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在抗日战场上浴血杀敌
来源：星炬网   2020-08-17 15:29:10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眼看国土沦陷、生灵涂碳，正在延安住院治病的袁国平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能亲临前线杀敌。他在给我堂兄袁振鹏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我父亲由延安到新四军就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给我祖母刘冬秀的信中说:“儿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母亲的光荣。敌人正张牙舞爪，想吞噬全中国，我们要斩断敌人的爪牙，为一切死难的同胞复仇。解放上海、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表达了他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亲临前线杀敌的自豪感。

　　袁国平奉命于1938年4月26日从延安来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他从这年6月起就多次赴江南敌后视察。 在皖南的三年中，无论是在繁昌保卫战，还是在泾、南、繁、宣等各处历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940年10月，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党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其中伪军3000余人)，步、骑、炮、空诸兵种联合行动，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共约7000余人。叶挺、项英决心采用游击战法进行机动防御，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以达歼敌一部，配合这一地区的友军作战，以第3支队率第5团在铜陵、繁昌一带打击日军，其余部队在繁、南、泾地区与敌周旋，以粉碎敌人的“扫荡”。为加强对第3支队的领导，我父亲袁国平亲自前往第3支队。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遭到新四军自卫反击后，就着手策划袭击势孤力单的皖南新四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大敌当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不发子弹、克扣军饷的困难情况下,仍然投入反“扫荡”作战。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的林植夫后来回忆说：“第三战区从二十九年四月起至皖南事变止，没有发下一颗子弹，还欠我们不少饷，这是有案可稽的。据我所知，叶军长亲自向顾祝同交涉了20万发子弹，直至皖南事变止，派许多人去领，始终领不到手,但是打泾县那一仗，新四军还尽了全力，我们真对得住国家民族了，那一役，我恰在场。”

　　袁国平到达第5团即召集第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部主任胡荣等开会，研究反“扫荡”方案，会开到一半，即得到情报，日伪军已开始大举进攻，第3支队司令部也是日伪军进攻的目标之一。我父亲简短地布置任务，会议便告结束，准备作战。

　　半夜时分，胡荣向袁国平报告说：“敌人已离我不远。”袁国平、张正坤、胡荣立即赶往政治部背后的张家大山。摸到半山腰一看，离第3支队司令部宿营地不远，日伪军闪闪的火光已清晰可见，紧接着日伪军便开始打炮。袁国平继续率领大家上山，天亮刚好赶到山顶。

　　此时,第3支队已放弃一河之隔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宿营地，全部退守张家大山，以一个连的兵力扼守半山腰。日伪军到司令部扑了空，又过桥杀到政治部，仍一无所获，便向张家大山进攻。袁国平命令部队还击，日伪军进攻受阻，改用大炮往山上打，新四军则用机枪向山下扫射。待日伪军爬到新四军的阵地前时，被我用机枪、手榴弹杀回，双方相持不下。第3支队指挥所设在张家大山背后山凹里一片竹林中，袁国平与张正坤、胡荣均在指挥所。袁国平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让张正坤留一个学兵连在指挥所附近作预备队。一大早,张家大山下战斗激烈，日军3架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指挥所，我父亲沉着指挥，让大家注意隐蔽，对飞机不予理睬。

　　战斗一直持续到午间，忽然国民党川军派来一个副官与袁国平联络，请求新四军与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击日伪军。袁国平听罢这名副官的报告，这才知道川军也遭到日伪军的袭击。袁国平从张正坤处得知，恰好我有一个连正驻扎在川军附近，我父亲让张正坤派一个参谋与川军保持联络，并命令这个连队配合川军作战。联络员走后,袁国平与张正坤、胡荣研究决定，由他们直接指挥，调1个营乘黑夜抄袭日军后方。为便于作战，我父亲命令把非战斗人员和多余装备器件全部送往军部。

　　张正坤按照袁国平的指示，向部队下达命令。恰在这时，一颗炮弹打到山顶，此炮是名符其实的过山炮，威力相当厉害，所幸打得不准，炮弹爆炸的地方离指挥所很远。但到了午后，日军的飞机又来投弹，袁国平看见有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之后，便向指挥所俯冲下来，顿感不妙，命令指挥所人员立即卧倒在地。好险，一枚炸弹差一点炸中指挥所。

　　离指挥所不远的学兵连有两人重伤，一个被炸断一条腿，另一个腹部炸伤，肠子都被炸出来了，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