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良照相馆的红色记忆
来源：傅国兴 胡志民   2020-08-06 09:36:18

　　保定解放初期的西大街二道口，左侧二层楼为宇良照相馆旧址，对面二层楼为协生书局。

　　但是在迄今公开发表的有关保定照相业文字中，并未见到过宇良照相馆只言片语。关于化真照相馆的革命活动也少有提及。随着保定城市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红色历史的开拓挖掘，尘封的记忆逐渐得以揭开。

　　外祖父吴宇良年青时离开博野老家农村，只身来到保定，在莲花池内寒绿轩跟一位照相师傅学徒。三年学徒，一年帮师。外祖父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学到了一手过硬的照相技能。为以后在民国保定照相业占有一席之位，奠定了基础。

　　1912年袁世凯窃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给他不去南京就职的承诺制造理由，让部下曹锟发动兵变。保定兵匪趁机大肆抢掠，纵火焚烧马号商铺。吴宇良亲眼目睹北洋军阀的暴行刚，感到气愤填膺。西大街地势高，人称龙脊梁背。宇良照相馆是临街中西合璧式两层楼房，为了防止盗贼于是在后院新建夹皮墙和挖了地窖，院里有东西南房。当时西大街道路很窄，胡同纵横，四通八达。非常适合做隐蔽工作。

　　一、党的初创时期

　　有人把西大街东大街比做一条长龙，二道口以西恰是龙头位置, 占据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凡从西关火车站下车的外地商贾旅客和由大西门进城的郊县人等都要先从这里经过。1918年10月6日，赴高阳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学习的30余名湖南学生，在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邹鼎带领下，由湖南乘车抵达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的湖南学生李维汉、张昆第、李富春、曾以鲁、贺果、张增益等人到车站迎接。此外，前一天由北京到保定的肖子璋也一同到车站迎接，并帮助搬运行李，出站后众人分别送到唐家胡同的第一客栈和西大街的泰安客栈住下。同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为迎接这批学生，特意从北京赶来保定，住第一客栈。(当时，照相馆通常会派人到客栈招揽生意)

　　入校后不久，几名青年学生来到宇良照相馆，应他们的要求，吴宇良为这几个湖南伢子拍了一张合影。那时宇良照相馆刚开张不久，玻璃房(摄影室)十分简陋。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用普通青砖墁的地面缝隙很大，十分粗糙。

　　1918年10月，湖南籍部分学生在保定的合影。左起，前排：李长极、欧阳灵泽、张曾益、 陈赞周、李希朴；后排：贺果、陈绍常、***、侯昌国。

　　据照片中人之一的贺果日记记载，刚到保定时他们曾在在莲池内照过一张全体湘籍赴保学生的合影。照片内有从北京赶来看望的毛润之。令人遗憾的是莲池合影至今未被发现，因而只有在宇良照相馆拍摄的这张照片，成为记录当年这批湖南学子在保定求学活动存世不多的影象留存。此外，吴宇良还应邀到高阳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和育德中学拍摄了一些学生活动的珍贵照片。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受五四运动影响，保定大中学校学潮迭起。西大街是游行队伍必经之路。学生除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外，还进入商户宣讲，动员罢市，吴宇良在入户宣讲的学生中认识了高师学生王森然。吴宇良本来思想求新倾向激进，对王森然的宣传鼓动大为认同。二人遂开始交往。

　　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亲自赴保考察新文化运动及各界民众发动情况，王森然陪同他到宇良照相馆，吴宇良接待攀谈，并为二人拍摄一张合影。此后邓中夏在保任教期间也曾多次和吴宇良促膝长谈。文化水平不高的吴宇良接受邓中夏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它当做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邓中夏和王森然。

　　1921年元旦，王森然到北大看望蔡元培，见邓中夏、何孟雄。春，邓中夏在长辛店办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邀王森然到长辛店夜校为工人讲课。在长辛店他便提出请邓中夏到保定高师讲课的想法，邓中夏认为可行。10月，保定育德中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立即派团员去工人夜校任义务教员。

　　邓中夏回京汇报后，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意，1921年3月委派他到保定省立高师任新文化教授。邓中夏利用高师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新文化运动影响，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常去高师听课，后来他邀请邓中夏到育德中学演讲，受到进步师生热烈欢迎。邓中夏经过考察，1921年5月首先在高师发展了张仲毅(张毅先)等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张仲毅在育德中学发展了安志成、王锡疆、杨其刚入团。并在育德中学建立了团组织，安志成负责团的工作。邓中夏被称为保定青年团组织的奠基人。

　　1921年冬，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CY)的王锡疆按照邓中夏的指示，在各中学组建“社会问题研”(青年团外围组织)。在给省立六中同学王重民，杨景山邮寄分发研究会章程时，被反动当局截获。因章程中有“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字样，被直系军阀头子曹锟以“宣传赤化”罪名下令逮捕。育德校长郝仲青让学生迅速告知王锡疆。王锡疆立即赶赴北关外省立高师找王森然商量对策。王森然建议他去北京找邓中夏，并将身上所有钱交给他做盘费。王锡疆离开高师，到附近省立六中找到杨景山，按同学约定到宇良照相馆聚齐。王锡疆化装成富家子弟，吴宇良为九人拍摄合影。迁延至夜，协助王锡疆缒城(使用绳索为照相馆内拉背景布的绳索)逃出保定。以上这段描述来源于保定党史研究室查阅到的：1920年~1923年我在育德中学的革命活动——邹舫同志访问录。这说明此时的宇良照相馆已经成为中共北京地委的秘密工作站。吴宇良已经在为党做秘密工作。从此吴宇良和这两位高阳籍革命烈士结成生死之交。

　　1921年冬王锡疆、杨景山与育德中学进步学生在宇良照相馆合影。

　　1922年6月，王森然从高师毕业后被保定甲种工业学校聘为新文化教师，同年10月，第二女师校长范锦堂迫于压力，聘王森然兼任该校国文教员。在王森然等进步教员的帮助下，李佩泽、齐淑荣(习仲勋夫人齐心姑姑)、王绍华、张士源(安娥，田汉夫人。)等女师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名义上是在一起阅读课外书刊，实际上是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社会革命问题。尔后又建立了“书报贩卖部”。当时进步书刊从北京、上海大量定购。因吴宇良为商人经常为学生代办此事，为了安全起见通常会藏在宇良照相馆后院的夹皮墙内。在此之前，保定育德中学、直隶六中已经成立了“书报贩卖部”。负责人是王锡疆和杨景山。齐淑荣和王锡疆、杨景山都是高阳人。各学校“书报贩卖部”的建立使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在保定各高校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二、大革命时期

　　外婆在世时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曾外公吴宇良有个过命的回民朋友叫做闪兆霖。他家居住的老宅在照相馆的北边两处相距不过几百米。吴宇良开始并不认识闪兆霖。是通过其堂弟闪大俭(吕一鸣)介绍认识的。闪大俭是中共早期党员，早在1922年5月就和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保定高师学生张仲毅、保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一同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吴宇良经王锡疆介绍结识了闪大俭。

　　1923年在长辛店“二七大罢工”中，吴宇良按照党组织(北大支部或长辛店支部)指示在罢工现场冒着生命危险为罢工领导人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张摆拍照片。原版照片一直由闪家保管。照片中有吴祯烈士和闪兆霖等18人。闪大俭参加组织了罢工活动。随后又利用各种关系积极营救被捕的(吴祯烈士)同志。

　　1923年在长辛店为“二七大罢工”拍照留念。

　　1924年春天，女二师爆发驱除校长燕士奇的学潮。李沛泽、齐淑荣等就是这次学潮的主要领导者。当时保定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廷瑞和张福堂受保定党组织的委派来到女二师，代表党组织和保定学生联合会对学潮做指导工作。为了方便他们会在宇良照相馆开会碰头。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自称女师的学生(参加过女师学潮)拿着照片辗转找到吴宇良的长女，打听吴宇良夫妇的情况。只是因为吴宇良的夫人吴李氏那时在老家居住。所以也没见成。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六月三日，时任中共保定市委代理书记的张廷瑞(书记为史文彬)在育德中学秘密开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宣读市委决议，号召学生冲破阻力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同工人阶级一起站在反帝斗争第一线。遭到校方阻挠限制。八日，保定八千余名学生教师集会上街游行示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在全市掀起高峰。但是校方却以“违反校规”为由贴出告示，宣布将张廷瑞开除学籍。张廷瑞义愤填膺，他从学校打电话请宇良照相馆来人拍照。张廷瑞站在学校贴出的告示前面，让吴宇良为自己拍了一张正面相，张廷瑞对战友道：“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出了学校，我还可以去做别的革命工作。”他要立此存照，把事件的是非曲直留给历史评判，让后人评说。此照片虽至今尚未发现留存，但在党史资料中有相关文字记载。

　　1925年保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当年春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立，我党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3月8日，国民党市党部在西大街贤良祠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群众集会。会前齐淑荣、陶永安、陶永顺姐妹(陶永立烈士的胞妹)等人，来到宇良照相馆，邀请吴宇良夫妇参加集会。当时吴宇良最小的儿子刚出生后不久，因国内形式发展向好，大家(据外婆讲是齐淑荣首先提出“全胜”)为他起名吴全胜。当天，参加集会的多数是各校学生，也有部分工人和市民。齐淑荣(共产党员)等在集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讲述“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来历，并号召全市广大妇女为争人权、争自由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吴宇良携带小匣子(便携式相机)参加集会，并为齐淑荣等人拍照留念。解放后外婆时常会提起这件往事，家中原有好几箱照片玻璃底片和一些文字材料一直小心翼翼的保存。只可惜在“文革”中全都遗失。

　　1925年3月14日天津《益世报》曾记载齐淑荣等人的革命活动。

　　1925年7月25日吴宇良在保定古莲花池，为中共保定市委成员史文彬、张廷瑞、张福堂、戴培元等欢送李培之(沛泽)同志赴河南郑州工作拍摄合影照片。李沛泽即李培之，王若飞夫人。1924年在直隶女二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任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员。7月从女二师毕业后，经组织委派赴郑州从事工会工作。

　　1925年保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当年春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立，我党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张廷瑞，包括李沛泽等人首批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成立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并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工作。故照片公开使用“沛泽同志”称呼。

　　在《保定人物志》资料中，对张福堂、史文彬有这样的描述：张福堂1928年6月至7月，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回国。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史文彬未参加此次会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沛泽作旁听代表参加会议。一张照片中出现3个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相关的重要人物，足以认定照片珍贵的史料价值。

　　1925年抗战革命烈士张培植回到保定，在西大街二道口以西路北宇良照相馆对面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开设了大生医院。不久，当局以张培植无行医资格为由(张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协和医学院开除学籍, 未获毕业证书)勒令医院停业。经营陷入困境。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光绪十六年除夕之夜(1891年2月8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1895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早年因参加同盟会对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复了他的自由。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1923年因刺杀坐镇保定的北洋军阀头子曹锟。遭通缉潜逃北京。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迫使曹锟下野后，通缉令才取消。1926年初，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时称“保定地委”) 成立，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恰巧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办的协成印刷厂(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印刷任务由协成印刷厂完成)的目标暴露需要转移。由于情况紧急天津地下党经人介绍联系到张培植，将其设备运到保定。于是张培植改行开办协生书局，附设中国书店。

　　上世纪 90 年代的协生书局。

　　当时吴宇良和张培植二人关系已然发展到十分紧密程度。早在谋刺曹锟保阳爆炸案发生时，吴宇良即对未曾谋面又不知姓名的实施者心存钦敬(吴当时在曹锟花园设小照相部)。1925年二人见面时，张培植已经从一个矢志救国的热血青年转变为笃信马列的成熟的革命战士。吴宇良也在近十年与革命志士交集经历中获得丰富思想积淀，二人一见如故。随着交往频繁友情日笃，使得他与张培植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了以后便于协调工作，北方区委决定将宇良照相馆和张培植合办。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杨景山特意将宇良照相馆改为化真照相馆。这是因为杨景山学识渊博，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化真”来源于《红楼梦》寓于为北大红楼。

　　三、土地革命时期

　　1928年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借口整肃教育，蓄谋撤换育德中学负责人，改组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组织学生护校，严格规定坚持正常教学秩序，不可自乱阵脚，授人以柄。时为学生会主席的牛九霄，马步行拟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因与学校产生抵牾，被迫离校转至志存中学，时称”牛马事件”。 育德中学党组织为记录这次重要事件，特让吴宇良去拍照，也就是牛九霄离开育德时同班同学合影留念照，当时宇良照相馆已改为化真照相馆。地点应是志存中学东院，即淮军公所内戏楼前。照片中是一群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共34人)，包括牛九霄(戴黑手套, 育德中学校学生会主席)，魏十篇(执黑色礼帽, 团市委书记)，二人中间为习从真(育德党支部书记)，安志成(保定最早共产党员之一)因是教师，是照片中唯一着冠者。

　　牛九霄即牛文良，1931 年由保属特委负责人二师学生贾良图、曹金月介绍入党，任志存中学党支部委员。二师七六惨案发生后，牛文良深入农村参加了高蠡暴动，后到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3 年化名赵玉山在二十九军赵登禹部做兵运工作。1935年省委调他到保定直属区参加了特委领导工作。当年6月保属特委成立了抗日反蒋武装大队，即保属大队，牛文良担任指导员。1936年2月20日，保属军委在高阳县孟仲峰村(现属于雄安新区)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于奸细告密，任丘、高阳、安新三县的保安团包围了孟仲峰村牛文良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身受重伤被俘，敌人用尽酷刑，他宁死不屈，最后光荣就义，牺牲时年仅27岁。

　　1931年9月，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尽快把党的出版物和马列主义书籍送到革命群众和广大青年手中，中共北平党组织(北京特科)在保定建立了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党的一些重要文献;重印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印有关指导当时革命活动或政策性的书刊。

　　为保障安全。出版社从编审到发行，都由二师中共党员王宇斧一人担任，并由张培植开办的协生书局负责印刷任务。

　　协生书局距离国民党保定行营特务机关不足二百米。协生书局内部有中共党组织。吴宇良曾安排自己的老乡(中共党员)在书局担任校对工作。为了协生书局与出版物的安全，大多是在夜晚突击排版校对，书印出装订好后，即迅速先将书分散存放。书局暂掩藏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晚上或风土天时，快速地把它分散到安全地方。一部分存在保定师范几个教室的讲台下，一部分存在于保定甲种工业学校、保定第二模范学校、京汉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党组织还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将印刷品存放在大吉祥院内(义春楼饭庄南边)、“恒昌照相馆”(现西大街二旅社)、西大街双井胡同张国荣家及西关大街路北一家洗衣坊内。尔后，剩下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地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摩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据党史资料记载在北京的一个重要接收地点是位于北京西单的绒线胡同小学。这里紧邻胡同口的春秋书店。春秋书店曾是直属中央领导执行特别任务的北京特科重要活动场所。闪大俭(吕一鸣)经常在此活动。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由于“协生书局”所印的革命书刊的书款收回困难，因此常常处于亏损状态。于是以“化真照相馆”的丰厚盈利做补充。虽然“化真照相馆”的生意红火收入不菲，但柜上开支非常节俭。柜上所有收入必须入账，任何人不得不记账支取现金。地下党同志遇到急需，都是凭张培植手条在化真照相馆的柜上借钱支钱。保属特委的地下党同志常常在化真照相馆接头，商量事情。1932年的保定二师“七六”学潮中由外县赶来的学生，因反动军警包围学校而不能返校，张培植就曾安排他们住在“化真照相馆”后院或附近的第二旅栈暂住，并在生活上予以资助，保证他们参加地下党外援团组织的散发传单书写标语飞行集会等策应活动。可以说，三十年代的化真照相馆就是党组织的“后勤处”和重要活动联络点。

　　1932年7月，保定二师“七六”学潮后，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抓捕革命者，王宇斧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在保定无法存身，只得移往北平。北方人民出版社转移北平后不久也被迫停止活动。北方人民出版社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为扩大党在北方的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8月，高阳、博野、蠡县革命暴动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人从天津国民党爱国将领吉鸿昌部得到一批枪支弹药，装船经白洋淀运到保定刘守庙码头，张培植携家人和战友乘船前往接应，秘密将这些武器通过旱路运到东闾村。原来，这时该村张培植家里已成了省委建立的高蠡暴动接收总站，负责暴动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城内的化真照相馆成为保属特委研究高蠡暴动的秘密场所之一，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原名李之予，受邓中夏和苏兆征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由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上，李任予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4月，任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1932年4月，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往上海，由李任予代理北平市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5月，李任予受命到保定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曾在此召开过秘密会议。吴宇良妻子吴李氏曾经回忆过：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年轻人，在老家暴动前和一些陌生人在后院秘密开过会。化真照相馆最早在保定花重金引进美国柯达转镜头相机，该相机可以照百人以上大合影，吴宇良利用它在承揽了国民党当局政府、军队、警察局、和地方学校的照相业务。在为党组织赚取经费的同时，还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暴动失败后，领导人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先后到张培植家躲藏，由那里潜往唐县和满城。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雇佣遮着布幔的轿车先送到保定，当时就隐藏在化真照相馆后院。后和齐庆祥会面，去满城西苟村陈亚夫(开国少将)家隐藏。一直到1932年底才去北平。黎亚克在保定一直坚持地下工作，9月30日下午1时许，黎亚克等二人来到保定基督教青年会阅报室，转移机关油印机，由于叛徒出卖，被埋伏的特务抓捕。党组织为营救黎亚克多方筹措资金，打通各种关系，由于“案情重大”未能如愿。最后联系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蔡廷楷面见蒋介石力保，遭蒋回绝。同年11月27日，被押往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1934年5月,张培植被国民党军委保定行营传讯，七月初被第二次抓入保定行营监狱。张培植在狱中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供出其他同志。

　　1934年10月，张培植被指控犯有以下三条罪状判处七年徒刑：

　　一、窝藏二师学潮的指挥者，收留被开除人员。

　　二、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

　　三、印刷、发行共产党的书刊、传单，以此毒害青年。

　　押往北京陆军监狱服刑，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张培植被释放了。

　　四、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保定沦陷。张培植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给予路费去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当时张培植的长子张林池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改名张冲。张林池被安排随黄敬等开赴五台山。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在筹建，张林池还不是党员。但党组织根据对他家庭和本人的了解一纸任命让他到任唐县县长。正在育德中学上学的次子张英池改名张帆，跋山涉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此外柜上还有年轻的员工离开，说是回老家，人们都知道也是去了抗日根据地。听说后来有的去了“晋察冀日报”，有的到了一分区杨成武部做了摄影干事。

　　1937年9月24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日寇在保定到处捉拿抗日志士。张培植准备回到清苑东闾老家暂避难。临行前他和吴宇良商量，准备在莲池开一家照相馆分店。为日后地下抗日活动做准备。同时吴宇良将家眷搬回博野县老家。尔后吴宇良和长子吴连全在莲池西小院开办照相馆。吴连全和张培植的长子张林池年龄相仿，思想进步。1921年在宇良照相馆对面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平民学校学习过。曾经在育德中学上学，是保定早期党员安志成的学生。后因照相馆生意忙不过来，便中途辍学在柜上学习照相手艺。自从张培植开办协生书局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开始，吴连全就经常到中国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帮助把夹带宣传品的《马太福音》送到基督教青年会，散发到民众手里。他还跟随育德，二师学生上街飞行集会，到街巷胡同贴传单。夜晚转移书局印好的进步书刊。参加过七六学潮的声援活动。为在化真照相馆开会的党员同志放风警戒。1938年初，张培植回到保定后，曾经带着小匣子(便携式像机)到满城石井赶集照像。尝试和根据地取得联系(那里有八路军的物资转运站)。

　　1938年，初创时期的根据地物资匮乏，张林池经常派人秘密回到家中联系，托其父代购药品、电料、纸张(由西郊大汲店造纸作坊供货)、文具，运输路线是：保定——东闾——唐县——阜平。阜平马兰村是张帆工作的“晋察冀日报”报社驻地。报社印刷边区政府文件、资料，出版自己的报纸，任务很重，急需进一步提供印刷设备和器材。社长邓拓请示了北方局领导后，彭真和姚依林先后指示张林池，尽快动员其父将协生书局全部设备运到阜平，为抗日工作服务。

　　当年秋天，张林池派警卫员回到东闾村转达上述意见，张培植欣然答应。先派人为根据地运出两批物资包括药品、纸张、油墨、医疗器材、石印机和铅块等。1939年春，张培植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再经旱路转运。因汉奸陈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张培植也被宪兵队逮捕，关押在西大街路北的宪兵队内。

　　在宪兵队的刑讯室，张培植咬紧牙关，忍受各种酷刑。他一口咬定“协生书局因生意不好做，只好倒闭，将机器运往天津转卖。”此时，吴宇良和张培植的家属十分担忧他的安危。

　　日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于是准备将张培植释放，先让商会的人找到他，打算请他担任商会会长。张培植表示自己要回家种田。张培植知道事态严重返回家中，暗中抓紧组织人员偷运印书局的其他设备和器材，并筹划好一条从满城通往唐县和阜平的秘密道路。

　　不幸，仅过了几天，5月30日下午2点。张培植回到“化真照相馆”吃饭时。被两名便衣特务抓走，从此再没回来。多年后得知张培植是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以及其残酷的手段杀害的。听到张培植被抓的消息后，吴宇良感觉事态严重。便返回乡下原籍，暂时躲过一场灾难。但吴宇良本人逃回乡下后，担心张培植的安危几次回城探听消息未果。后来竟也神秘失踪没了下落。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没有逃过日寇的魔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宇良的好友闪兆霖不甘心当亡国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为确保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畅通无阻，他冒敌机袭击的危险，沿京汉路的邯郸、新乡、安阳、郑州、汉口等站抢修机车。武汉失守后返回保定，由日本人控制的铁路当局曾多次请他上工，他拒不侍敌，惨遭日本特务毒打。由于国破家亡，闪兆霖心情悲愤，加之积劳成疾，不幸于1939年11月19日病逝。

　　12月17日，做为北京特科成员的闪大俭(吕一鸣)专程来到保定参加闪兆霖丧事。在两年多之前闪大俭曾来过保定在化真照相馆住过一段时间，随后闪大俭代表组织向含恨去世的闪兆霖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同时组织安排让吴宇良的长子吴连全在闪兆霖出殡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特写照片留念，以此日后证明闪兆霖在二七罢工时所作的贡献。此时吴宇良因从事抗日活动已被日寇杀害。由其长子吴连全秘密接替联络工作。关于吴连全拍照一事外婆曾说过此事。吴连全的家属是蠡县万安人。那里是孟庆山将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她是一名妇救会干部。村里常有人来保定打探敌人的消息。在城内新县街路南(现裕华路保定商场对面)有一家商铺，其中有亲日的汉奸分子，因为生意关系和张培植素来不睦。站在这家商铺的二楼正好可以看到莲池里边的活动。于是就将吴连全的活动报告给日本桑木特务机关。一天，两个日本特务和一个朝鲜人(李翻译官)来到莲池，以“私通八路”罪名将吴连全抓走，照相馆也被查封。吴连全在宪兵队遭受酷刑，但咬定来的都是自家亲戚。日寇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吴连全被抓捕的消息又在城内商圈引起不小震动，数月后他被交保释放。吴连全伤病缠身，稍经治疗后经闪大俭联系转赴河南新乡大陆照相馆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新乡大陆照相馆需要符合三种条件的人：

　　一、 对党组织忠诚，对敌人有刻骨仇恨。

　　二、 掌握良好的照相技能。

　　三、 喜欢京剧表演，精通各种古典乐器。

　　因为大陆照相馆当时有一个小乐队，负责人经常以搞京剧表演活动为掩护，结交各方面人物，搜集情报。在宇良照相馆的旁边就有一家乐器商店，乐器商店的老板和吴宇良关系密切，吴连全从小经常会到乐器商店里去。所以精通各种古典乐器的演奏。当时吴连全在保定京剧圈内小有名气，主唱旦角。这些条件在为吴连全从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吴连全抗战胜利后因伤返回保定不久去世。

　　2019年3月为了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张培植烈士的后代专程来保定参加纪念活动,新闻媒体做了相关报道。市里有关部门安排我们两家在光园抗战史料馆见面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