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佟兵来说,自己的一生注定与他人不同——尽管父亲佟麟阁在他12岁时就已牺牲,但父亲对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在佟兵60岁之前,父亲的身份甚至主宰了他人生的悲欢离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0岁的佟兵又因为父亲而忙碌了起来,活动、采访一个接着一个。这让他欣慰,也让他难过,因为“每回忆一次,都是痛苦”。
曾经其乐融融的一家
我生于1925年,父亲其实叫佟凌阁,后来报纸上误写成佟麟阁,传开之后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父亲本来在县衙做笔吏,20岁时因仰慕冯玉祥先生而投笔从戎,一直深受器重。1930年中原大战讨蒋失败,他随冯先生一起卸甲归田。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先生邀请父亲出山,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在张家口时,父亲有一次带我们在山上骑马,遥望着东北慨叹说:“现在如果多几个岳飞这样的人,小日本哪敢这样猖狂?”
1933年5月,冯玉祥先生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父亲第一时间响应,成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是第二军军长。两人合作收复了6个县,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振奋。但那个时候蒋介石、何应钦和抗日同盟军观点不一致,我父亲对蒋介石有点意见。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去张家口,见了我父亲,送给他一张放大的照片。父亲在照片后面写:“金銮殿上坐个猴,望之不似人君。”后来蒋介石派了几个军把抗日同盟军围起来,要求必须解散,不解散就消灭。冯先生没有办法,就解散了抗日同盟军。父亲觉得报国无门,一气之下就辞职了,回北平香山居住。
1935年华北事变(指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在北平成立了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先生想培养一些年轻军官,巩固29军的实力,打算组织一个军事训练团,于是派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名这几个师长去香山请父亲出山。父亲觉得自己报国的时机到了,于是决定出山,但声明绝不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宋先生任命父亲为29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驻南苑29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条件很好,住在东四十条40号,房子很大,两三个四合院,好几十间房子,还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家兄弟姐妹6个,大哥、大姐、二姐、三姐、我、小妹。我是最小的男孩,因此格外受疼爱,父亲之前到甘肃、张家口任职的时候,都把我带在身边,我们父子感情很深。
那时候还没几个人有车,但父亲有专车,每到礼拜六我们就在家里等着,汽车喇叭一响,就知道父亲回家了,大家跑出去迎接他,这个拿皮包那个拿帽子,其乐融融。父亲是个孝子,每次回来第一件事都是跟祖父母请安。我的父母感情也很好,印象里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结婚20周年的时候,父亲还给母亲打了一副金镯子,上面刻着:“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凌阁。”
2015年5月5日,佟兵接受记者专访。佟兵曾任北京市第二医院药剂科主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记者 傅聪 摄)
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年7月29日白天把父亲的遗体接回来后,当天晚上,宋哲元和冯治安就离开北平撤往保定。当时国民党军官的家属都撤离了,仅留下我们家和赵登禹家没人管,赵将军也在7月28日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父亲牺牲后,东四十条的大院子不能住了。当时,我在汇文小学读书,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就收留我们在学校住。后来开学了,学校也不能住了,怎么办?我父亲有个法国朋友是大夫,他帮忙在一家法国医院包了几间病房给我们住。再后来,我们搬到史家胡同,我就转到了史家胡同小学。后来又搬过几次家,我也不断转学,从育英中学到大中中学再到汇文中学。
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卖掉几套老宅子,还有母亲给人织袜子赚点钱,生活很艰苦,经常吃不饱。我二姐那时已经嫁人了,她婆家条件还可以,帮了我们家很多。
我在汇文中学读了没多久,就因为打架退学了。当时学校里有一些东北满洲国来的学生,被称为“留学生”,他们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份,就欺负我。有一个叫赵光宇的同学看不下去,带头和他们打架,被开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学。当时我就想不上学了,抗日去,我母亲不同意,说我才十几岁,太小。于是我又去成达中学读了高三,1944年考入辅仁大学。
上大学后,我被日伪公安抓过一次。可能是因为自己说话不注意,被别人知道了父亲的身份,有同学就向公安举报说我搞抗日活动,他们关了我好几天,还打我。母亲四处托人找关系保我出来。张之洞的孙子张厚龙得知后,出面帮忙。找关系得花钱,家里没钱,母亲就把她珍藏的那对金镯子卖了一只。
放出来之后,我就跟母亲说,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着了,我要去重庆抗日。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她说那边有很多父亲的同事,肯定会帮助我。没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断了,困在那里走不了。滞留没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了。听到那个消息,真是高兴得快要疯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让我赶紧回北平,政府要给父亲举行国葬。我从开封坐火车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亲牺牲整整9年后的这一天,国民政府给父亲举行了国葬和移灵。由李宗仁主祭,从北新桥柏林寺到香山兰涧沟,沿途设6处公祭点,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以往我们到柏林寺祭奠父亲,只是偷偷摆些点心、水果,哭都不敢哭,这次总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场了。第二天是赵登禹的移灵日,当时赵家已经没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们家打的幡。后来,在西城区选了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可就是这么大的阵仗,我的祖父母还是全然不知情。他们问母亲:“日本投降了,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母亲就骗他们说父亲在外面有事回不来,还以父亲的名义写家书报平安。后来,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问。两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后去世的,到最后也没有挑明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亲有关的。第一悲就是父亲的牺牲,好好的一个家庭瞬间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战胜利后本以为国家能振兴了,却发现国民党那么腐败,非常失望。当时我考上了国民党海军军官,要送到英国受训,母亲坚决不许,说受训回来就要打内战,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胜利,心情非常振奋。可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悲,我原来填家庭出身都是“旧军官”,后来必须填“军阀”。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劳动,我一到那儿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这里,如今儿子却被送来劳动,这是父亲的罪过还是我的罪过?我母亲在“文革”时被遣送回老家,最后因为生病看不了,于1968年7月去世了。最后一喜是“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老百姓逐渐富起来了。父亲的功绩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认他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的父亲确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且作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死也确实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情。作为儿子,能看到他获得公正的评价,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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