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荒路上 从军报国
我祖父祖母去世早,父亲带着叔叔在地主家里做长工。长工的日子过得苦,起早贪黑地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叔叔年纪小,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厨房拿了一个窝窝头吃。结果,被地主发现后遭到毒打。
父亲觉得地主太狠心了,便带着叔叔离开了地主家到处逃荒。逃荒路上又饿又累,父亲将叔叔安顿在一个草垛里说:“你在这等着,我去找点吃的,一会就回来。”
然而,等父亲找到食物回来后却发现叔叔不见了。父亲在寻找叔叔的过程中,遇到了29军在征兵。“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父亲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便报名参加了29军。那一年是1932年,父亲23岁。
当时29军装备非常落后,枪械达不到每人一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便组建了大刀队,为每名战士配发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并聘请了武术名家李尧臣、王子平等担任武术教官。
担任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在挑选大刀队队员时,发现了身高1.82米的父亲。赵登禹见父亲身手敏捷、报国心切,就挑选他进入大刀队培训。经过刻苦训练,父亲练就了高超的刀术。
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精神,善于拼刺刀,但他们非常迷信,宁可开膛破肚不能丢掉头颅。他们最怕砍头,而大刀队的无极刀法正是专挑鬼子的命门,招招制敌,让鬼子闻风丧胆。
夜袭日军 大刀扬威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了东北。此后一路南下,到达了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3月9日,我父亲所在的217团团长王长海率部增援此阵地。部队到达喜峰口时,天色已黑,即刻投入战斗。随后,赵登禹旅长率主力增援,击退日寇,占领了喜峰口两侧的高地。
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阵地强攻,父亲和战友们在赵登禹的指挥下奋勇出击,抡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父亲一人砍死砍伤9个鬼子,整个阵地留下了700多具鬼子尸体。
3月11日,我军兵分两路奇袭日寇。当夜,赵登禹带伤上阵,亲率将士偷袭日军炮兵阵地。凌晨3时,父亲和战友们摸进敌营,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此后,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
从此,29军大刀队威震敌胆,名扬海内外。但是这一仗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父亲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伤愈归队后被编到29军37师110旅何基沣部。
手刃日寇 负伤返乡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宛平城郊的铁路桥和回龙庙相继失守。危急关头,中国军队组织了一支150人的敢死队。半夜时分,时任代理排长的父亲和敢死队员们一起如猛虎下山般杀入敌阵,收复阵地。
混战中父亲被八九名鬼子包围,他们端着刺刀向父亲逼近。这时,位于父亲左侧的一名刚刚十七岁的战友被两名鬼子同时刺中,倒在父亲身旁。眼见小战友为国捐躯,父亲杀红了眼,挥动大刀左劈右砍,把六七名鬼子送回了“老家”。
这时,一颗子弹打断了父亲右手拇指,大刀落地。父亲不顾伤痛,用左手捡起大刀,并用血淋淋的右手相助,双手握刀劈向一个向他刺来的鬼子。他的大刀砍进鬼子的左肩,敌人的刺刀也捅进了父亲的腹部,鲜血和肠子一起流出,父亲昏倒在血泊中。后来,父亲被民工救护后转至北京密云百姓家中养伤,康复后在密云娶妻安家。1956年父亲携全家回到老家河北省磁县农村。
解放后,失散多年的叔叔回乡探亲,兄弟俩终于重逢。原来叔叔参加了八路军,并经历了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战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湖南。
追忆父亲 遗憾永留
因为卢沟桥一战,父亲的右手拇指留下了残疾,腹部也有一条长约10厘米的伤痕。小时候我没在意,长大后问起原因,他却不爱说。
我在河北老家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加入北京军区某部。1978年,父亲到部队看我,讲起了“卢沟桥事变”和他的抗战经历。他对宛平城和卢沟桥有太多的记忆和挂念,提出让我带他到宛平城和卢沟桥走一走、看一看。由于那个年代卢沟桥还属于远郊,受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不利的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未能满足父亲的愿望,这成为我和父亲永远的遗憾。
1990年父亲去世。从父亲葬礼回来后我直奔卢沟桥,扶着栏杆,脑海里满是父亲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情景。2000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卢沟桥所在地——北京丰台区工作。每年我都会到卢沟桥凭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未间断。
“我父亲当年曾是大刀队的,用大刀和日本鬼子拼杀!”“我爷爷曾经将几个抗日士兵藏在家里,日本兵来搜查时,我爷爷泰然自若蒙过了日本兵。”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我们的先辈浴血奋战,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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