能给予胡志明生活上的照料，不负姑父的重托，完成任务。

　　回首我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事业六十余载，也得益于姑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与鞭策。1948年1月，姑父与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创建民革。同年，我经姑父的推荐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在家乡苍梧一带开展“策反”工作，曾任桂东义勇总队南区支队参谋长。解放前夕，我积极加入了护城队伍，维持地方治安，协助解放军筹措军粮，为迎接解放军顺利接收梧州城作出不懈努力。梧州解放后，姑父又叮嘱我要将存放在故居中的一批机关枪、步枪等武器上缴。在姑父的带头下，散落在民间的武器逐一得到回收，促进了当时地方治安的稳定。

　　1951年，我参与了筹建民革梧州市委会，致力于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的发展工作。梧州民革于1953年正式成立，这也是姑父的心愿。1951年后，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学习。在京期间，我一边坚持刻苦学习，一边协助姑父处理日常信件和负责他的来访接待工作。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姑父工作繁忙，家乡常有亲戚朋友登门造访，希望通过姑父能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其中，我记得有一位李姓老乡因为土改时划错了成分，因此，经常到京找姑父。姑父便叮嘱我：“泽棣，我们家乡人来找，你要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地告诉家乡人要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事情总会解决的”。

　　姑父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虽经历了几个巨大变化的时代，走过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