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父亲张廷枢：从世家公子到爱国将领
来源：搜狐   2023-01-11 14:31:58

　　引人注目的青年将领

　　父亲1903年出生于锦州义县(今锦县)杂木林村，字蔚久。祖父张作相曾任吉林省督军，东三省保安副司令等职。父亲自幼性格豪爽，敢作敢为，祖父在众子女中最喜欢他。

　　父亲幼时曾跟一个姓蔡的老师念私塾，后又读了几年洋学堂。1919年2月，张作霖重建东北讲武堂，祖父兼任堂长，父亲和张学良是第一批学员。1997年，我在民政部见到阎明复同志，阎明复同志说1995年他见到张学良将军时，张学良说到我家的几件事：一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祖父把东三省保安司令一职让给张学良，辅佐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之事。二是他与父亲是东北讲武堂同学。说到东北讲武堂平时重视训练，还经常考试时，95岁的张学良将军颇为自豪地对阎明复同志说：“有一次辅帅(张作相)带着教务长熙洽、教官郭松龄等人，突然来到讲武堂给学员考试，事先谁也不知道题，结果我凭自己本事，一百多人考了第三名。”

　　1923年秋，父亲被张学良选送到日本千叶县步兵专门学校学习，后转入日本陆军大学。因其年轻好胜，又有胆量，所以很受父辈喜爱，多次受到张作霖的夸奖和奖励。1925年回国后，他晋升很快，先后升任12旅少将旅长，112师师长。112师是张学良三个装备精良的独立师之一，配有炮兵营。该师装备和待遇都相当不错，更因父亲待人宽厚，以致很多军官宁可到此候缺，也不愿去别的部队任职。该师军官大半都是军校科班出身，可谓人才济济。该师平时重视训练，讲求战术研究，是东北军的一支劲旅。

　　1930年，蒋冯阎大战爆发，张学良所率东北军的向背举足轻重，蒋介石在此期间，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东北军。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进关，支持蒋介石。

　　1930年11月，父亲作为颇受器重的年轻将领，随张学良去南京见蒋介石。父亲是当时张学良身边几位中青年将领中引人注目的一个，蒋介石对张学良及其左右“盛情”款待，并进行拉拢。蒋介石曾着意夸奖父亲年轻有为，并送给他亲笔题名的大幅半身戎装照，宋美龄还要让父亲教她骑马。这就引起了张学良和父亲的警觉，感到蒋介石别有用心，于是张学良借故令父亲返回锦州办事，离开了南京。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父亲晋升为112师中将师长，驻军南苑。这一时期，他寄希望于练好队伍，打回老家去。他把祖父张作相准备建卫队的十几辆军用载重卡车，一批战马，一百多支德国新式自动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装备了一个自动步枪连和手枪连，补充在112师内。

　　1932年秋，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寇，张学良在南苑对寄以厚望的112师进行了校阅。父亲见到士兵在校阅中高喊口号，士气高昂时，激动地说：“我就不信有这样的军队能亡国，当亡国奴”。

　　临危受命

　　1933年2月下旬，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崩溃。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祖父，九·一八事变后，所辖吉林军队并不在身边，无法行使军权，不得已于3月3日夜间率几名卫士黯然退至古北口。

　　3月4日上午，祖父在古北口电话命令父亲，火速率部来古北口，准备迎击日军。112师是第二集团军成立时，临时调归祖父指挥的。父亲接到命令时，112师分成四个梯队，先头团634团已在去密云、承德的途中。父亲从上午到当日深夜，紧急安排部署。令全师改为急行军，火速向古北口进发。而他自己于5日凌晨2点，带领少数卫兵，身先士卒，乘四部汽车星夜赶赴古北口。

　　父亲5日清晨即抵达古北口，直奔祖父临时办公处所报到。祖父在6日接到张学良从北平打来的电报，大意是：……我就要宣布下野了，你老最好也赶快回北平来。祖父遂离开古北口回到北平。

　　112师第一梯队先头团634团，一昼夜急行军百余里，5日下午4时，风尘仆仆抵达古北口。

　　6日清晨，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古北口，112师作战部队也陆续到达前线。到7日112师的部队全部到达了古北口。

　　奋战古北口

　　8日起多架敌机在112师阵地上空疯狂轰炸扫射，同时步兵在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起猛攻。敌远程炮亦向我长城一线轰击，我军也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猛烈还击，阻敌前进。

　　9日，战斗继续激烈进行。敌机加紧在我上空扫射投弹，635团官兵把轻重机枪架起来向敌机射击，使敌机不敢肆意低空飞行。

　　自战斗打响后，父亲废寝忘食。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穿行于各守军阵地，命令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总结战斗经验，准备迎接更加激烈的战斗，并把每日战况汇报给北平军分会。

　　10日早晨，中央军第25师关麟征部抵达古北口，负责前方指挥的67军军长王以哲，按北平军分会的命令，让25师接替112师在第一线防守。关麟征却要求112师继续在第一线担当防守，25师在古北口南城固守第二线阵地。王以哲竟同意了关的要求。父亲对此非常气愤，但考虑当时战况，父亲还是令112师全师留在了一线阵地，25师只有73旅戴安澜的145团在一线最右翼，左接112师将军楼阵地，继续向东延伸防线。

　　10日上午7时起，日机即轮番侦查轰炸，竟日未停。日军步兵16旅团主力在炮火掩护下，向112师右翼636团将军楼阵地猛攻。636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队，团旗上有枪眼，表明该团作战时英勇善战。团长李德明新上任，赶上与日寇作战，表现得格外勇敢积极。该团在团长带领下个个奋勇当先，杀声震谷，气壮山河。因两军相距甚近，敌炮兵飞机亦不敢轰击。在636团阵地上我军士兵顽强战斗，迫使日寇不得不退却。

　　而在古北口正面，日军32联队第2大队也遭到了635团的坚决抵抗。东北军最强的是炮兵，都经过正规训练。635团凭借良好的工事，以精准的山炮、平射炮、迫击炮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一天，日军几乎把绝大多数力量都放在112师方面。636、635团单独面对日军两个联队的猛攻，压力极大，尤其是636团损失惨重。

　　11日晨，日军再次发起猛攻，攻击重心仍在112师将军楼一带。636团官兵奋勇杀敌，同仇敌忾，特别是一些行伍出身的连排长，如刘永祥、高海山、寇德增等，表现异常英勇。日军的猛攻遭到了636团的顽强抵抗，几乎是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古北口正面阵地战斗也异常激烈，战斗至午后，112师635团团长白玉麟阵前督战阵亡。白玉麟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老团长，父亲的得力助手，在军中素有声望。父亲闻讯悲痛异常，亲赴阵地看望，令该团人员收领尸体后送，并令中校团副谢祝华代理团长职务继续指挥作战。激战一日，敌军遗尸山谷，古北口阵地无恙。

　　在8、9、10、11日这四天战斗中，面对来势凶猛，配有飞机、坦克，武器装备大大优于自己的日军，112师英勇作战，重挫了日军的锐气，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同时自己也伤亡惨重，兵员从9000多人减至7000人左右。父亲急电北平，向军分会报告战况，是夜即收到北平军分会复电，大意是：该师在古北口奋勇作战，迭挫敌锋，固守阵地，巩固平津，安定人心，至为欣慰，阵亡团长一员，予以从优议恤。另有祖父及万福麟来电，让父亲相机行事。父亲更因112师10、11日，顽强抗击日军大部分主力的猛烈攻击，而25师却以主力居于二线，并以督战队自居，河西方向甚至出现中央军射击东北军事件，而甚为气愤，于11日夜下达撤退命令。112师各部经5天行军抵昌平县一带修整。关于25师接防112师的是非功过，从父亲在古北口抗战后，获得了南京政府因长城抗战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当时军政界最高荣誉勋章)，可说明一定问题。

　　尽管112师、107师和25师在交接问题上有矛盾，但从3月6日接战以来，三个师各部与日军鏖战一周，毙伤敌人2000以上，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日军指挥部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抵抗之顽强”，并称这次古北口战斗是“激战中的激战”。

　　抵制内战，请假辞职

　　古北口战役后，父亲没按何应钦指定地点撤退。112师移师宣化，父亲和当时驻在怀来的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建立了联系。

　　父亲与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是挚友，志同道合，交情很深。两人甚至买汽车、衣服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在东北军中有“张不离黄，黄不离张”的说法。

　　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要调动东北军南下，攻打在福建刚刚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当时张学良被迫出国，当何应钦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宣布调动东北军命令时，遭到了父亲和黄显声的坚决反对，他们当众宣称：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学良将军回国，副司令不在，谁也不能调动东北军。由于张、黄二人当时在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所以使何应钦这一企图没有实现。张学良出国后，蒋介石本不想让张学良早日回国，他想指挥东北军“平抚内乱”，但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并不好控制，蒋介石便以私人名义致电张学良，盼其尽快回国。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8月蒋介石调东北军去湖北打内战。父亲与张学良是世交兄弟，讲武堂同学，又是多年在一起打网球、高尔夫球、打牌的“玩友”，交情匪浅，很多事情张学良也愿意听他的意见。特别是1928年祖父张作相辅佐张学良掌握东北大权后，张学良一直像兄长一样地呵护和提携他。每逢驻军，父亲也多数驻在离张学良近的大城市附近。父亲对张学良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张学良回国后听命于蒋介石到南方打内战，这使父亲感到很失望。据父亲的司机李凤章说：父亲和他的几个好友在车上，常说起东北军不应该打内战，副司令不该听蒋介石的，应该带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些建议经常是父亲向张学良提出，有时还热泪盈眶，很激动。但军人又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使他很苦恼，遂慢慢地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想法。

　　1935年秋，蒋介石又调东北军去甘陕五省“剿共”，父亲心里更加矛盾，他对母亲说：“我这次去，可能很快就回来。我去看看，如果打内战，我就不干了。”

　　果然，1935年12月，父亲向张学良提出请假辞职。张学良曾找他谈了很长时间，从两家的关系，以往对他的信任，以及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希望他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用事。还推心置腹地分析，我家自祖父退出军界，只有父亲在外做事，他再不干了，谁来支撑这个家。父亲声泪俱下地诉说了日本人侵占东北，蹂躏家乡父老的暴行，随后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眼看着日本人侵略家乡不管，却跑到内地打内战，这个军队待着实在没有意思了。”他坚定地表示：“如果东北军去打日本，我第二天就来报到”。

　　当时厌恶打内战、想请假辞职的军官不止父亲一人，同时辞职的还有黄显声、120师师长常经武等四人。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到陕北打内战，连最亲信的左右都要离开他，这对张学良是不小的触动。

　　奔赴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父亲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由天津与黄显声乘一艘英国轮船出走的。当时母亲臧守即将临产，我的大姐张瑾是在父亲走后十几天出生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对母亲说：“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顾不了更多了，绝不能在家等着当亡国奴。”当时家里人只知道他和黄显声要去抗日，但不清楚他们要去哪儿。其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找过父亲，希望和父亲、黄显声一起去组织抗日队伍。父亲没有同意。父亲后来对母亲说：“我们出去抗日，能不能回来都不好说，学思要是和我一起出去，万一出点事儿，我没办法向许夫人交代。”他走时把仅有的几万元钱都带上了，只给家里留下3000元，告诉母亲，不够用时找祖父要。父亲平日为人豪爽，朋友、部下谁有什么困难他都肯帮助，所以待他去抗日根据地时，手里没剩下多少钱。父亲走后，我家在北平东四七条内有七十多间房和假山花园的住宅，被汉奸殷彤占有，母亲被迫带着出生没几天的大姐躲到天津祖父处居住。

　　为营救张学良将军，父亲与黄显声由天津先去南京。他们曾找过宋子文和宋美龄，因蒋介石主意已定，无济于事。父亲与黄显声跟随张学良多年，与张学良感情很深，眼见营救无望，于是他们来到了武汉，找到位于武昌明月桥的东北救亡总会，并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周恩来曾在汉口与父亲、黄显声作深夜长谈。周恩来建议父亲和黄显声可将流亡武汉等地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起来，与红军携手抗日。父亲和黄显声欣然接受建议，决定分头在太原、武汉组织抗日队伍。不料后来黄显声由于特务告密，在1938年2月被捕于武汉太平洋饭店。未能完成北上抗日的夙愿。

　　任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

　　1985年，我见到了辽宁省原副省长张庆泰同志。1937年张庆泰同志曾和父亲一起在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工作过，张庆泰同志介绍了父亲在一纵时的很多情况，还特意说到父亲和战士一样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当时，吃一碗小米饭，要剩下一碗底沙子，长虱子更不用说。晋东南是个贫困地区，打游击更是吃住无定所，非常艰苦。

　　1937年10月，父亲和原东北军的师长张政枋，带领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一百余人，并携带一批精锐武器，从太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挥部所在地，被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的番号，父亲任司令员，张政枋任副司令员。父亲、张政枋等人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党指派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同志兼任第一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一纵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关怀下发展很快。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一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做东北军官兵的工作。一纵的这些做法，引起了附近一支四川军队的不满。1937年底一纵在松烟镇受到这支四川军队的突然袭击，损失很大。一纵虽历经挫折，但基本队伍保存下来了。

　　一纵遭袭击后，周恩来曾几次约父亲从晋东南到武汉见面，希望他号召东北爱国军人，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组建抗日队伍，父亲不吝金钱，大力资助去延安的人们，并在1938年3月，第二次把一批精锐武器和50多名干部带到延安。周恩来曾在1938年3月4日为此事给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电文如下：“致电朱德、彭德怀并转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张廷枢带来长短枪三百余，干部五十余，因交通已断，现留西安。拟在云阳或延安办训练班，准备在榆(林)、北神(木)、府(谷)发展游击战争。原在晋东南留下的军政部请刘、邓即领导之。向东发展游击战争。”后父亲任东北干部队队长，周桓同志第二次兼任他的政委。

　　在延安抗大

　　1938年秋，父亲进入延安抗大学习，中队长是曹里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晚上经常到父亲的住处找他谈心，送给他很多书看，鼓励他要靠近党组织。当时父亲觉得自己出身于旧家庭，条件不够。另外，他也有思想顾虑，怕加入共产党，给祖父惹麻烦。周恩来总是耐心地鼓励他，说他还年轻，能来到延安就是个了不起的行动。

　　周恩来对父亲的生活也很关心，当时父亲正患肝病，周恩来常去看望，有时还送去陕北少见的罐头食品等。父亲总是当场开启罐头，与在座的人共同分享。

　　1940年，父亲的肝病发作，已经有腹水，经党中央同意，他离开抗日根据地去香港治病，同时去香港治病的还有作家萧红等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与延安失去联系，由香港回天津养病。父亲养病期间经常去看望黄显声家人，每年都让黄大娘给黄显声带去衣服和他喜欢的食品，有时一年几次送去换季的衣服等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父亲的病情已很严重。在这段时间，彭泽民老先生隔日一次来给父亲看病，同时也去给邓颖超同志看病，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经常通过彭泽民老先生问候父亲的病情，让他好好养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他的病情在祖父病逝后急剧恶化，于1949年7月23日在北平去世，年仅45岁。

　　父亲是一个旧军人，但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毅然舍弃个人的一切，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不失为一位爱国将领，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