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父亲25岁时,被蒋介石总司令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当年,德国军校以纪律严明、训练严酷闻名世界。父亲非常勤奋好学,无论军事理论、行军操练,还是实战演习全都名列前茅,而且严守军纪,品学兼优。
毕业前夕,有同学请上校教官吃饭,他也提出邀请,却被对方以级别不够而婉拒,原来他入学时有意报低了军阶。不久,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当父亲身穿全套中国陆军少将军服,英姿勃勃地出现在礼堂时,全校师生惊呆了,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器宇轩昂的将军就是自己的学生或同学,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大家情不自禁地起立敬礼。
几日后,父亲以武官的身份在中国驻德大使馆举行招待酒会,德国军界的重量级人物纷纷慕名而来,他的军人素质和好学精神不仅为国家赢得了尊敬,也为他迅速打开局面,出色完成军事外交任务打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父亲闻讯怒不可遏,他和在德留学的桂永清、俞大维、徐培根等六位中国青年滴血结盟,登报宣誓要求回国参加抗日大业。
父亲回国后担任军事委员会高参,他利用自己在德国军界的高层人脉关系,努力争取德国军援,包括购买先进武器,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等,为提高我国的军事力量作出贡献。他还先后兼任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筹备主任、成都军分校筹备主任和庐山军官干部训练团副主任,为培养高级军官竭心尽力。
1937年,日军策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
当时,父亲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侍从室高参,由于侍从室地位特殊,是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领导核心,他因而参与了松沪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阵地战、滇西血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
松沪会战时,某夜,父亲随蒋介石委员长到苏州督战,南京同去数百人,分别住在几座屋子里。不料,日本军机第二天凌晨就从上海方向飞来轰炸。那里没有防空洞,无处可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炸弹从天而降。父亲说:“那次轰炸,我们的人被炸死一百多,伤者无数,万幸的是,校长活着,还有100多人活着,活着的人就继续战斗。”当时的中国军人就是这样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劣势兵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浴血缠斗,不仅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更打出了民心士气、打出了“纵使战到一枪一兵,绝不终止抗战”的决心。松沪会战,虽败犹荣。
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了一场包围与反包围,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拉锯式阵地争夺战,在这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父亲奉命三进台儿庄督战并传达委员长口喻。第一次,他一到就坚持前往最前线了解战况,不料刚一抬头便被敌人打了冷枪,子弹擦耳而过,险死还生。父亲作为委员长特派要员奋不顾身的表现,大大鼓舞了军心士气。第二次是在一场激战后,父亲必须冒险穿越敌人刚刚占领的地区才能到达我军阵地,当他看到战士们与敌人拚死肉搏、同归于尽的壮烈场面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向蒋委员长报告:“我们有这么好的士兵,中国不会亡!”第三次是在我军陷入重围后,父亲再次冒死穿越日军阵地找到已经死伤过半的守军,他向师长口述委员长密令:“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坚守24小时,为我军形成对日再包围争取时间。”当晚,一支敢死队摸黑潜入敌营砍杀,令熟睡中的日本官兵猝不及防受到重创,以至第二日未敢贸然进攻。台儿庄守军用血肉之躯拖住敌人,以拼死的勇气出奇制胜,为我军完成再包围赢得了时间,并里应外合取得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父亲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表现获得嘉奖,不久晋升为中将,并升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父亲不仅参与了一系列作战方案的制定,并经常奉蒋介石委员长命令前往各战区督战并传达口谕,还兼任息峰训练班和衡山查干班等各类训练班的负责人,为前线和敌战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军官和特殊工作干部,不畏艰难,尽忠职守。
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政府递交了降书,至此,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斗争至今没有停止。因此,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重温那段血染的历史,牢记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代黄埔军人忠于国家,誓死保卫国家,愿为国家和民族随时奉献生命的黄埔精神和大无畏气概。而这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黄埔精神,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黄埔后代的重要使命。
(胡葆琳,黄埔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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