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团结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陕西抗日名将
来源：冯杰   2020-06-30 09:56:23

　　孙蔚如，时任第十七师师长

　　爱国进步，坚持中条山抗日

　　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达720华里，号称“八百里秦川”。孙蔚如就出生在关中平原中部长安县豁口村一个半耕半读家庭，他自幼跟随父辈接受启蒙教育，广涉经史子集，先后就读咸(阳)长(安)初等实业学校、长安高等小学、省立第三中学、西北大学预科。武昌起义爆发那年，孙蔚如自发协助西安革命军，“抱薪火攻据楼顽抗之敌”。

　　1913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后分发至测量局地形科，测绘关中地区各县地图。孙中山广州“护法”，陕西革命党人组织“靖国军”起义响应，孙蔚如毅然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当连长，曾率部重创听命于北洋军阀的甘肃军队。“靖国军”后来星散，他改投坚持革命的杨虎城，从此结为生死之交。

　　关中平原示意图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杨虎城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从陕北一路转战南下，所向披靡。陕西督军吴新田、豫西军阀刘镇华等纠集重兵围攻西安，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城池，大小战斗，日辄数起。有一次，敌人筑起土垒，集中炮火猛轰东北城角，陕军某连伤亡殆尽，孙蔚如组织敢死队反击，自早晨激战至午后，始将敌击退，身边勤务兵十四人，伤亡十一人，城楼只剩一堆瓦砾。

　　杨虎城为了军饷给养伤透脑筋，时而迎合蒋介石，时而附和冯玉祥，部队番号一改再改。1930年5月，蒋、阎、冯大战中原，杨虎城率部进攻洛阳、潼关，从西北军手中重新夺回关中，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孙蔚如因功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孙蔚如全盘接手陕西军队，同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经过许多年患难与共，杨虎城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

　　杨虎城将军

　　抗战军兴，第三十八军主力次第开赴华北前线，孙蔚如勉励出征将士说：“杨虎城先生领导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抗日总算开始了。杨先生此刻仍然远在国外，不能直接领导我们部队。这次你们到前方去，一定要牢记他的嘱咐，英勇杀敌，为国立功。我不久也可能到前线去，和你们一起作战。”

　　全面抗战第二年，孙蔚如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专任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奔赴中条山抗日战场。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绵恒二百公里，不仅是黄河北岸的天然屏障，还是西出关中和南下豫西的依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年秋，第三十一军团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八、九十六军，孙蔚如任集团军总司令，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的时间里，陕军官兵先后十一次粉碎日军攻势，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总结晋南抗日经验，孙蔚如认为首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他并举例说：“敌与我对战三年，两指挥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敌不知我指挥部之所在。这全由军民一体，共保秘密，敌探不得进入之效。”

　　孙蔚如与李定荫结婚(1934年)

　　真情实意，团结共产党人

　　1940年11月，第四集团军调驻黄河南岸。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国共之间摩擦纠纷不断加深，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大了“限共”“反共”力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风云变幻，日转星移。陕西军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联系，1927年在皖北，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任干部学校校长，孙蔚如经常邀请他们为教导队学生讲话。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杨虎城没有实行暴力“清党”，由孙蔚如出面礼送出境，“我既反对右倾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第十七路军归主陕政，南汉宸等人又纷纷回到军中开展工作。陕南“剿共”，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沟通，协商建立秘密停战关系，他致信红军将领：“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西安事变之前约半年，孙蔚如托人捎话延安：“我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孙蔚如，时任甘肃宣慰使(1931年)

　　1937年底，浴血奋战的陕军得以休整补充，中共中央委托南汉宸率团慰问，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接受建议，颁布三大禁令(禁吸大烟、禁赌、禁嫖)，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成立教导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负责主持，培训干部，改造部队。不久，赵寿山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1941年底秘密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听闻风声，要求第四集团军彻查“赤化”分子，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孙蔚如百般袒护，甚至拍胸脯说：“如果赵寿山是共产党，就杀我的头!”蒋介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施加压力，先令赵寿山到重庆受训，然后调至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看似加官进爵，实际架空。国共矛盾持续激化，孙蔚如忧心忡忡：“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进犯。只要国人团结一致，一定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我看不是事实。现在看来又有内讧的危险。”

　　赵寿山将军

　　1945年6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裁撤第九十六军，调升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只允许带走一个警卫团赴湖北恩施上任。第六战区实权掌握在陈诚亲信、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之手，孙蔚如当然知道蒋介石明升暗降的伎俩，“调任升迁，亦是解除兵柄的阴谋，徒以国难当前，虎城在羁，不得不隐忍从事，姑予同仇”。

　　抗战胜利后，第六战区挺近武汉、沙市、宜昌，接受日军二十一万人投降，孙蔚如不禁感慨万千：“胜利既得来非易，我们自应小心翼翼地去保持，胜利有若一朵自由之花，我们今天唯一的责任，就是悉心地卫护、灌溉，使它结成建国成功的幸福之果。”事与愿违，蒋介石集团坚持反共，百废待兴的国家又迅速滑向内战边缘，陕军第十七、五十五师相继举旗起义，与解放区军民打成一片。孙蔚如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对身边的进步干部从不避讳，往往把机密内容提前透露给秘书姚警尘(地下党员)，有时还要主动问起：“姚秘书看过文件没有?”

　　晚年孙蔚如(右一)

　　1946年春，第六、九战区合并为武汉行营(后改称行辕)，程潜任主任，孙蔚如任副主任，每天除去办公室转一趟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看报，练习书法。解放战争后期，武汉行辕撤销，程潜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孙蔚如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完全成为有职无权的“摆设”，他交代警卫团官兵绝对服从程潜指挥(后来参加长沙起义)，带着扈从人员移居杭州西子湖畔。1949年初，蒋介石威逼利诱孙蔚如举家赴台，中共地下党派人转达周恩来关心指示：“请孙将军无论如何设法留下来!”

　　1949年后，孙蔚如历任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民革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在西安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