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 祖父田汉在桂林《文学创刊》上发表了《孩子的行路难》一文,讲他的长子—— 我的父亲田海男(又名田申)在中国远征军中服役,赴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的事。
一
父亲田海男(田申) 1923 年1 月25 日在上海出生,因祖母怀胎于日本,由海上返回中国,故取名“海男”。一年后,祖母因病离世,是曾祖母把他带大。长大后的父亲经常参与祖父组织的宣传活动。1934 年, 他在祖父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饰演小栓子, 与扮演爷爷的聂耳同台演出。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父亲协助祖父和廖沫沙、张曙编辑《抗战日报》,负责主编该报的儿童周刊《抗战儿童》,受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关怀和教育。1938 年 4 月, 父亲组建儿童剧团并担任团长, 组织小朋友们以歌咏、讲演、戏剧为形式,到街头、学校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还将自己创作的《中华儿童血》一剧的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宋庆龄妇女儿童福利会,受到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表扬。
祖父在军委会三厅任处长时,父亲和在《抗战日报》当编辑的好友黄仁宇一同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恰逢黄埔军校招生, 父亲和黄仁宇商量要一起去报名从戎,征得祖父同意。黄仁宇是大学生, 父亲刚上高中, 才 15 岁, 年龄不够, 但考试成绩不错,当年夏天都被黄埔军校 16 期第 1 总队录取。受战时交通管制,他们乘江轮赴宜昌待命,在一所破庙内住了 3 个月,后来徒步行军直到年底才到达成都校区。在中央军校,父亲学炮兵, 黄仁宇学步兵。
1940 年 5 月下旬, 祖父由桂林赴重庆工作。年底, 父亲和黄仁宇正好从中央军校毕业来到重庆。祖父说,父亲“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毕业生的分配有留校当教官还是到一线部队的选项, 父亲和黄仁宇都想参加抗战,最怕留校。早在毕业前,他们就托祖父找人帮忙给学校打招呼,祖父找了时任54 军军长的陈烈,陈烈说欢迎他们到部队去。祖父说:“ 海男们报国的志愿总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
不巧,父亲他们还未毕业, 陈烈就因病去世。祖父为父亲的事又找了在粤和桂南战场认识的该军 14 师师长、黄埔 4 期的阙汉骞将军。父亲和黄仁宇最后分到了54 军的 14 师。送行时,祖父送了一首诗给父亲:“风云天地合,送汝越南行,莫负平生志, 田家父子兵。”到滇越边境防区后,阙师长见他们抗战决心大, 就把他们分在驻麻栗坡的 42 团和驻马关的 41 团当排长。1940 年 9 月, 日军占领越南。为巩固防御态势,日军没有立即向云南进攻,因此中越边境老街至勐康一线地区处于双方对峙状态。见无仗可打,父亲和黄仁宇商量后向师长建议组织刚到部队报道的黄埔 16 期毕业的现任排长入越南侦察,做到知己知彼。师长批准后,父亲他们换上云南老乡的衣服,把手枪插在裤带上, 从外交部专员公署领取商民出境证开始侦察。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出八寨深入敌境, 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甸到勐康;由老街子到花龙。经过侦查,他们认为日军关注的重点在泰国方向,尚无向我军进攻的企图;如我军出境作战,应注意做好与卢汉部结合部的防卫,以防止日军渗透。他们的越境侦察受到了师长的表扬。
1940 年冬,田汉(后排左)在重庆送田申(后排中)、黄仁宇(后排右)赴远征军前合影
祖父虽然毫不犹豫地把父亲送到了前线, 但他的心却一直揪着。他在文章《孩子的行路难》中写道:今日神圣的民族战争不能不要求每一个做父母的贡献他们最爱的儿女……我们知道青年人决不怕打仗,也决不怕死,怕的倒是没有真和敌人拼命的机会,或是没有看到敌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补救的困难或无谓的折磨之下。我看了孩子的记录曾经流泪,看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一步地膝盖与胸脯抵在尖石上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的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的合拢来,眼睛发着晕眩,躺在地上一步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在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我真是那样的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广大抗战官兵最不幸的一层来是几乎不足道的…… 痛苦的生活常常对他们有着半宿命的支配,他们也根本没有自己变更工作和地区的自由……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边张着无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人们,不都是人家的儿女吗?我虽然每每也尽过我一点可能的力, 但是,啊,这样的现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们每一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在艰难的旅途中挣扎的军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给他们应有的迫切的扶持,那将不仅救了他们,也救了我们主要的战斗力,救了抗战,救了中国。
三
1942 年秋, 父亲到贵州接收新兵时请假到桂林看望老祖母并到重庆看祖父,黄仁宇也正好在重庆看望他的母亲。两人觉得滇越边境无仗可打, 还是要去一线参战。这时, 时任新 1 军军长的郑洞国正在组织新1 军准备出征印缅,急需参谋人员。父亲和黄仁宇听了这个消息后,表示同去,祖父非常支持。为此,父亲还征求了也在重庆的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对父亲 说,郑洞国是黄埔 1 期生,也是他的学生,既然是赴印缅抗日, 他同意父亲和黄仁宇的想法。经郑洞国面试通过,父亲和黄仁 宇加入先遣部队。1943 年 1 月, 他们乘美军飞机越过“驼峰”至印度兰溪,到达兰姆伽训练基 地, 建立新 1 军指挥部。飞越“驼峰”时,父亲写道:“万里高飞越驼峰,故国回眸云海中。远征印缅为雪耻, 生当人杰死鬼雄。”
父亲在新 1 军任作战参谋,经常随郑洞国到前线师团,因此他和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都很熟悉。父亲有文字和外语特长,所以兼任了翻译和秘书。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 外语很好, 担任情报参谋, 经常搜集和翻译战报,并与美英军事情报军官交流,成绩突出。后来,父亲参加了战车(即坦克)和炮兵训练班。当时,蒋纬国在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后,也调新 1 军任参谋,并参加了战车训练班。日后,蒋纬国和赵振宇、赵志华等人在印缅编组了战车营,首先使用坦克向日军攻击,由此发展了装甲兵。1943 年开始, 父亲即随同新 1 军由印度反攻缅甸, 转战缅北。在胡康河谷,新 38 师和新 22 师连克于邦、太洛和孟关, 越过杰布山, 进至孟拱河谷, 扫荡了胡康河谷的敌军。1944 年 6 月,在加迈、孟拱战役中, 当郑洞国军长离开廖耀湘的师部行至一处高地观察敌情时,突然山下枪声大作,敌人约一个排正向山上冲来。父亲和新 22 师的项参谋带领 4 名卫兵随即占领有利地形, 以冲锋枪和卡宾枪还击敌人以掩护郑洞国, 直至小股日军被增援部队歼灭。父亲在随郑洞国慰问攻占加迈的勇士时,发现不少士兵连续两个月在泥浆水潭内作战, 没有脱过鞋袜,当再脱下鞋袜时,脚上的皮肤连同袜子被整个撕下来。
在迂回孟关后方追击战中, 父亲担任战车营联络官随车出击。这是驻印军首次使用坦克, 该营的连排长和一些车长不少都是父亲的同学, 他们在 3 个月的时间内就学习掌握了美式M3A3 轻型坦克的驾驶、保养和维修技术。当天清晨 5 时 50 分, 战车营的坦克发动机开始轰鸣, 以战斗队形向南冲击。坦克兵们在十分复杂的丛林和沼泽地驾驶和射击,把日军 18 师团的指挥所冲得七零八落,击毙 18 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和 56 联队的联队长山琦大佐, 缴获了 18 师团的关防大印,获得迂回攻击孟关后方的重要胜利。战车营先遣组长戴慎澜少尉被授予“抗日英雄”称号,瓦鲁班血战也载入战争史册。在密支那战役中, 父亲和黄仁宇辅佐郑洞国到前线指挥。因日军顽强抵抗,密支那久攻不下,黄仁宇还在随同 33 师进攻时中弹负伤。在攻下密支那后, 驻印军进行了改编,组建了新 1 军和新 6 军, 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父亲也调任总指挥部直属炮兵团任连长。黄仁宇伤愈后则任郑洞国的随从参谋。
1945 年 4 月,国内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攻湖南芷江的中国空军基地,情况十分紧急。新6军奉命空运至芷江增援,父亲指挥的直属重炮连也奉命配属新 6 军, 由陆路行军经贵阳至芷江参战。后来,中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日寇在芷江签署了投降书。
四
父亲非常珍视参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战争年代曾创作过《边塞风云》《中华儿童血》等剧本和《滇南苦旅》《空袭使我们团结得更紧》等散文和回忆文章。离休后,又写下了《潇湘犹忆战旗红》《忆黄仁宇》《缅北之战》《反攻缅甸忆将军》《不破孟关不剃须》等文章并编入《行路难》一书。
父亲和黄仁宇的感情很深。他们一起当《抗战日报》的记者,同去武汉共进黄埔,一起潜入越南侦察敌情,同赴印缅参加远征。1941 年军校毕业分配之前,黄仁宇还和父亲一起,在南岳的田家搭地铺住过一段时间, 近距离观察过祖父田汉的工作和生活。后来黄仁宇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在国内出版了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他们又再续友情。祖父平反后,父亲送给黄仁宇一套十六卷本的《田汉文集》, 黄仁宇不知翻阅过多少次,1988 年写下了《忆田汉》一文。黄仁宇去世后,父亲很心痛,写了一首挽诗:“隔洋闻耗痛失君,梦魂萦绕泪沾巾。新年甫接兄贺,何期永别隔死生。潇湘弱冠同抗敌,印缅歼倭献青春。两地相思盼聚首, 留待来生续知音。”
1949 年 1 月的田申
郑洞国的形象深深印入父亲的脑际,从重庆面试,到印缅战场, 父亲一直跟随他。十年浩劫中,父亲以莫须有之罪身陷囹圄,有人不惜卖友求荣歪曲历史得以自保,唯有郑洞国虽身处逆境,在威逼之下仍能凛然尊重历史事实,写下“陈惟楚(父亲在军中的名字)曾在我的部下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抗日战争”。当专案组人员向父亲出示外调材料,他亲眼看到郑洞国熟悉的笔迹时,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他说:“ 可以想象桂公( 即郑洞国)在受威胁逼供的情况下,要写出那样的证词将会受到何等的侮辱和委曲。桂公是黄埔 1 期身经东征北伐抗日战争的名将, 部下的袍泽僚属众多,而我仅是在他帐下供职数年的小参谋,又非亲故,在经数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之后, 他还记得陈惟楚其人, 并如实地证明了陈惟楚其事,乱世之中,这种品德是何等高尚。”
父亲视周恩来、邓颖超为自己的指路明灯。1945 年 2 月,父亲接到祖父由昆明的来信请假回到重庆,与祖母和家人重逢, 又见到了“阔别 3 年的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经邓颖超介绍,父亲进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1946 年 4 月15 日,父亲在重庆天官府街家中接到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到中共办事处见“邓妈妈”。在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父亲见到了“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 聆听了周恩来的嘱托,放弃了战后继续读书的打算。周恩来当即在桌上铺开信笺, 用毛笔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父亲的家庭背景、抗战经历及所具备的条件, 还在信后写上对聂司令员夫人张瑞华的问候。事后,父亲把谈话情况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告诉了祖父和阳翰笙。父亲最舍不得离开的是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临行前只告诉她老人家是到北方上学。4 月19 日,父亲和一同北上的朋友住到了红岩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 父亲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向送行的妹妹玛丽(田野)和阳翰笙的女儿欧阳小华挥手告别, 充满期待地飞往张家口。
聂荣臻看到周恩来的介绍信,听了父亲转述阳翰笙对他的问候非常高兴,勉励父亲好好学习,有所作为。父亲先在军区秘书处当秘书,并担任聂荣臻的外事翻译。后来即奉调军区炮兵旅,在高存信旅长指挥下的炮 1 团任副团长。此后,父亲陆续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元氏战役、太原战役和新保安战役。在太原战役中,按高存信的指示,父亲带领榴弹营配属 18 兵团,在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直接支援步兵进攻。1949 年 10 月1 日,父亲以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身份,在祖父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乐声中,带领官兵开着缴获的日本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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