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宏：难忘同乡兄长方国元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12-25 14:57:53

　　方国元幼年时，放牛放猪，背柴背草，赤着脚走路，满手满脚裂口，出血疼痛，用线缝、擦猪油来治疗。他天资聪明，勤劳好动，乐于帮助人。我和他家是邻居，经常在一起玩。他家居住的是两个半间、土木结构的民房。门前有一道围墙，里面栽了一棵林青树，果实大、味甜，他经常给树施肥，因而树长得高、粗大，枝叶茂盛，每年结果累累，红彤彤挂在树枝上，人人看了流口水。他对我很关心，给我林青果吃，还带我到后山上，猎野鸡，常有收获。父辈们都夸他，小元有本事。

　　方国元比我长五岁，他事事带头，关心同村人。我和方国兴、方石生、方团子、方银生、方国洪等，都拥护他作为小领导人。

　　温培群在曲靖师范读书时，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投考广州黄埔军校未成后，回乡组织乡村自卫队，提出清匪反霸保境安民，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枝，被当时省主席龙云称为赤色武装，派兵数次清剿，收缴武器，解散队伍。温培群见武装救国失败后，转入教育救国，即在偏山村方万善等人积极支持下，兴办一所小学(即播乐中学前身)教白话文，温当老师，方万善当学董，发动各村青少年儿童进校读书，我们村的20多个适龄儿童都上学了，我当时只有四岁。方国元父亲不让他上学读书，要留在家里放牛、放猪，背柴割草，方国元苦苦要求上学读书，经过温培群老师和学董方万善数次上门做工作，说服教育他父亲，讲读书识字的重要，有了文化知识，才不受人欺负。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他父亲才准方国元上学读书。

　　方国元读书心切，又聪明懂事，自学能力强，因此学习进步很快。他星期天带着书本去放牛，骑在牛背上，一手持鞭一手拿书边走边读。他用木棍在沙地上练写字，三年时间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到第四年即到沾益县城龙华小学读高小，那时播乐学校已建成了高小，本可就近到播乐上学，但方国元要求去沾益县城读书。我被他启发，也要求家长让我跟他去城里读书，我的父亲本来不让我去90里远的城里读，担心路远人小走不动，食宿困难，我一再要求，父母也相信方国元可以带好我，就放心让我跟着一起去沾益县城读书。我那时才10岁，他15岁，却很懂事像个大人了。偏山距沾益城有90里路，要走两天，沿途有野兽出没，还有土匪抢人，十分不安全，我们一路提心吊胆。

　　在学校，我们两人同睡一床，垫的一床草席，盖的一床灰毡。穿的是土布对襟衣服，脚穿布鞋，走路是草鞋，夜间照明是一盏油灯，吃的是大食堂，一菜一汤。方国元在高小19班，我读高小补习班，低一个年级，我们是农村去的穷孩子，被城里富商官家子弟同学歧视。可是方国元在班上学习刻苦，各科成绩优秀，还好劳动，扫地、擦黑板、打水、搞卫生，都带头干，深得老师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1935年，他参加曲靖地区学生运动会，获5000米赛跑第一名，发给奖章一枚和奖品。

　　一年多的学习中，来回走路十分辛苦。我走一次脚上就起水泡，东西行李都是方国元替我背。学习上的帮助，生活上的照顾，他对我比亲弟兄还要亲，我从内心无比感激和钦佩。1935年下学期，方国元仍返沾益读书，我听父母的话转入播乐学校，两人就此分开读书。

　　1936年，方国元哥哥方国民被保长抓去当兵。家中无人劳动，他父亲就叫他从学校回来，送他到部队换他哥哥当兵顶门户。当时他还不够当兵年龄，但部队当官的看他是个学生，身高可以，身体也不错，又有文化知识，部队需要这样的人才，就答应把他哥哥换回家。从此方国元走上了保家卫国、当兵杀敌之路，被编入滇军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七团九连当兵，奉命出征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匹夫有责。1937年10月，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飞机场，集中召开出征誓师大会，云南省主席龙云，六十军军长卢汉，在大会上庄严宣布云南军队对日作战。三万五千健儿离开家乡父老，离开美丽河山，昆明市全城几万人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热烈欢送子弟兵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那时交通不便，没有铁路，汽车很少。全军步行经贵州省、湖南省到湖北省武汉市(共走40多天)，在武汉全军绕城走一圈，展示军威。

　　在武汉休息十多天后，即奉命开赴山东省台儿庄，统归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1938年3月开始台儿庄战役，全军3个师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全部投入战斗。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坦克、大炮、机枪轰鸣，子弹横飞，战斗异常惨烈。滇军在台儿庄坚持20多天，打败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打得日军闻风丧胆。全军3.5万人，战场牺牲1.8万多人。尹国权营500多人牺牲，只剩一人。旅长陈中枢战死，团长4个牺牲。云南军人在台儿庄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历史上英名永垂。

　　部队奉命转移下来，方国元战场负伤，被送湖北汉川医院治疗。伤愈后，1938年，他考入当时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云南第五分校，编为十六期十八总队第二大队七中队，与同乡木成桂同学。1940年毕业后，又共同分配到湖南长沙第九战区原滇军第一集团军五四七团参加抗日战争。方国元是附近村第一个进军官学校之人，父老乡亲对他都刮目相看，敬佩有加，他也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1940年春节，我和同村何视宽到曲靖城买年货、门联对子、炮竹等卖给村民，赚点零用钱。遇到由罗平县来的不良之徒，诬蔑陷害何视宽偷他的钱，双方争执起来，被公安局抓走。我就跑到大营房找方国元诉说情况，他安慰我不要怕。他约几个同学到公安局责问关何视宽的理由。何视宽是个细心人，在家中就把他带的钱，十元几张，五元几张，角票几张，都记得清清楚楚。经查对完全符合，证明是清白的， 随即被释放出来。我们想请来的学员吃顿饭，表示感谢。方国元得知钱是借来的，不肯吃，说你们安心做事，以后有事找他，我俩很感激。

　　1940年秋，方国元请假回家看望父母乡亲。他身穿绿军装，套着刀带、佩剑，英俊潇洒，令人羡慕。他拜访了播乐中学校长温培群和老师樊子、顾赶级等，探望了村中父老乡亲，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乡亲的关照。他家杀了一只羊，请温校长、县督学和老师们及村中父老吃饭。方国元畅谈了参加台儿庄战役的经过，并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使人民过上太平日子。当时我在播乐中学第一班读书，看到方国元当兵光荣、受人尊重、前途光明，很受鼓舞，便向母亲、哥、姐要求随他上前线当兵打日本鬼子，母亲坚决反对，说我是独子，当兵打仗危险。我苦苦说服家长，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到外闯荡创造自己的前途，方国元就是榜样。家长看我决心已定，才同意我去当兵，和同村同学张玉平一同随方国元上前线，受到学校和乡亲们的支持，纷纷捐钱给我们作旅费。

　　1940年7月12日，温校长派了两个人送我们步行到富源县城，住在方长生的姐姐家。方国元找到一部拉货搭人的车，叫黄鱼车。7月13日，我们向贵阳出发，走了两天到贵阳，就遭到了日本飞机轰炸，车子停在离贵阳一段路的地方平坝躲警报。飞机走后，车子开进贵阳，看到炸垮的房子还在燃烧，我们找了一家旅店住下，等军官队伍到来。我们三人还在贵阳合照一张像，方国元穿军服居中，我和张玉平穿学生装在两边，这张出征抗日的珍贵照我一直保存着，后来不知藏在哪本书中找不到了。

　　军官队伍是由曲靖走路步行，两天后才到贵阳。方国元回队后，每天行军打前站，走在前面，分配营房，采运粮食、蔬菜，烧火煮饭等，我和张玉平给他当帮手。进入广西后，上级通知，在广西境内行军住宿，不准掉队，不准单独活动，据说几十年前，滇军在广西杀了些人，引起广西人民的愤恨，怕对滇军报复。其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对上前线抗日的军队报有好感，如住在老乡家，给稻草垫睡，借门板搭床，烧水、做饭都积极帮助。军官队共有50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大队长叫桂希华，下面有区队、分队，我们的分队长叫李润生。学员中方国元的好友木成贵、马忆文，都很关心我们两个人。

　　大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柳州，张玉平不适应广西的热天，生病了，由感冒发热到高烧，无法留下送医院治疗，只好跟着部队走。给他吃点普通的感冒药，老是叫口渴要水喝。方国元交给我一个水壶，让我随时找水装在壶里，预备给张玉平喝。到了湖南渌口下火车后，正遇滇军六十军返防云南河口，方国元和我说他要转柳州去办事，一个星期回来，叫我照顾好张玉平，住在旅社里等他。过了七八天，方国元也没回来，我们心急如焚。

　　一天我在街上走着，遇到第一集团军警卫团第七连在渌口收容滇军掉队人员，上士王贵全见到我问是哪个部队的，我如实说是军官队方国元带我们来的，他说方国元他认得，问在哪里?我说他转柳州办事，一个星期过去，到现在十多天了还没回来，还有一个病人睡在旅社里，贫病交加没有办法。王贵全就将我俩收容到七连。有了落脚地方，我们十多天焦虑的心才放下来。听老乡介绍附近有个90多岁的老中医，医术高明，我便求他去给张玉平诊治。谁知来到床边，发现张玉平已断气了，我不禁失声痛哭。

　　埋葬好张玉平后，我一边在七连当兵，一边找方国元。七连由渌口到醴陵住了两月，连长温成寿到浏阳团部开会，回来告诉我遇到方国元了，说他在一八三师五四七团部工作，还有一封信、十元钱给我。信上说，方国元转柳州办完事后，也生病了，就在当地治疗了几天，没按期回来，等病好了到渌口，再也找不到我们的下落。军官学校也分配完结，他就自己找到原来的老首长、五四七团团长庄煜然，便将方国元安排在团部警卫排当中尉排长。得知这一消息，我便找机会离开七连到五四七团找方国元。见面后，他让首长安排我在团部传达班，负责传达命令或送通知文件。班长姓王，我的名字改称李玉峰，全班有十多人。部队开到平江，团部住在平江县城东门外，方国元的警卫排50多人除站岗、军训外，还用罗汉松树搭凉亭、栽花，把门前一个小山包修成花园，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很有创造力。

　　1941年春，方国元任团部上尉副官，部队奉命向江西省开拔。一路爬高山经密林，冒着倾盆大雨，强行军经过万载到奉新县水口缸。此时，日本鬼子抢粮后退回南昌一线，我们沿路亲眼见到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房子被烧毁，妇女被强奸，粮食被抢光，这悲惨场面激起战士们的无比仇恨和愤怒，决心誓与日本鬼子拼杀到底。那时战争处在相持阶段，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五四七团驻守前村，利用有利时间进行训练，苏联顾问讲战略战术、游击战，一面讲一面翻译，进行沙盘教育，分批学习，干部学了再教战士，使我初步懂得了实战知识。方国元还用步兵操典训练，上面有进攻防袭、利用地形、地物，丢手榴弹等知识。

　　1941年夏，五四七团二营由副团长高大生领导，深入敌后打游击，传达班派我给高大生当通迅员。营部配备一个通迅排，一部手摇收发机，一个卫生室，一个警卫班，加上四、五、六连战斗部队共500多人，由本地向导带路，深入到永修县密林山中，营部住上坑村，各连分散住在鄱阳湖边和徐家埠公路沿线，流动打游击，并和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挺进游击队在一条线上互相配合，对日军作战。进行了几次伏击战，打敌人船只、车辆，起到扰乱敌军的作用。打了半年游击，全营安全撤出，由十二师三十五团一个营替换。

　　1941年冬，五四七团组织便衣队，派方国元带领警卫排，穿便衣，带良民证，通过维持会混入敌战区，搜集情报。这一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受到领导表扬。1945年离开部队在江西经商。

　　此后，由于工作变动，我和方国元通信较少，不知他的情况，直到1971年，我去上海医眼睛专程经过南昌和他见面。1983年，我去上海考察罐头厂，又经过南昌，再次看望了方国元全家老小。又过了几年，听到方国元去世的噩耗，本想前往奔丧悼念，无奈路途遥远且身体不适，未达心愿。我们之间，从小到老，历经六七十年，从学生时代到战乱时代，又到新中国成立，虽然各居一方，相隔数千里，但始终互相关心，互相牵挂。

　　在这里，我也衷心祝愿方国元后代所创办的江西四方书画院兴旺发展，在全国美术界影响不断提升，为沾益县家乡人民争光!

　　(来源：《黄埔》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