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冯国华：他在抗日的“战声”中倒下
来源：中国军网   2020-08-24 10:30:41

　　“嗣母於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八日九时二十分逝世享寿七十 亲手作羹汤每饭不忘母德 伤心怀风木临终犹寄箴言 华敬题”这是1933年，冯国华写给他的养母的题词。其拳拳报恩之心，一览无遗，真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风木如何不丈夫”。

　　人物小传

　　冯国华(1901～1938年)，字迈樱，上海宝山城厢镇人。192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旋即应聘于上海和安小学任教。后返回宝山，任县教育局教委督学、县教育局长，不遗余力地整顿和兴革宝山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冯国华以县教育局长身份参加工学团成立授旗礼。

　　1935年，冯国华赴上海县任江苏省俞塘民众教育馆实验区主任，做了不少教育普及工作，深得人心。松江专区办壮丁训练教练员学习班，冯受聘为该学习班教育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冯国华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率领当年受训的学员为战地输送弹药、运送伤员、挖掘战壕;还通过战地服务训练班，招集上海近郊各县的失业教师和失学青年500多人，组织敌后游击队，在当时的上海县，以及松江、青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据记载，1938年10月6日，冯国华与在松江农村打游击的某旅第一团张团长同赴松江，夜宿泗泾石宅，遇到日军包围，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壮烈牺牲。1985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冯国华为革命烈士。

　　口述

　　受命于危难时

　　我父亲名国华，字迈樱，生于1901年11月7日。我听母亲说，因为家里穷，父亲在蒙童时期还一直是个“文盲”，只能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帮助祖父祖母以种菜为生。

　　直到13岁那年，祖父祖母看他实在想读书，才咬紧牙关，送他到当时的江苏省宝山县立第一高等县学堂读书。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后来居上，门门功课成绩都领先于其他同学。小学毕业那年，当时宝山县送了6人去参加龙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结果只录取了他1人。宝山县政府、县教育局自然是高兴得很，他们主动提出资助全部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毕业之后，父亲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从事他心仪神往的教育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定向委托培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抗战爆发，宝山既是战场，又是重灾区。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谁来主持宝山教育事业复兴大业?江苏省教育厅把目光投向了因为教育工作干得出色、已担任县督学的父亲身上。可以说，家父是“临危受命”，出任宝山县教育局长的。

　　上任伊始，父亲先与克扣教育经费的县长金庆章说理抗争，迫使金庆章把历年积欠的教育经费分期发还。他还大刀阔斧地把依仗权势、办学无能的校长一一撤换。淞阳小学是他的母校，原校长是他的老师，却也不顾情面撤换下来。

　　父亲说：“整顿教育要苦干，还要硬干，硬干要同当地封建势力作斗争，不能妥协，宁可不当局长，学校不整顿好对不起百姓子弟。”随后他在《宝山教育》(半月刊)杂志上，发表了《苦干实干硬干》一文。陶行知先生看了极为赞赏，写信给家父说：“硬干就是革命精神，我同意你的主张。”

　　父亲在宝山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也多次应邀到宝山给教师讲学。1932年夏，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父亲以教育局长的身份给以支持，还为工学团提供一部分经费。1933年夏，宝山县沈家楼成立了棉花工学团，父亲同样经常参与商定工学团工作计划。

　　我手头就有这样一份资料，是1934年1月9日陶行知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开头便称“迈樱局长吾兄大鉴”，落款便是“弟陶行知”。信的大体内容为：萧场工学团报了新的计划，请父亲“斧正”，同时请父亲给某位先生，每个月增加10元经费。陶行知比我父亲年长10岁，我应该叫他“伯伯”的。陶行知先生这样与家父“称兄道弟”，可见他俩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学团的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第一是要我们牢记山海关失守的历史事件;第二是要我们记住宝“山”与上“海”的紧密联系。我一直觉得，工学团之所以能搞得红红火火，除了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努力推行之外，也与家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到宝山参观时，对此极为赞赏，但又担心推行被通缉的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可能会给家父招致麻烦。家父却坦然表示：我不怕因此受累。

　　“大家都要做义民”

　　资料记载，父亲经常深入学校视察，每到一所学校，先看清洁卫生，再听课，调阅课卷，最后找学生和家长谈话，按实情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并在《宝山教育》上作如实报道。当年江苏省教育厅督学视察各县教育后，在报告中写道：“宝山教育用钱少，教育质量好，夜校办得多，失学儿童少。希望各县教育局效法。”

　　1931年，在宝山任县长的陇体要是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亲信，他利用职权，所到之处总想“捞一把”，到宝山后不择手段，把教育专用款、长兴岛千亩沙田的粮租收入据为己有。父亲以局长身份站出来指责他。陇怀恨在心，多方刁难教育局的工作。父亲忍无可忍，印发了揭露县长的传单，陇体要恼羞成怒，以“散发传单，中伤县长”的罪名把父亲关押起来。又以《宝山教育》 上登载陶行知的信为借口，罗织罪名，向陈果夫报告。不久，陈果夫下令撤去了父亲县教育局长职务。

　　1935年，父亲离开宝山，来到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他仍一如往昔，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也多次应邀来俞塘作指导。馆内有人说：“冯国华是‘陶行知’迷，还没有接受在宝山吃苦头的教训。”父亲则不以为然。他在 《社教通读》和《教育与民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成人教育的理论文章。当时中共党员张劲夫和陆静山也在馆内工作，他们给了家父极大的支持。

　　比如1935年6月，父亲在《社教通讯》第一卷第五期上，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发表了《从我的身体说到民族隐忧与民族复兴》一文。

　　父亲说：“我的身体是不坏的，十年来未与药罐做朋友，虽不是龙马精神、金刚不坏身，但有时身体一时不爽，不到一二日即可复原。前年保险 的时候，经医生详细的诊断，体重、身长、血压、肺力、小便等，我保三十年，预备活了六十岁也够了，谁知医生说照你这样体格保到七十岁也无妨，我对他说恐怕要老朽罢!乃相视一笑。”

　　在这篇文章中，父亲提到了与袁观澜和黄炎培的交往，以及这两位五六十岁“老人”的身体状况，很是羡慕;同时对中国青年的体格状况，尤其是全国专科以上学生的体格检查，与国外青年相比较，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所以要打起精神来做事，撑起铁肩来担道义，要富强国家，要复兴民族，非得求全体国民个个有健康结实的身体不可。”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另外，我非常感谢宝山区档案馆，在今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的前夕，给了我两份意想不到的档案复制件。

　　一件就是家父1933年7月获得的私立正风文学院“毕业证书”。我曾听我母亲说起，父亲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文化知识学习，还曾参加过大学学习，可是苦于找不到证据。现在好了，这张“毕业证书”准确无误地记载着，父亲曾在该院“大学部中文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这是一张晚发现了82年、差不多与我同龄的“毕业证书”。

　　还有一件就是1937年4月的《冯迈樱(一名国华)之证件·俞塘同人题名录》。这件证书告诉我们，在淞沪抗战前后，父亲在俞塘民众教育馆，具体担任的是“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总馆主任”，负责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还兼“民教服务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难怪家父牺牲时，报刊刊载了标题为“四郊游击队领袖半出其门下”的消息。

　　日寇入侵后，父亲把国民分为3类：逆民、顺民和义民。他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奔走呼号，出现在各种讲习班和训练班上，义愤填膺地指出：逆民究竟是少数，无疑要铲除他;顺民太多了，应该教育和争取他们做义民;义民是抗日救亡份子，大家都要做义民!

　　孤岛上的“战声”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曾对我们3个兄妹提起过，1938年10月5日，父亲在去松江之前，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在市区王家沙饭店附近的旅店里，和奶奶、舅舅吃的最后一顿饭。身材高大的父亲，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势。不久，全市各大报纸就报道了父亲惨遭日寇夜袭、壮烈牺牲的消息，当时父亲38岁，上有60多岁的老母，下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那时才3岁。

　　关于父亲的牺牲，以前我只知道这样一种说法。那是父亲牺牲后不久，当时全市各大报纸都作了相关报道，如1938年10月22日的《申报》《导报 》和10月24日的《文汇报》。

　　《申报》的题目是“教育家冯国华抗战殉国 定期举行追悼呈请当局褒恤”;《导报》的题目是“沪郊游击队组织者冯国华在泗泾殉国 四郊游击队领袖半出其门下 亲友莫不哀恸电请中央褒恤”;《文汇报》的题目是“第二师范同学发起追悼冯国华君教育家中一殉国者”。

　　这些报纸，大体上是这样记载的：1938年9月底，在松江农村打游击的某旅第一团团长张某，两次派人来沪邀请冯国华赴松，共商大举截击日军之计。10月6日，冯氏与来邀者赴松江，是夜与团长张某宿于泗泾石宅。孰知夜半十二时，村之四周，枪声突起，冯张即起而应战。当时驻该村之游击队员仅数十名，日军汉奸来袭者约五百名，众寡之势，相距过甚。然而冯氏仍力战不屈，结果冯氏及第一团长张某等，当场殉难，队员死伤者十余人。翌晨该村人士检收尸体，发现冯氏除枪伤外，左额亦为刺刀劈去，可云惨矣。

　　后来许多悼念和纪念我父亲的文章，基本上沿用了上述这种说法。直到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就是邓夏先生于1985年8月发表在《图书馆杂志·第3期(总第15期)》上的开篇之作，题目是《“孤岛”上的〈战声〉 三日刊——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忆救亡运动点滴》。其中第六自然段明明白白地写道：“在郊县农村开展敌后斗争的冯迈樱同志，因发行《战声》的工作被敌伪逮捕，身受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终于在十月十日壮烈地在松江日寇的屠刀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呢?我细看了文章，从细节推究，讲的就是我父亲他们。文章中回忆：“冯迈樱同志的书法很出色，《战声》的刊名，就是他的手笔，抗战前他在宝山等处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有很多群众关系，郊县的发行工作就请他兼任，至于跑印刷及市内发行工作，由张云啸同志负责。”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战声”一词的来历。那是1937年8月20日早晨，文化战线的先锋郭沫若先生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战声》，并且以此为名，出版了 《战时小丛书之三·战声》诗集，共20首诗。《战声》这首诗被排在第12首。我想我父亲他们，一定是受到了郭沫若这首《战声》的鼓舞和影响，取名和创办《战声》三日刊报纸的。从时间上判断，也是完全吻合的。即1938年1月，郭沫若的 《战声》自由诗和诗集发表;同年4月，我父亲他们创办了《战声》三日刊报纸。

　　说句心里话，现在我非常想看到这份取名《战声》的三日刊报纸。我想除了《战声》是我父亲的手迹之外，上面可能还有我父亲写的文章。

　　父亲的身影清晰起来

　　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想象着假如父亲和我们一直生活着，那该多好啊!为此我也不知哭过多少回。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要一看见人家女儿与父亲撒娇的画面，我扭头就走，躲在没人处暗自哭泣。父亲与父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旦失去了，才更觉得珍贵。

　　如今我也是80出头的老人了，3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两个孙子。我现在更能体会，父亲牺牲后，母亲独自一人将我们兄妹3人培养成人，多么不易。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母亲则是不可多得的英雄妻子。

　　由于父亲的牺牲，我们家的经济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我，父亲牺牲时，我才3岁，没什么记忆。上世纪80年代初，陶行知先生的孙子突然找到我家，向冯国华的妻子、也即我的母亲，了解和查找当年他爷爷与我父亲创办山海工学团的历史资料，猛地触发起我了解父亲的愿望。说来也怪，退休以后，在与母亲相伴的过程中，父亲的身影、父亲的声音，反而逐渐清晰起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每逢抗日战争的纪念日，经常有一些学校、企事业单位邀请我去讲述父亲投身抗日的故事，我都乐此不疲，绝不推脱。

　　在物质方面，父亲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要说有什么纪念意义的物品，现在只剩下史料了。这些史料，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可在我心目中，却异常珍贵，仿佛有种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家父的某种信息。

　　就在前两天，我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语法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二儿子玮玮，还专门打来电话，了解最新掌握他的外公从事抗日活动的情况。当他得知外公当年还参与创办过一份《战声》的三日刊报纸时，兴奋得不得了，再三关照我，如果发现了这份报纸，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并将这份报纸永久保存下来。

　　忆父亲

　　在物质方面，父亲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要说有什么纪念意义的物品，现在只剩下史料了。这些史料，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可在我心目中，却异常珍贵，仿佛有种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家父的某种信息。(口述人：冯国华烈士之女 冯珠 整理：记者 龚丹韵;宝山区档案局 臧庆祝 李清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