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邓淮生是邓子恢的三儿子,也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央苏区首任财政部长
1917年,21岁的邓子恢通过考试,被福建省龙岩县录取公费派赴日本留学。从日本回来后,由于邓子恢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作为家里长子的他,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养家。深思熟虑后,邓子恢决定弃学经商。
1918年底,邓子恢前往堂兄位于江西崇义县的杂货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商生涯。从站柜台的伙计,记账、管账的账房先生直到最后的掌柜的,这段生活让邓子恢有充分的机会和时间,熟悉农村经济与商业状况,特别是对贸易和账目方面更是了解。
1926年12月,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邓子恢成为崇义县一名共产党员。1929年,已经回到故乡福建龙岩县领导过若干次农民运动的邓子恢,在中央的批准下,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时,他在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设立了闽西地区的各项法律制度。
1932年,毛泽东任命邓子恢为中央苏区财政部长。彼时,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非常混乱,闽西苏维埃政府和江西赣南苏维埃政府刚刚合并,大家还处于各行其是的阶段。
邓子恢出任中央苏区财政部长后,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大家都收税,可是到不了中央”。1933年,邓子恢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任财政部长,邓子恢所做的工作为中央苏区的财政支撑,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保证了中央苏区各种运动的开展,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运动的供给。
父亲说过的两件事
邓淮生表示他没有听父亲提过当年中央苏区的宴请。客饭偶尔会有,但仅限于下面的人到中央来出差,或者中央的人到地方去出差。但这也有标准,“所谓标准就是你和我一起在我的食堂里吃饭,我吃多少钱,你交多少钱。”
父亲邓子恢曾经回忆过两件事情,一是抗战时期在淮北根据地的时候,有人偷盗了不少公粮,卖掉后,挣了好几千块钱,“这个人抓住后,被枪毙了。”
与之对应的是,如果表现好,会有相应的奖励。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公粮保管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有吃的,他自己都饿出病了,下不了床了,但由他看管的二十担谷子(按照现在的计算方式是200斤粮食),一粒他都没有动,“我父亲问他,你守着这么多粮食,为什么不吃啊?”“这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公粮保管员如是回答邓子恢。这让邓子恢很感动,他马上给这名公粮保管员送去了粮食,还有相应的奖励。
敢说真话
邓淮生说,父亲邓子恢给自己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邓子恢曾因为讲真话,受到了批评。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邓子恢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因反对盲目扩军,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被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当时有想法要扩军三十万人,我父亲不赞同。”邓淮生说,这样等于把老百姓都收光了,国家该如何发展?当时苏区只有300万人,要发展30万人的军队,10个人养活一个人,怎么养得起?“最后扩军10万,都已经很吃力了。我父亲的观点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农民都会跑光了。”邓淮生说,结果有人批评我父亲,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同情农民。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合作社的事情上,邓子恢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邓子恢认为,办合作社是好事情,但要循序渐进,需要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去办。但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想在两年内就办好农村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很大的损失,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这一次,有人又批评我父亲,说他代表富裕的农民思想。”
这让其妻子陈兰非常想不通,她因此“埋怨”邓子恢,“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讲了真实的情况,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如实地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央。”邓子恢回答得没有丝毫的犹豫。这让邓淮生对父亲愈发钦佩,“他就是这样,哪怕受到批评也要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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