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女儿：父亲与郭沫若关于文夕大火的争论
来源：人民网   2020-11-22 09:06:51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从香港寄来的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着：“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以至后来，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关于“长沙大火”的笔战。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

　　全城人心惶惶。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