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垂青史 铁血铸军魂 ——忆叔公熊雄
来源：天下黄埔 文/熊英   2020-07-30 16:35:22

　　叔公熊雄(字披素)是江西宜丰人，生于公元1892年(清光绪壬辰年)，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他的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父亲则是清末孝廉方正(举人)。熊雄出身于农商士三结合的特殊家庭，从小受到的熏陶自然与众不同，农民的朴实、商人的灵慧、士子的向学兼而有之。他在家族私塾“培兰书室”参加启蒙学习认真刻苦，求知欲特别旺盛，从而打下了扎实基础。同时，他还练就了一身防护的武术，能一跃而过连成一排的四张八仙桌。熊雄的家乡地处宜丰、万载、铜鼓三县通衢，这里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信息四通、风气开化、人杰地灵，为思想活跃、敏于新鲜事物的熊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故而，熊雄少有大志，尤喜中国历代英雄和忠贞之士，手录田横、项羽、刘邦、祖逖、杜甫、刘伯温、石达开、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诗词百余首，编成《古今诗录》，用以自励。他还在尺长的竹片上刻下唐朝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坦陈抱负。熊雄的家族成员里的多重身份背景，又让他自幼就有不同社会阶层的体悟，为他以后同情、支持和参与民主革命准备了天然的思想基础。

　　1907年春，熊雄和大哥一同考取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在这种新式学堂中，熊雄接受了迥异于私塾的近代教育。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升华了理想。由于他勤奋好学，终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10年春，他独往金陵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在当时，废科举而大兴新式学堂本是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但不久却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熊雄便是一名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动中国前进的生力军。故而，他在南京优级师范学堂仅学习一年，便因目睹国际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辱国，于1911年春弃学从戎，成为江西新军学生兵中一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熊雄随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辗转亡命日本。在东京，他得识孙中山先生，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自此，他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作自己的偶像，毅然参加了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及该党创办的浩然军事学校。在熊雄的军旅生涯中，有两次军事院校的学习生活。第一次便是在日本东京孙中山开办的浩然军事学校。在此军事学校里，教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官是向日本士官学校聘请的，还有中华革命党著名领导人为他们演讲。这一切，使得熊雄受到了十分严格而正规的军校教育;不仅为他10年后入读苏俄红军学院作了铺垫，而且为他日后执掌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卓越建树奠定了基础。

　　1913年秋到1916年春熊雄在东京学习和生活了两年多之后，经历了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体验，加上中国人历经外侮的历史悲情依然浓烈，让满怀寻求救国救民新路一腔热血的他感到失望，便毅然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先后随护国滇军、湘军转战粤湘一带，因屡建战功由普通一兵晋升护国湘军上校。然而，孙中山领导的三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未能重拾江山。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早期国民革命潮起潮落，难担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任，时代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新的政治精英。反思自己的两段武人经历，熊雄对所做的这些事很不满意，达不到他的目的，这就说明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激荡下，熊雄带着迷茫和希冀再次走出国门，赴法国勤工俭学，生活虽然艰苦，但有更多机会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结识进步留学生和华侨工人，从而接受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濡染。在法国，他处处都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并由此认定中国的出路应该是“社会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个大证据”，从而时时考虑“游俄”，以期亲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法国，留学生的环境复杂凶险。1921年，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工作、学习、生活等权利，进行了请愿活动。熊雄闻讯立即从当时就读的法国西南部农校赶回巴黎参加。他与劳动学会的成员一道印发“声明”和“意见书”，并坚持抗暴斗争。

　　为了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熊雄于1922年3月转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故乡——德国留学，并很快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这期间，熊雄在旅欧支部开设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校正自己的人生罗盘，并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从事革命活动，还发起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在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得到历练。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了一些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3月底，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王圭等12人第一批来到列宁的故乡，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中国班党支部明确指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活动。在东大学习期间，熊雄正是怀揣这样的动机和目标如饥似渴地学习，并铸就了共产党人高远的历史使命感。两年后，熊雄转入莫斯科红军学院深造。崭新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对具有南昌起义、湖口起义、护国护法战争以及二次东征等丰厚实战经验的熊雄来说，正是“如鱼得水”;再比照他在日本军事学校所学过课程和受过的训练，更是收获良多。特别是学习了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他日后在黄埔军校里程碑式的建树大有裨益。

　　为了追求真理和理想，熊雄辗转负笈。他冷静考察，独立思考，理性选择，无时无刻不在结合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尤其在亲睹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俄所焕发出来的生机与活力之后，进一步坚定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和信念，从而成为卓尔不凡的、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9月，因国内工作需要，为寻求真理负笈法、德、俄的熊雄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分配他到广东工作，当月奉调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到校后不久他参加二次东征，协助东征军总指政治部、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周恩来筹组政治工作;临出发时，熊雄又被委任为总指挥直属的宪兵营党代表，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蒋介石语)，不久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攻坚克难，所向披靡，与他们出色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是分不开的。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和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尤显重要和紧迫。为此，中共广东区委于1925年年底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建议并最终被采纳。1926年1月东征归来后，熊雄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2月担任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因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邵力子的主职是军校秘书长，政治部部务工作实际上由熊雄主持;3月，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更名意味着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战略定位，乃有中军政校组织大纲及全部法规(包括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教育大纲、政治教育计划等)的建设。同年7月，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去苏俄开会后，政治部工作便明确由熊雄全面负责。

　　1926年11月,熊雄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着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绪高涨，校内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当时为军校缺乏一首能够调动学生情绪的好歌感到遗憾。于是，熊雄便想起好友，军校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想让他试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词。之后，陈祖康便作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歌，熊雄看后连声叫好，并请来少校音乐教官林庆梧谱曲。很快，这首新校歌在校内广为传唱。一次，学生在军校俱乐部唱起这首校歌，熊雄听后即兴发表讲话：我提议将歌词中“党旗飞舞”一句改为“红旗飞舞”，因为国共两党的党旗都是红色的。

　　黄埔军校早在1924年建校之初就设立了政治部，但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所说的那样：“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自从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政治教育工作蓬勃开展起来;熊雄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通过不懈努力使政治部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大力延展政治工作的触须，开展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校刊等出版物也办得风生水起，使中国现代军政人才的摇篮焕发出勃勃生机，凸显了他治理军校政教的雄才大略。他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则，向军校学生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开设的政治课多达26门，聘请了高端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担任政治教官，他本人亲自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与《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与此同时，通过定期举行政治讨论、政治测验、政治讲演，组织宣传队、“血花剧社”，大量编印校报、期刊、书籍及各种宣传品，参加军民联欢会和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军校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情操教育，使军校的政治工作多姿多彩。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孜孜不倦教导学生“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要为党的主义即为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牺牲!”熊雄注重通过书刊、报纸、诗歌等宣传媒介宣传革命思想。他先后主持创办了《黄埔周刊》、《黄埔日刊》，出版了《黄埔丛书》、《政治问答集》等书籍、讲义，紧密结合形势对全校生员进行生动活泼、有的放矢的政治教育。为了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熊雄参与了北伐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大会的指导工作，参加制定了《北伐进行计划》和《北伐宣传队之组织》等文件。

　　在省港罢工斗争中，熊雄发表了《省港罢工的面面观》一文，出版了《拥护省港罢工》的小册子。同时在反帝示威大会上发表演说，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斗争。嗣后，熊雄为少年国际纪念日写了《今日之青年》一文，激励“今日之青年，尤其是被压迫的青年，应该认清时代的潮流，担负历史使命，去参加广泛的革命工作，切不要做个时代的落伍者”。不久，熊雄为军官政治研究班毕业同学录作序，要求毕业同学“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要以党治国，以民众之拥护为基础，不容私人专政而妨碍民权的”，“我们既不可与敌人妥协，更不可疏忽我们的联合战线，我们决不可有联治派和国家主义派的误谬心理”。第五期入伍生举行升学典礼，熊雄写了《告第五期诸同学》一文，礼赞黄埔军校是“漫漫长夜里的一颗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要求这个革命营寨里的分子知道自己“责任是如何繁重，使命是如何远大一一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并以革命同志的关系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在思想上贯通理论与实际，二是在行动上遵守革命的纪律，三是必须有确定的革命人生观。接着，第五期炮工两科学生迁往武昌，熊雄和他们作了临别训话，掷地铿锵地阐释了以奉献、牺牲为内核的革命英雄主义真谛。1926年8月13日，《黄埔日刊》刊登了蒋介石写的“几个口号”，熊雄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洞烛蒋介石的政治杂耍，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也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熊雄和其他政治教官会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演讲或文章。熊雄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专题演讲中指出，将来的世界会有苏俄、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这是由于他们人口、幅员和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而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熊雄讲得最多的是纪律问题，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军队成败的问题，要求教官严格训练学生。1927年1月21日，《黄埔日刊》出版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熊雄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列宁伟大的一生，要求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2月7日，军校为“二七惨案”四周年发表了《告民众书》，熊雄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一文中指出，二七运动充分表现中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力量，“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一一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3月1日，在军校改组与入伍生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时，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了《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一文。他说，本校改组后，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在庆祝和希望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为革命需要而来，不要忘了本校‘民族先锋’的光荣和总理创办本校的初意一一作革命的中坚，完成国民革命!”3月3日，《黄埔日刊》创刊一周年时，熊雄为《黄埔日刊》周年纪念写了题词：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革命军人的道路。3月8日是第四期学生升学典礼一周年，也是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的开学纪念日，熊雄在《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一文中，指出本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

　　熊雄始终强调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他常常提到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并将这句“列宁遗训”书写进中军政校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中。他的理论探索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撰写并发表于《黄埔潮》(周刊)的《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一文中。该文共三大部分：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孙文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民族解放主义;孙文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列宁主义中的独裁政治。通过系统而周密的比较分析两种“主义”的理论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相通之点。熊雄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在革命中，都含有历史上重大的意义，中山先生和列宁先生，均能看出时代的真意义，说明时代的实在情形，指出时代进化的真正方向，适合群众的要求而领导其向光明路上走去。”“因为革命的主义是有一定目标的，但实行这革命的主义的过程中的种种策略、手段，是要以时代的物质条件为标准而随时成水波状前进的。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伟大，便是有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建筑真实革命理论与革命主义哩!所以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所以产出，所以成立，在历史上的根源，实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联系当时的实际来看，此文的写作和发表，旨在掌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话语”权。因为，“孙文主义学会”常常曲解孙文主义并误导学生;此文以渊博的历史与理论知识，对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为革命理论正本清源。尽管熊雄对于两种主义的比较认识受到历史因素的制约，某些看法和结论不免存在绝对化和片面性，但他这种孜孜不倦、顺时求进的理论探索精神及其初步萌生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境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实践，对后继革命者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与《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相得益彰的，是熊雄的另一篇力作《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之过去及现在》。该文深度剖析了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的理论及其政治行动的实质，是一篇内涵丰厚、针对性强的文章。上述两篇长文，大气磅礴，雄辩滔滔，一泻千里，并不乏哲理魅力，没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字功底是难以胜任的。1927年1月21日，熊雄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说：“列宁倘死在孙总理之后，他必能帮助孙文主义之目的早日达到，孙总理若至今尚在，他也必亲自帮助列宁主义之目的早日达到!”这又是“比较观”一文的意旨延伸。在社会思潮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语境中，正是熊雄这一系列富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文章和演讲，对黄埔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导航和品质引领作用。

　　实践雄辩地证明，熊雄的军校政治教育理念是正确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有口皆碑的，对培养优秀军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等革命战争是功不可没的，但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右派的嫉恨。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派军队严密监视和控制军校师生;熊雄从容应对，使这一事件未能波及政治部。嗣后，中共广东区委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在军校设立中共党团，熊雄为书记，统一领导党在军校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自此，军校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保持和扩大了党在军校的领导地位和积极影响。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三年多时间里，黄埔军校的工作和教学由于共产党人的参与，致力于革命的政治教育，使军校形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心”、“东方的红军”的蓬蓬勃勃发展的局面。军校声名远播，国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熊雄亲自参与接待，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介军校的方针理念和举措，扩大了黄埔的影响和声望。这座誉称“中国的西点军校”，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熊雄作为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时间最长、也是黄埔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以自己的出众才华使军校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气氛，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坚强后盾。

　　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军校师生自动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并且意欲以高官厚禄拉拢和收买公开的共产党人，迈出了破坏国共合作的第一步。1926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昌，12月14日，熊雄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全面负责军校政治教育工作。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调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所遗一职亦由熊雄兼任。此际，他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揭露和回击了反动势力的破坏。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与中外反动派相勾结，不断制造白色恐怖，斗争不断升级。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熊雄遵照党的指示，机智沉着地布置党团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转移，保存革命力量;同时继续领导国民党特别党部，以灵活的方式为保卫革命果实进行斗争。熊雄还邀请鲁迅先生来军校演讲，鼓舞正义学生的斗志。4月12日，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发出了“第一号通缉令”，公布了陈独秀、毛泽东、熊雄等193人“被通缉”的名单;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配合蒋介石策划“清党”反共，并且大开杀戒。熊雄处变不惊，与反动派势同水火，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4月15日，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导演现代版“放捉曹”诱捕熊雄，5月初将其转囚南石头监狱。他不仅自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还利用早晚两次放风的短暂时间鼓励被囚学生，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继续为革命奋斗，“守得云开见月明”。5月17日晚上，敌人终于对他下毒手了，他那铮铮铁骨点燃的铁窗烈火一直在南石头监狱燃烧……

　　昂扬向上和光明磊落贯穿了熊雄的36道年轮，天赋才华和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云水襟怀和松柏气节日月可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岸与崇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作为中国革命先驱，作为一代英烈，熊雄短暂的人生是磅礴人生、恢宏人生，是不同凡响的人生!

　　1984年8月，聂荣臻元帅亲自写下“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条幅，以缅怀其辉同日月的生平。熊雄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才能振兴中华民族。为此，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联系在一起，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革命激情的号角。为此，在个人修为上他长于思而敏于行，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来是非分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的革命精神、优秀品质和共产主义思想情操，赢得了战友和学生的崇敬和怀念，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