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坐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是一首传遍世界的中国民歌，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1980年代。当时我只有18岁，在此之前，这样的歌曲是不允许播放和传唱的，这首歌在那时就已经诞生了四十多年。
也就是在这首歌诞生后不久，歌曲的作者王洛宾就进了大狱，一下就在里面蹲了三年，坐牢的原因，竟然与她的妻子有关，再说的透彻一点，还是与政治有关。
王洛宾说他一生五次坐牢，累计长达20多年之久。当然，中间也有保释。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牢狱中创作的，在他的一生中搜集、整理、创作了近千首歌曲和八部歌剧，出版歌曲集十册，是中国民族作曲家、音乐家，“西部歌王”，传播和发展了中国西部民歌。
第一次牢狱之灾
王洛宾，原名王荣庭，字洛宾，曾用名艾依尼丁，1913年(民国二年)12月28日，王荣庭出生于北京市东城区牛角湾艺花胡同一座瓦灰色四合院的小职员家庭，曾祖父是浙江绍兴人，在浙江绍兴以卖茶叶蛋为生，在明末清初年间迁到北方。一支落在北京通州，一支落在保定涿州，祖父王昭先就属于涿州这一支，老宅位于涿州市政府东侧的永安街1号，后凭着油漆绘画的手艺从涿州闯进北京，在北京安家置业。是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家，曾在京城梁雕画栋，颇有名气，空闲时喜好吹拉弹唱，组成家庭乐队，自娱自乐。
父亲王德桢(字洵甫)在国民政府陆军被服厂当职员(会计)，是一个京戏迷，酷爱京昆雅韵，吹拉弹唱样样都行，闲来无事，常在四合院内拉起胡琴自娱自乐，兴起时总会有板有眼地唱上几段。王荣庭从小就是在笛声阵阵、唢呐声声、昆曲柔美、京剧多韵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母亲王氏，生育兄妹六人，王荣庭排行老四。兄妹六人后来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北、云南、黑龙江、新疆等地。
1919年(民国八年)9月，王荣庭入北京“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原左翼镶白旗学堂，清光绪20年成立开，先后13次更名，最后改名为北京市东城区春雨胡同小学)初级班学习，校长张安国，六年级班主任程振山。
“贿选”大总统曹锟
1923 年(民国十二年)，王荣庭十岁，曹锟“贿选”总统，他的父亲王德桢，醉酒后当街骂了曹锟，因而被警察抓进去，拘押了五天。
当时，他和父亲在一起，因此，也同时被拘押在局子里面，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牢狱之灾”。这是他亲自对人讲的，真的假的，还真无法考证。他由此说起：“我与牢狱有缘”。
1925年(民国十四年)秋，王荣庭考入北京通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潞河中学读书。参加了基督教堂唱诗班，在唱诗课里接触到了西洋合声、西洋乐器，学习了一些基本乐理，使他喜欢上了音乐，由于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很快成了学校唱诗班的领唱。
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荣庭到哈尔滨姐姐家报丧。中东铁路横道河子车站招工，就当了摇小旗的列车连接信号员。
牡丹江横道河子火车站
当时中东铁路局有一个俄国侨民交响乐团，王荣庭在休班时常去看演出。后考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结识了塞克(诗人、剧作家、音乐家)、金剑啸、萧军(著名作家)沙蒙(电影《上甘岭》导演)等艺友。
塞克和王洛宾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年长10岁的塞克觉得这个小伙有思想、有追求、有抱负，又有音乐天赋，将来必定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就把伴随自己多年的一把老式俄国吉他送给王洛宾，并教他弹奏，同时还教授他科学的歌唱发声和演唱，基础的作曲技法等等。塞克是他走进艺术殿堂的向导与启蒙。并受到居住在黑龙江的俄侨音乐家戈里德施京、特拉赫腾贝尔格、格尔施戈林娜作品的熏陶和影响。
第二次牢狱之灾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王荣庭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北平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修声乐、作曲和钢琴。钢琴教师是德国人谷不克，声乐教师是沙俄贵族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作曲教师是从巴黎留学归国的汪德昭。受到正统的音乐教育，为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萧军小说改编的电影《八月的乡村》创作了插曲《奴隶之爱》，开始使用王洛宾这个名字。 “九·一八”事变后，王荣庭在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北师大、北大学生“南下示威请愿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青团中央于1931年9月21日发出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起来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9月28日，北平二百多个团体在太和殿广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率先提出到南京向政府示威。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派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而蒋介石对学生的要求却一味敷衍搪塞。12月1日，北京大学以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学生“南下示威团”一行230人，乘车奔赴南京示威，4日，北平又有2000多名学生组成“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到达南京。在北平学生的鼓舞下，青岛、济南、武汉、徐州、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太原等地学生代表也陆续赶到南京，举行抗议示威。
1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结队到南京请愿，如有意见欲陈述于政府者，均应书面呈请当地行政机关或学校校长转呈。当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浮桥一带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局出动1000多名军警包围示威队伍，毒打和逮捕爱国示威学生，185名学生被捕，33名学生被打伤。暴行导致学生运动更加高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在中共中大党支部领导下，举着旗帜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质问。
12月6日，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北平6000余学生排队到顺城王府向张学良请愿，学生队伍随后又向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示威，市党部只派1名干事出面应付，激起学生愤怒，将市党部牌子砸烂。
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9日，参加请愿的学生涌上街头。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何应钦避而不见，卫戍司令部被迫全部释放被捕学生。11日，“北平学生请愿团”结队到国民政府请愿，等候3小时，坚持要求蒋介石接见，在学生严词质问下，蒋介石表示政府对内政外交已有妥善安排，一定早日出兵抗日。15日，“北平各校学生南下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赴外交部示威，将各办公室捣毁，随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接见的蔡元培、陈枢殴伤架出门外，警厅保安队鸣枪镇压，将蔡、陈夺回并逮捕5名学生。为取得请愿胜利，他们设法前往宋庆龄寓所，向宋庆龄及在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述了请愿的前后过程。宋庆龄听后义愤填膺。
17日，南京发生珍珠桥事件。是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爱国口号，散发抗日传单，前往中山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场30余人被杀害，尸首被扔进河里，还有10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并武装遣送返回原地。珍珠桥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高潮。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史沫特莱也向全世界发了“学生请愿遭镇压”的新闻，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从而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掀起高潮。
王荣庭是否也在被捕学生当中，他没有说。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27日下午2时，王荣庭和北师大2000多名师生在师大露天广场亲耳聆听了鲁迅的演讲《再论“第三种人”》，接受爱国主义思想。
当时，鲁迅在北平举办了五次讲演和两次座谈。这些活动都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指示，由北方文化总同盟出面安排的，台静农就是具体组织者之一。台静农亲自陪同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二学院和辅仁大学讲演。第二次秘密座谈会就是在地安门西皇城根79号台静农的寓所召开的。鲁迅离京时，也是台静农用化名购买的火车票，直到送鲁迅上车离开北平。后一度误传“火车越山东境时，鲁迅被捕”，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营救鲁迅先生委员会，直到确知传闻失实，才取消这一临时组织。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同班同学曹试甘请王荣庭帮忙，加入他新编的一档节目，去参加市学联在北平青年会大礼堂举办的抗日募捐义演。在这档钢琴伴奏的芭蕾舞节目中，曹试甘自己担任钢琴伴奏，芭蕾舞者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河南开封女孩杜明远，在那个年代学习西洋油画兼修芭蕾的女孩，可谓是凤毛麟角，而王荣庭则受邀担纲男高音伴唱。
这档节目，其实是曹试甘特意为杜明远安排的。当时他正暗恋着杜明远，因此想方设法去接近、取悦她。在排练中，曹试甘奔前忙后、不亦乐乎。杜明远舞姿优雅出众，曹试甘钢琴也弹奏得流畅舒婉，再加上王荣庭金属般高亢激越的歌声，三者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短暂的合作，就取得了演出的成功。但最意想不到的是，原本素昧平生的杜明远和王荣庭，竟因为这样一次的相遇、合作，而一见钟情。
富家女杜明远的性格外向率真，毫不掩饰自己对王荣庭的喜欢。而王荣庭的内心也对杜明远情有独钟，但碍于曹试甘的情面，他刻意回避着杜明远。自那次义演后，曹试甘每次约会杜明远时，她总要提出一同带上王荣庭。而且见面时，她对曹试甘的态度也没过去那样热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最傻的当事人也会明白了。终于有一天，曹试甘忍不住对王荣庭说：“杜明远爱的人是你，你大胆地去追求吧。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一辈子对她好……”曹试甘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代名师，而王荣庭却一辈子为爱情所累。
也许是爱得太深，也许是曹试甘再也没遇上像杜明远那样优秀的女性，终身未娶。半个多世纪后，在北师大的一次校友会上，曹试甘与王洛宾两老重逢，老泪纵横，一时竟相对无言。?曹试甘的退出，成全了王洛宾与杜明远的恋情。由于共同的理想、爱好和相互的爱慕，俩人很快深深坠入爱河。在此期间，王洛宾特意将徐志摩的诗《云游》谱写成歌曲送给杜明远，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夏，王荣庭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有时候说是肄业)。因母亲病故，家庭生活困难，王荣庭与杜明远商定：各自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完婚一同去巴黎深造，待学成归来再报效祖国。于是杜明远先回到了开封家乡，在一所中学里当美术教师。而王洛宾则留在北平的一所铁路学校扶轮中学做音乐教师，还兼任了城内两所中学的音乐课。期间，创作了一首歌颂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的歌曲《詹天佑之歌》。
一天早上，王荣庭骑车去五塔寺吊嗓子，遇到三个在钓鱼的日本浪人欺负一个山东老人，就上去帮着老人和日本浪人打了起来，被赶来的三个警察抓住，其中一个警察竟低三下四地向三个日本浪人赔了不少不是，又叫王洛宾和山东老人到阁子(警察局)“委屈”一会儿。一起去阁子坐了两个多钟头。一个老年警察无奈地说：“没办法啊，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你们俩委屈一会吧。这位老警察过了一会儿又过来说：“刚才我们头头儿说了，再过两个钟头，如果日方使馆没有什么表示，你们便可回家。”中午过后，才放出来。
下午,王荣庭去学校上课,那是初中二年级的音乐课。他把上午的事儿讲给学生听,四十几个孩子都瞪着眼睛望着王洛宾,班长走到前面郑重地说:“我代表全班同学,献给您一件礼物,并保证随时作您的后盾。”说着双手递给王洛宾一把雪亮的童子军猎刀。这也可以算王荣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头两次的“牢狱之灾”好像都是“避重就轻”，好像是在掩盖什么。
童子军照片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月1日，王荣庭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了塞克、金剑啸、沙蒙、侯小古等艺友组织的口琴队。塞克十分欣赏王荣庭对音乐的执着、感悟与灵性。邀请他为话剧《北归》主题歌《离别情意》谱曲，受到好评，开启了音乐创作之路。并为塞克的诗集《紫色的歌》第一首《在海的那边》谱曲，共同创作了《西巴扎尔夜歌》。
革命家金剑啸
金剑啸(1910—1936)，满族，原名金承栽，又名梦尘，号培之，笔名巴来、健硕、剑啸。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剧作家兼导演。1926年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学医。1927年8月，弃医从文，经《星光报》编辑陈凝秋(塞克)推荐，担任文艺副刊《江边》编辑。1929年春，进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反日会”。金剑啸担任哈尔滨文艺界的“反日会”工作和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秘密出版油印的抗日救亡小报的绘画工作。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指示金剑啸、作家罗烽(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负责北满地区的革命文艺活动，作家萧红(哈尔滨市呼兰人，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女士和革命文艺作家侯小古(哈尔滨进步组织口琴社副队长，1936年被敌人杀害)等左翼作家都曾做过他的副手。和侯小古等进步青年在道里中国四道街(今西四道街)创办了“哈尔滨口琴社”，团结和吸引一批文艺青年和爱国志士。在1935年的初冬，在中东铁路俱乐部(现在的哈铁文化宫)举行了首次口琴音乐大会。1936年回到哈尔滨。任《大北新报画刊》主编。6月13日下午，被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特务和日本便衣警察逮捕。8月15日被伪第三军管区军法会，于齐齐哈尔市北门外的白塔附近，秘密处死，年仅26岁。
革命音乐家侯小古
侯小古(1913-1937)，原名侯君实，又名侯铭符。辽宁省海城县人。1933年初于吉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吉林地下党遭到破坏，遂离开吉林来哈尔滨。1934年春结识地下党员金剑啸，开始在其开设的天马广告社工作，后到税捐局当职员。其间，以小古、纪元等笔名在《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画刊》上发表了许多进步诗作。1935年4月1日，参加了袁亚成办的哈尔滨口琴社学习，后任口琴队队长，利用演奏音乐，进行反日宣传。
1937年4月15日，日伪当局实行大检举。对口琴社下毒手，侯小古和其他队员等11人被捕，口琴队被迫解散。敌人施以酷刑，逼侯小古承认是国际共产党员，侯小古缄口不谈，于9月23日于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
当时，北平和东北地下党被严重破坏，王荣庭是否在被捕者之列，这可能是他一辈子都没能说清楚的“历史问题”。两位领导者都被杀了，他却“平安无事”，令人怀疑深思。死了的是英烈，没死的将受一辈子的磨难。
他说他想去法国留学，可惜没有资金，为了筹措资金，在三个学校教音乐课，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也没有去成。
1937年10月，北平沦陷后，王荣庭到达河南开封，与杜明远结婚。11月，经杜明远的父亲杜继增(开明绅士，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西安。由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介绍到驻山西临汾洪洞县万安镇刘村，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旅途方便，王荣庭改名王洛宾，杜明远改名王洛珊，以兄妹相称。在那里，他们与作家萧军、萧红、欧阳山尊、刘白羽以及贺绿汀、聂绀弩、周巍峙、端木蕻良、丁玲的爱人陈明等人相逢。
王洛宾(中)与洛珊、萧军等人合影
在此期间，由塞克作词，一起创作了《洗衣歌》、《风陵渡的歌声》、《老乡上战场》等一批抗战歌曲。“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四大队部分学员为主于1937年8月中旬在延安组成。主任丁玲，吴奚如。
第三次牢狱之灾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5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修权介绍，王洛宾同塞克、萧军、朱星南、杜明远(王洛珊)等5人去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住在当时的炭市街(现在的中山路)49号，并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巡回演出了7个月。
西北抗战剧团隶属于甘肃省教育厅，但实际上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指导下的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1938年11月剧团被国民党甘肃当局解散。
王洛宾、洛珊等人在兰州
王洛宾在青海演出的时候，经常穿个白衬衣黑坎肩，戴个小白帽。凭借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深得前来观看演出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赞赏。
演出后，马步芳和王洛宾握手的时候说：“你歌唱的很好，你是我们回民吗?”王洛宾说：“我不是。”马步芳问：“你不是我们回民，为什么戴我们的白帽帽?”王洛宾当时很害怕，马上就把白帽帽拿下来，并说：“马主席不喜欢我戴我就不戴了。”马步芳说：“别别别，别拿下来，我就喜欢你戴我们的白帽帽。”马步芳希望王洛宾留在青海，对他说,“别以为这里不如兰州,我会很好的照顾你。给你一张名片,一个帖子,上面就是青海省驻兰州办事处,我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它都在上面了,我们随时欢迎你来。”马步芳反复说这句话,王洛宾就答应了。
王洛宾到青海西宁回教中学任音乐教师，负责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王洛珊在西宁女子中学任绘画教师。改编创作了《达坂城的姑娘(马车夫之歌)》、《青春舞曲》、《虹彩妹妹》、《曼丽》等流传极广的民歌。
1940年(民国二十八年)，王洛宾受马步芳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时，认识了藏族姑娘萨耶卓玛，她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给王洛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她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其创作过程，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郑君里(中)在青海拍摄《民族万岁》时
相传在三天的拍摄过程中，两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如同歌词中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就像恋人之间的小打小闹。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青海民歌的旋律写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名扬世界的情歌。
萨耶卓玛
这一次远行彻底改变了王洛宾的人生和命运。他对中国西部的民歌像发了疯一样的痴迷，但他却忽略了对新婚妻子洛珊的关怀和疼爱。此时的王洛宾已决定不去巴黎，而留在大西北了。当时的西宁落后闭塞，生活单调，不要说娱乐活动，就连电灯也没有，而且饮食也很不习惯。这对于过去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洛珊来说，可谓度日如年。洛珊还患有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缺氧所造成的间歇头疼，更令她备受煎熬。
王洛宾在此期间全身心地扑在音乐的开采挖掘之中，就像大禹治水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便难得回家，也在投入创作，很少过问妻子的生活和给予精神上的慰藉，似乎忘掉了她的感受和存在。洛珊伤心极了。她为王洛宾付出了所有，却换来如今这样的结局。当她执意要回兰州，王洛宾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洛珊的关心呵护不够。俩人曾经甜蜜浪漫而又充满诗意的感情已出现了巨大裂痕。
1941年(民国三十年)1月，杜明远(王洛珊)称去兰州看病，结果就一去不复返。“皖南事变”爆发后,各地的国民党当局也相继开始施行排斥共产党的活动。不久，王洛宾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带来口信说：“家里后院起火”，还有鼻子有眼地说那个男人是谁。
年轻气盛的王洛宾说“我要和他动刀子!”朋友拉住王洛宾，吓得脸都白了：“那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男人最重要的是尊严!我非要和那家伙拼刀子不可!普希金不就是为爱人而死的吗?我不会死!就是死了，也无愧无悔!”“但是，就这样死了?杀了人被判刑死了?我的生命就这样完结?我还有很多歌曲没有写呢!但男人怎能忍下这口气?让人家这样欺辱?为了男人的尊严，还是要宰了那个狗日的!”
3月底，王洛宾到兰州找到洛珊，试图并极力挽回，但洛珊已心灰意冷，一切都已晚了。“想必你已经知道了。”耳旁传来洛珊冷冷的话语，“我有爱的自由，旧的爱已经结束，现在我已经另有所爱。”洛珊提出离婚，王洛宾同意登报离婚，洛珊改名罗珊。
王洛宾确实买了把藏刀带在身上，他真想去把抢了他的妻子的中统特务徐则林干掉。但是，考虑到万一杀不死他，自己反而入狱判刑，一辈子的事业和追求就全部完了。考虑到洛珊已经不爱自己了，自己只顾追求艺术，忽略了她，也是有责任的。为爱而死、为艺术而生，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在黄河边徘徊了几天后，他把藏刀丢进了黄河，他选择为艺术而苟活。
4月初的一个上午，王洛宾准备到兰州车站回西宁。在黄河边边上，他被两个中统特务劫持了。他放弃了杀人的念头，别人却不能放过他。他们叫车夫把王洛宾拉到“贤后街”。王洛宾知道，贤后街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中统特务机关所在地，但王洛宾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怎么会被拉到这种地方。
兰州中统特务头子孙步墀亲自审问他：“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王先生和太太分手了，为什么呢?”“个人感情的事，你们也管吗?”王洛宾由此知道自己早被他们盯上了，但自己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所以敢于软软地顶。“这个嘛，我们当然不感兴趣。不过，你的伪装的确不错!但是别想逃脱我的眼睛!”孙步墀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是和共产党员塞克、萧军等人一起到西北来宣传赤化的”。
王洛宾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伪装?我不过是个抗日的爱国青年、文化人，我又不是共产党，你能把我怎样?于是王洛宾大胆地说：“你可不能血口喷人!我有什么伪装?你要给我说清楚!”孙步墀阴阳怪气地说：“到了我这里，你还敢嘴硬!坦白说，我们知道你和共产党的关系!老实交代你的活动和计划!”
就这样，王洛宾被无缘无故地逮捕，在贤后街的原四川会馆关了几天，又被转移到沙沟监狱，“你好好地想想吧!”孙步墀笑着留下这样一句话。想什么呢?想我为什么被关进监狱?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和自己被捕有没有关系。
就在去年(1940年)，一个要好的朋友给他介绍认识了一个人，据说是从苏联回来的，是共产国际的。那人很神秘，有两个假名字。在小茶馆里，他让王洛宾用俄文填一份表格，说是一个先进的国际组织，为今后联络用的。王洛宾为了了解俄罗斯文化就填了。会不会因此而逮捕我?但是观察了几天，没有任何人说起这件事，而且他们根本不懂俄文。
看来不会是因为此事被逮捕，那又是为什么呢?听说和洛珊相好的那个徐则林，以前是剧团的人，后来加入了中统。会不会是这家伙报复我?诬陷我?不会吧，人心还不至于这么坏吧?以前也认识的，夺了人家的妻子，也没理由要整死人呀?再说洛珊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他如果这样做，不会讨好洛珊，甚至会让洛珊反感的。唉，也难说!人心叵测!谁知道呢?我都没有杀你，你为什么要害我呢?
谁知王洛宾在兰州中统沙沟政治人员看守所，一关就是三年之久，既没有审判，也没对外公布，谁都不知道他那里去了，简直是人间蒸发。王洛宾大声喊“放我出去!”“我没有罪!”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这就是王洛宾的“第三次牢狱之灾”。
在这个看守所关押着过两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一个是2号丛德滋，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办的“民众通讯社”的主编。另一个是5号樊桂英的丈夫罗云鹏，是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他们两口子都是共产党员。罗云鹏已经被秘密杀害于沙沟，所以只剩下樊桂英和罗力立(小名丽丽)母女俩，给关在5号笼子里。王洛宾为罗力立写了歌曲《蚕豆谣》，王洛宾是关在6号牢笼里。
蚕豆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牢房的丽丽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丽丽，笑眯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糖板栗，牢房中大豆也稀奇。
小丽丽，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兰州黄河北庙滩子桥被当地人俗称沙沟桥，沙沟桥下的排洪沟往罗锅沟一带被称为沙沟。当时，在现在庙滩子东李家湾建有一座沙沟秘密监狱，监狱所在地原本是一包姓人家所开的骆驼店，东北依山而建，土夯的高墙坚固厚重，酷似城墙，三面环立。进去有两座院落，前院有9间房，其中6间为看守监狱的宪兵住所，还有3间是犯人的伙房。通过前院进入后院即为监狱，由3间大房隔成大小囚室12间，重要的“政治犯”都关押在这里，靠山根还有三间房子和一个大号子，关押其它犯人。这里曾经警戒森严，特务、看守进出监狱皆为便装，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囚禁和秘密关押共产党人、革命进步人士和其它“异己分子”的牢笼，也是制造大量惨案、冤案的“魔窟”。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八大战区，甘、青、宁隶属于第八战区，沙沟秘密监狱抗战初期就是由第八战区建立。蒋介石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为副司令长官并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当时朱绍良狂妄地叫嚣：“我们现在有两个敌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有两个任务：抗日和反共”。同年，国民党中统局为加强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在兰州设立特务机构“西北区”，委任特务头子孙步墀为区长，并以中统局督导员名义督导“陇东保卫区”及“甘肃调统室”工作。孙步墀为羁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第八战区交涉将沙沟监狱拨归中统局，由中统局指挥管理，1948年7月，沙沟监狱更名为“管训室”。这所监狱地域偏僻，禁止一切亲属探监，因而与世隔绝。从所长到看守几乎都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
1943年秋，牢里关进来一个姓边的，此人属于中统方面的特务人员，因为贪污，被判两个月监禁。他是受优待的，可以在牢房间走来走去，还可以帮人买东西以赚点钱。
王洛宾知道他很快会出去，就想自己可以脱离苦海的办法。王洛宾见他贪财，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兰州又没有亲人。他就对那个姓边的说，你帮我做一件事,等我出去了就把你带到青海去,给你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而王洛宾托他办的事,就是将一封信送到青海驻兰州的办事处,并转交给马步芳。
老边把王洛宾给青海驻兰州办事处的信转给了那里的谢主任，谢主任连忙向青海的马步芳汇报。直到此时马步芳才知道,神秘失踪了两年的王洛宾一直被关押在兰州沙沟监狱。马步芳非常生气，拍着桌子大骂，王洛宾是我的人，什么分子也该由我来处置。他亲自打电话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让他放了王洛宾，谷正伦说王洛宾是共产党要犯，中统抓的人他也无能为力。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抓布王洛宾的中统特务头子孙步墀因车祸突然身亡，因没有任何证据，王洛宾由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保释出狱。王洛宾回到西宁在昆仑中学任音乐教师，又在青海省教育厅做地方干部训练团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还在马步芳军队中任军官训练团教官、政工处上校处长。王洛宾成了青海军、政、学界共同的音乐教官。
马继援(马步芳之子)在欢迎酒会上，举着杯子，两眼泪汪汪地说：“王教官，你是我们青海的骄傲，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让世界知道了青海。”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上下，欣喜若狂。 马步芳，王洛宾，低头促膝，一起编写了《花儿与少年》。 这是精通音律的马步芳和锋芒已露的王洛宾的倾心之作。 在抗战胜利汇演上，没有任何提前透露消息，靠实力，夺得了第一。 欢快的节奏，幸福的歌词，甜美的旋律，让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人民，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山高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站在白云端，
花儿为王的红牡丹，红牡丹它开在春天;
川美美不过大草原，大草原铺上绿绒装。
人间英俊的是少年，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1945 年在青海任音乐教官的王洛宾(右)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经人介绍，王洛宾在青海与一位西北姑娘名叫黄玉兰(王洛宾给她起名黄静)的护士结了婚。黄玉兰漂亮文静，聪明娴慧，从不与洛宾红脸，把个小家庭安排得妥妥当当，婚后生育三子。
黄玉兰和两个儿子
1947年底王洛宾回北平省亲，马步芳还委派王洛宾为特使，向60大寿的傅作义送寿礼。
1949年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自己带着全部财产到重庆，花重金雇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经香港，到中东沙特定居。后寓居埃及开罗。被蒋介石召回台湾。后任命为驻沙特大使。马步芳曾要王洛宾与他一同逃亡，但热爱西北音乐的王洛宾婉拒了。
第四次牢狱之灾
1949年10月，彭德怀司令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解放了甘肃、青海全境，国民党第82军投诚，军长马继援只身逃往台湾。
父子俩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回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第82军政工处上校处长王洛宾于青海西宁向解放军报告登记投诚，《西北解放战争三年战绩》中记载了王洛宾向解放军报告登记投诚的情况。
马寒冰
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马寒冰，也是个文化人，他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新疆好》等歌曲的词作者。
马寒冰在投诚军官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于是就向兵团司令王震汇报，请示如何处置。王震将军当即表示：“王洛宾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动员他参军，随我们一起去新疆。国民党、马步芳尚且能让王洛宾为他们的军队服务，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到呢?其实，我们人民的军队更需要音乐。”就这样，王震将军力排众议，决定留用王洛宾带他一同进军新疆。
当马寒冰找到王洛宾，并传达王震司令员的意见后，王洛宾是激动不已，他多少年的心愿终将能实现了。在进疆前，王震司令员还专门接见王洛宾，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歌曲名扬天下，我早就知道。现在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希望你能用最美的歌曲来赞美我们的祖国、人民和共产党、人民军队。音乐的真正源头，就在生活中和民间，望你能不断深入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从此，王震将军的话语，一直是王洛宾创作的座右铭，王洛宾时年36岁。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12月20日，新疆军区签发第一号人事通令，其中第47条：任命王洛宾为新疆军区文艺科科长。
当王震将军率部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时，心潮澎湃，诗兴大发，他信口吟诵：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此时身旁的马寒冰迅速将王震将军即兴抒发的诗词记录下来，旋即又找来王洛宾请他谱曲。?王震将军的诗句，虽短小精悍，但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王洛宾在进疆路上，也亲眼目睹了人民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滚滚的乐思在脑海里，似乎要喷涌而出。就这样，四声部混声合唱曲《凯歌进新疆》诞生了，这是王洛宾加入人民军队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年，所有进疆部队的指战员，都是唱着这首歌而迈开步伐的。
1950年5月，王洛宾收到妻子黄玉兰的家信，信中说西宁的家被查抄了，因为王洛宾曾当过马家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所以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家里的收音机，自行车都被抄走了。因为据说棉花可以制造炸药，所以一包棉花都成了反革命证据。王洛宾请假到西宁探亲，因当时青海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气氛紧张，王洛宾就把一家大小都带回了兰州。左思右想，觉得马家军是唱着他写的《战马歌》与中共军队作战的，现在西北不知有多少人的战友和亲人是死在马步芳手上的。他再次做出举家迁到北京的决定，想要彻底离开西北。他在兰州写信给新疆军区政治部要求辞职。11月，王洛宾携家属(岳父、妻子黄静和三个孩子)回北京居住落了户，并到北京八中任教，被选为北京市音乐教育联合会常委等，不久又在北京火了。
1951年3月15日，新疆军区某些领导听说北京有一个音乐教师王洛宾火了，一下就坐不住了。“王洛宾，是不是我们新疆军区的?”“就是那个王洛宾。”“新疆军区文艺科科长怎么在北京当老师呢?查一下!”一查就是的，赶紧召集开会，说：“赶快把王洛宾弄回来，不弄回来不行，没法交代，谁批准他走了?”没人批准。
10月底，新疆军区保卫部干部，在当地派出所的带领下来到八中时，王洛宾正在讲课，他从课堂上直接被用手铐铐走，押上了返回新疆的火车。此时王洛宾的妻子黄玉兰因生第三个儿子后，患产后风，正重病在床。他向看管他的人提出回家看看，但是被拒绝了。火车到高碑店以后，火车刚起步，他要上厕所，就给他把手铐打开了。他进了厕所，把门一扣，窗户一拉开，在永乐站就跳了下去。等到那些新疆军区保卫部的干部停车追索他时，已经无影无踪了。王洛宾把腿摔伤了，连走带爬到的涿州，天都亮了，在老家亲戚家里养了一个多月。
王洛宾在学校刚被抓，他在机织卫胡同的家就被抄了，抄家的人翻了个底朝天，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反革命证据就走了。王洛宾腿伤养好后，偷偷地跑回北京家中，这时重病的妻子躺在床上，三个孩子，最大的六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王洛宾想交代一下家里的事，可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家就已经被派出所的人包围了。押他的人一进门，就又一次给他戴上了手铐，王洛宾再一次被押走了。妻子黄玉兰(黄静)受惊吓卧床不起，留下三个无人照料的儿子在北京病逝，离开了人间。
1951年2月11日，台湾“国防部”《陆海空军官佐属撤职、通缉、记过、犯罪、永不录用人员名册》记载：1949年10月25日，西北军政长官兼八十二军中将军长马继援因“兰州作战不力、擅自脱离部队”，被“撤职”。1950年5月22日，八十二军政工处上校处长王洛宾因“投匪”，被“通缉”。7月15日，上将衔西北公署长官兼西北民防司令马步芳因“在开罗无职”，被“撤职”。而此后不久，王洛宾就在大陆被被判处“两年劳改”。
1952年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散布谣言、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免去了王洛宾的文艺科科长职务，开除军籍，判处两年劳动改造。王洛宾的岳父将他的长子，次子带回了兰州，由于最小的儿子王海成才几个月大，怕带回兰州也养不活，决定将他寄养在亲戚家中，留在了北京。这就是王洛宾的“第四次牢狱之灾”。
劳改中的王洛宾
1954年8月，王洛宾被释放后，被安排到南疆军区喀什二军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创作员。
1955年，王洛宾将三个儿子都接到了新疆，希望一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1957年2月22日，王洛宾荣获先进工作者。调任新疆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员。
“王远峰先生：贵府王洛宾同志在一九五六年部队训练中，积极工作，勤学苦练，成绩优良，荣获先进工作者，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除嘉奖外特此弛报鸿喜。并致贺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牢狱之灾
1959年秋，王洛宾喜欢的一个学生结婚了，他的妻子也是文工团员，被一个领导玩弄后有了身孕。他的痛苦无处言说，就满怀愤怒地告诉了老师王洛宾。王洛宾因为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就是被有一点小小权势的人所破坏，所以他对这种仗势欺人、霸占别人妻子的事特别痛恨。这事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害怕那个领导的权势，也就不敢说，但王洛宾却简单地认为这么不道德的行为，上级领导一定也不会容忍，就执意帮助那个学生写了申诉材料交上去。
等了几个月都没有回音，那个领导非但没有被查，还成了直接审查他的人。当然，他就是打击报复，把王洛宾直接投入监狱。你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受到惩罚，现在新帐旧账一起算。
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赶上“肃清反革命运动”，人们已经不能容忍王洛宾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逍遥法外”了，这时已经不需要他自由地歌唱爱情了，也没有哪个人敢于保护他、爱惜他了，他的才能一钱不值了。
王洛宾根据一个名叫库尔班的维吾尔族老人的故事，写下了《萨拉姆毛主席》这首歌。萨拉姆是维吾尔族语“衷心祝福”之意。被王震介绍到中央和国家机关演出，光在北京就演了两个多月。歌唱家克里木因表演这首歌，被留在了总政歌舞团。
1960年4月，王洛宾因“特务嫌疑和历史问题”被逮捕，先是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看守所，不久被揪回文工团批斗，批斗会由那个被揭发的领导主持，他从全团40多人中选出15人，给他们安排政治任务，谁不积极批斗，就要裁员退回原籍“去饿饭”。指定他们一人批王洛宾的一条罪状，首先是历史反革命，帮助刽子手马步芳，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其次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变天。还有什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说河南饿死了人。脱逃，妄图腐蚀革命队伍，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等等。一个人揭发说，王洛宾桌子上有个玩具小狗熊，旁边还有几只小鸡，他说是培养小鸡不怕狗熊，这分明是说自己是小鸡，是污蔑我们伟大的党是狗熊。还有个人揭发说，王洛宾的钢琴上有个小玻璃罩，里面是一个无锡小泥人，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罩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王洛宾来气了，大声说：“你说!我什么时间在哪里说过这话?”那人无话可说，只能带头喊口号“打倒王洛宾!”“砸烂王洛宾的狗头!”
1961年3月13日，王洛宾又被带回军区文工团，这次是正式召开“公判大会”，有审判长、书记员等等，一番批判和口号之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王洛宾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
王洛宾被戴上手铐，在一片口号声中被押下去，投入了新疆第一监狱，他的号码是226号。服刑地位于距离乌鲁木齐市20 多公里的八家户村。据说当年左宗棠的湘军到新疆，有8个老弱军人退役后无家可归，在这里开垦种地，后来形成有8户农家的小村庄。这是王洛宾的“第五次牢狱之灾”。
新疆第一监狱
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他曾在马步芳属下任过上校政工处长，被指“历史反动”;写过一首《萨拉姆毛主席》，“萨拉姆”是“祝福”的意思，被指谐音“杀了毛主席”;维吾尔语的“萨浪”一词，是“傻瓜、神经病”的意思，和“萨拉姆”发音相似，即使不是要“杀了毛主席”，但极有可能是恶毒咒骂伟大的领袖。他导演排练的《大比武》舞剧，演员的枪口曾对着台下的军区首长，被指“用心险恶”。
王洛宾对自己的罪名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无数次写申述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一直是为党和人民写歌，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但他的申述石沉大海，没人理会;他期盼的贵人相救，也没出现。一次又一次希望的破灭，使他无奈地不得不低下倔犟的头，在监狱的砖瓦厂里，他和其他年轻的囚犯一样，顶着灼人的炽热，背着几十公斤重的红砖、砖坯，出窑装窑，煎熬地度过5475个日日夜夜。期间，他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最终使他避免了悲剧。因为王洛宾心中的音乐梦还未完成，他坚信光明和正义是一定会来到的，即使是在最困苦的日子里，他还创作过许多优美的歌曲。
1962年，王洛宾被假释出狱，回原单位带罪服务，任新疆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员。
1965年4月，文革前夕，王洛宾离开文工团出走，不久即被押回，送乌鲁木齐的新疆第一监狱砖窑大队继续服刑。
王洛宾在新疆第一监狱砖窑大队服刑(中)
1975年5月22日，刑满释放。出狱时，62岁的王洛宾，左手中指无名指，骨节内45度畸形。经历了什么，只有他满身的伤痕和满心的痛楚能够说得清楚。最初留在监狱做工生活，年底，毛泽东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党政军团级以上人员(战犯)，落实政策并安排工作。王洛宾在解放前是青海马家军的上校政工处长，也应属于落实政策范围;但其原单位没有及时为其安置，监狱方面也不再允许王洛宾继续工作;王洛宾无家可归，在乌鲁木齐又成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工作，居无定所的无业游民。为了生存和音乐，先后干过挑沙子、搬砖块、运石头、拉板车等重体力活动。
王洛宾帮新疆第一监狱排演一段豫剧，因手上没有豫剧本子，他忽然想起第一任妻子杜明远。按照解放前的地址，他试着写了一封信，除了问好，还请她帮忙找几个豫剧剧本。不可思议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寄自开封的包裹，里面除了剧本，还有一身绒衣绒裤。王洛宾感动得热泪直流。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谭友林改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主管全区部队的组织、干部工作。他一面协助军区政治委员搞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揭批查工作，一面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王洛宾与歌剧《带血的项链》男女主角合影
1979年4月，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来兰州，以师级干部规格接待，为战斗歌舞团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创作二等奖。期间，王洛宾还当起了月老，成全了剧中男女主角的饰演者——上海姑娘徐锋和西北小伙余争平的美满姻缘。
11月29日，乌鲁木齐军区军事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这份裁定书认为，经过认真复查，对王洛宾同志判刑所依据的几个问题均不能成立，撤销了1961年原新疆军区军事法院对王洛宾的判决。
1980年，为乌鲁木齐市文工团创作歌剧《奴隶的爱情》。新华社为他发表内参“披露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困境”的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在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的亲自过问下，王洛宾的“问题”被彻底纠正平反。
1981年7月6日，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王洛宾恢复名誉和军籍，69岁的王洛宾终于重新穿上了军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谭友林亲自王王洛宾一案的平反，影响很大。后来，王洛宾在北京举办音乐会，专请谭友林题词。谭友林欣然题写：坎坷人生，辉煌事业。
王洛宾平反后重新穿上军装
1986年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会》，首先向社会全面介绍他的音乐作品，并且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1988年6月，王洛宾75岁，离职休养享受副师级待遇(艺术一级，文艺六级)，寓居新疆乌鲁木齐市。9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对于人们冠以他的各种头衔，他都不喜欢，他说他只是一个传歌人。
晚年的王洛宾，住在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院子里，在这里无论遇到谁，他总是会客客气气的跟人打个招呼。每当说起十多年的监狱生活，他总是显得很平静。谈起那些曾经批判过他的人，他也并不记恨。而对于那个曾经救过他的命，却又让他后半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马步芳，他自始自终都心存感激。只因为是马步芳给了他继续创作音乐的机会。
八十年代末，重新穿上军装的王洛宾，专程去河南开封看望四十几年未曾见面的洛珊。他心中始终挂念着她，并一直想知道当初洛珊为何一定要离他而去。王洛宾的突然出现，洛珊一时无措。虽然旧时爱人重逢，当年那种激情早已荡然无存，但洛珊还是以贵宾的礼节来款待。当王洛宾看到洛珊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幸福宁静生活，他不忍心去打破。
这么多年，王洛宾的内心是痛苦酸楚的，原本他有多少话儿要向洛珊倾诉、表白，但此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所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王洛宾一生为洛珊写过很多歌曲，最著名的两首就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和《曼丽》，前一首写在热恋中，后一首写在离别后。
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
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
怎么我的姑娘不出来，咿啦啦，不出来;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咿啦啦，快打开;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咿啦啦，扔下来。
《曼丽》这首歌曲是王洛宾给未完成的歌舞剧《蒙古青年抗战进行曲》写的一首插曲。其中渗透了王洛宾对洛珊的怀恋和无奈的情绪，当时竟被误认为是港台歌曲，典型的靡靡之音。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意、怎么能忘记;
曼丽你怎么这样忍心，静静的就离去;
我很伤心，从今以后，不能够见到你，
只有留下你往日情景，使我常回忆，曼丽。
一样的青山、一样的绿水、只有我和你;
曼丽你可记得我们时常，快乐地在一起;
我很伤心，从今以后，永远就离开你，
只有希望在梦中能够，时常见到你，曼丽。
1990年4月16日，台湾女作家三毛，来到她向往已久的新疆，走进了王洛宾的居所。这次看似不经意的邂逅成了三毛的“心病”。回到台湾后，三毛向王洛宾寄来了一封又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
“亲爱的朋友，洛宾：万里迢迢，为了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
那一年三毛47岁，王洛宾77岁。面对三毛炙热的表白，王洛宾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或许是因为年纪，或许是因为别的，王洛宾最终没有接受三毛的感情。
12月11日，三毛又寄来了一封书信，也是最后一封。她说：“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谢谢。未来我将住在Scotland(苏格兰)，回台只是看望父母而已了。谢谢你，也祝福你。”
这封信寄出不到一个月，三毛在台北一家医院自缢身亡，享年48岁。
远在沙特的马继援给王洛宾写了一封信，称赞他对中国西部民歌的贡献。信里有一首诗：
闻君之歌声兮，悲亦壮;
?观君之手指兮，感且伤;
?远赴西域兮，如愿以偿;
抚琴谱曲兮，热情奔放!
随信，寄给王洛宾800美元。那时的800美元，可以在西安买到一院房子。
1992年，71岁的马继援，79岁的王洛宾，在台湾，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当年的花儿一样的少年，一别就是一生。王洛宾，一直对外界说：没有马步芳，就没有我王洛宾。那些红遍大江南北的西北民歌，很多都是马步芳亲口唱给我的，我只不过是修改加工而已。
1996年3月14日零时40分，王洛宾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与妻子黄玉兰并骨合葬在北京西郊金山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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