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日空军飞虎队员的三代情缘
来源： 抗战史 文/张邦雷   2020-08-17 15:58:54

　　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叫张安汶，出生于1915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我的祖父希望我父亲能学一门抵抗日军的技能，1935年正在四川大学攻读英语专业的父亲，被祖父送到日本东京羽田的日本飞行学校学习航空飞行技术。父亲1935年春在日本东京写给祖父的一封家书中附有小诗一首：“不是屠刀惊梦幻，安能提笔慕从戎。为求虎子虎穴闯，壮志凌云试御风。”可见父亲满怀救国之情。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共辗转日本三所飞行学校学习：1935年5月转到日本千叶帝国飞行学校学习;3个月后，又前往日本岐阜各务原高等飞行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考取日本递信省二等飞行士。1936年3月回到成都。

　　1937年抗战爆发后，22岁的父亲离別妻女，通过抗日名将刘湘推荐给何应欽，由何应欽推荐到空军军官学校，加入中国空军，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1937年9月，父亲到南京报到，战争的硝烟很快弥漫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父亲随航校辗转柳州(初级班)、蒙自(中级班)、昆明(高级班)毕业，1938年1月，成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飞行学员。1938年9月13日，日军来犯柳州，飞行教官洪炯桓英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血洒长空。那时，父亲正在翻译一篇日本陆军航空队出版的《单座驱逐机空中相互战斗法》，参加完洪教官的追悼会后，父亲日夜奋战，在高祥松的协助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译稿，由空军军官学校分三期发表，后于1940年出版单行本。

　　当时中国缺少飞机和飞行员，官校的教务长对父亲很器重，父亲毕业后留校做教官了。由于父亲飞行技术全面，抗战期间，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空军军官学校做飞行教官，教授飞行技能，并接收苏联的新飞机，对成都进行防空警戒，后来在一次接新飞机时不慎摔伤，导致腰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升空。

　　从1940年3月到1943年8月，父亲张安汶在四川双流空军第四大队、成都空军总指挥部、重庆空军航空委员会、印度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空军军官学校等地任参谋，做飞行教官。我曾经有几次听父亲说起升空与日本人作战的经历，说使用螺旋桨式飞机，速度慢操作危险，需要飞行人员有较高的飞行技能。

　　1945年，时任空军航委会主任王叔铭亲自调父亲进入中美空军混合团，即陈纳德将军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并在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情报科学习美国的战斗情报业务，建立中国空军部队的战斗情报系统。经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父亲于1948年11月20日在淮海战役中“解放”，12月上旬参军入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父亲张安汶从1948年12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至1955年12月复员，在解放军空军部队工作的短短七年间，立功受奖达三次。1950年10月在华东军区空军干部训练大队立二等功;1953年6月在华东军区空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立三等功;1954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受二等奖。

　　1955年军院中部分未授衔的国民党教官转到地方，被迫离开军院空军系的父亲，怀揣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立功嘉奖，背着军院五人小组强加给他的“历史反革命”黑锅，到南京八中当教师。之后父亲和全家大小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屡屡遭遇深重磨难(包括下放农村)……，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的召开。

　　我的名字

　　(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驱逐组学员合影，最前排左三为林徽因的三弟林恒，第三排左一为阎雷叔叔，左二为我的父亲张安汶)

　　我名字中“雷”(张邦雷)是父亲为纪念战友“阎雷”而取。阎雷叔叔是父亲的同期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亲密战友。1942年6月，日军攻占缅甸北部交通枢纽腊戌，切断中国与英美盟军联系的中缅公路。当时昆明空军司令王叔铭命令阎雷驾驶美制战斗轰炸机，突袭云南保山以西的惠通桥日军，不幸的是，阎雷带弹起飞时，一颗炸弹突然脱落爆炸，阎雷以身殉职，年仅24岁。2019年我前往昆明寻访，在阎雷叔叔的庄严墓碑前，我跟这位父亲的生死战友、给我一生打上印记、为国捐躯的将士名字合影留念。

　　我的学业——情断高中

     1955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南师附中。附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班主任陈颂华老师教“语文”，那时的语文分“文学”“汉语”两本书，汉语基本是拼音，那时的拼音是一种类似日文的拼音符号。校运动场在学校东面，同一个院子，后来运动场被南京军区圈走，建造电台通讯楼，他们在察哈尔路北边、为学校开发出现在的北操场。初中的地理老师张亦勤老师，身材瘦小，戴着一副眼镜，见人笑咪咪，上课操一口带有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可亲可敬。南师附中初中部的“建国院”，被长长的平房围着，院子中央种着一排排高大的杨树，院子内用矮小的冬青灌木丛围成花坛。初中各班级及物理教研组，美术教室，校广播室均在“建国院”内。每边平房教室外边，有一个长长的走廊，课间休息大家在走廊内玩耍，争抢，碰撞，玩得不亦乐乎。

　　南师附中学生的父母中，高级干部多、高级知识分子多，自1956年印尼“反华”后，学校中归国华侨也多。我们班有省委副书记刘顺元的儿子，省委统战部叶部长的儿子，冯玉祥将军的侄女，民航总局局长、空军中将邝任农的女儿邝若红等都在我们班上。行政级别高于十三级的高干父母数不胜数。另如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历史专业的权威)的女儿，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华东水利学院等大学教授的儿子、女儿。来自不同出身的同学们相处得还是很融洽的。

　　1958年6月我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积极准备报考本校高中。

　　在等待发榜的暑期里，我是快乐的，那时候填志愿只填一所学校，以我的一贯成绩考上本校高中不成问题。可是，我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南京化学工业学校”!这是由南京化工厂厂办的一所中技校!我为什么没有被附中高中录取?没有人告诉我原因。15岁的我顿时掉入寒彻骨髓的冰窟窿，连初中毕业证书也没有力量去附中拿。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打击!我被剥夺了读高中的资格，上大学的梦被粉碎了!直到五十几年后退休，查看了自己档案才知道没有被附中高中录取是因为这份材料： 南师院附中在盖有单位公章的“毕业学校审查意见”上清楚地写道：“张邦雷，祖父是地主，解放后畏罪自杀;其父历史复杂，反动特务分子，是伪空军军官，后因表现不好，才由部队转到地方。(组织意见)：不可考虑录取(公章：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九五八年六月。”

　　这几十个重量级字码，使得我的人生轨迹从此不断被扭曲，我经历了几十年、不可避免的起伏跌宕…… 那年代，有“不宜录取”(含高考)的政策。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进行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好的学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附中后来有些同学成绩好，也没有“考”上高中或大学，强迫去了新疆等。“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它摧残的是潜在人才——人于未成才之际，受害者承受的是看不见的“内伤”!

迎来春天

      1979年4月26日,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审干复查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南京市鼓楼区委员会组织部作出“关于张安汶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撤消1958年11月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审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注:1958年11月审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定为特务身份,历史反革命份子)。

　　父亲的一生虽然长期在“交待”和“审查”中度过，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追求、对事业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父亲工作认真负责，人品清白高尚。父亲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在父亲的追悼大会上，党组织给予高度评价：“张安汶同志不断追求进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严于解剖自已，時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并为此做出了努力。张安汶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政治上都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严谨负责、开拓进取。在部队工作间曾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荣获二等奖一次)。在八中任教期间，担任了物理、历史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并任过班主任、教研组长、课外活动辅导组组长。张安汶同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校、热爱学生，在教学中能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是教课还是带班，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教学成绩十分突出，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的好评。张安汶同志离休以后，依然关心学校的教育，关心学校的发展，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筹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开展‘两岸’航空联谊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军人和老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这是对父亲的盖棺定论。

　　父亲平反后，享受离休待遇。他与老战友邢海帆(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积极呼吁各方，在南京王家湾原址重修了抗日航空烈士公墓，给为国捐躯的将士、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邦雷姐弟三人均为附中校友(右：张邦雷)，中间二姐叫张邦琨。1957年考上北师大物理系，放弃上大学到新疆。1987年在胡百良校长的帮助下调回南师附中工作。

　　后代相见

　　2019年5月3日，成都总领事林杰伟先生携美国飞虎队员Joseph C.Cooper的女儿Gail Baumgartner女士夫妇到访昆明缅怀先烈。Joseph C.Cooper先生在中国参加作战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他一生难以割舍的情怀。2006年，Joseph C.Cooper先生在芝加哥去世，Gail Baumgartner女士一直想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来看一看，缅怀父辈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