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潘文华的抉择
来源：   2023-01-11 14:34:56

　　我父亲潘文华，四川省仁寿县人，1886年生。1909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曾任川军师长，并兼重庆市第一任市长， 1935年任第23军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率部出川抗日。

　　1938年初，刘湘病故于汉口，先父奉命返川，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28集团军总司令，后改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闽中)。抗战胜利，又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黔江、宜昌)。以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1949年12月9日率部与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联名通电起义。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1月因心脏病逝世。

　　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日，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政策，先后派出张曙时、郭秉毅、黄子谷等入川，与既掌握四川军政大权.又和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刘湘进行联络，做了大量工作。刘湘接受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父亲对此深表赞同。1938年初，刘湘去世后。我父亲奉命从抗日前线返川继承“甫系”(刘湘号甫澄，故称刘湘系统为甫系)，统率了刘湘留川的5个师、2个独立旅和16个保安团，继续和共产党保持联系。

　　1938年夏，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因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到永兴巷我家里同父亲会晤。董老等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的策略。父亲也把川康反对蒋介石的兼并控制的情况和川军新编两个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经过作了介绍，并明确表示拥护中共持久抗日的方针，反对向日妥协投降。

　　1939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路过成都，父亲通过张曙时，罗世文、郭秉毅的联系，在父亲的高参乔毅夫的寓所长发街32号宴请周恩来。参加宴会的有张曙时、罗世文、张秀熟、钟体乾、乔毅夫、张斯可等人。宴会后，周思来单独向父亲分一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国际反德、意、日轴心联合正在形成，国内日军占地过广，兵力分散，沦陷区人民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希望川康朋友加强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民主力量的团结，共同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压制民主、排斥异己的政策，共产党在政治上会给予支持的。听了周恩来的精辟谈话，父亲对中共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加深了，既明确了政治方向，也加强了反蒋斗争的信心。经过这次会谈，父亲直接和中共中央建立了密切联系。

　　同年6月，周恩来派唐午园(解放后任武汉市副市长)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父亲委唐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与中共重庆代表团经常联系。一年以后，唐后被调回中共南方局，以父亲的重庆银行协理的身份，担任中共与冯玉祥、程潜、张润之间的联络工作。中共又派甘树人前来继续担任联络工作，父亲委甘为绥署中校秘书，以为掩护。

　　同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在曾家岩我家同父亲和刘文辉会晤。时距日军飞机大肆轰炸重庆不久，“投降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之际。这次会晤除谈了要加强川康团结外，董、林二老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着重阐述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坚定了潘、刘对持久抗战必胜的信一。

　　1942年4月，家父约王若飞到重庆郊外山洞别墅密谈，以商定双方进一步配合行动。特务头子徐远举跟踪而来，一定要面见父亲。父亲佯称卧病在床，派秘书把徐支走了，仍继续和王商谈。天黑后，父亲用自己的专车，派亲信副官秦佑成将王若飞送回城内。是年六、七月间，中央派钱松甫 (化名全斌文，当时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夫妇到阆中父亲的绥署设置秘密电台，直接和中共联系。父亲委钱为绥署参议，此事只告诉了我的长兄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和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并责令他二人负责钱松甫的安全。钱将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和新华社的重要电讯等送给父亲阅读，并将父亲的意见和要求，以及川康军政动态向中共南方局汇报。这秘密电台设置了3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随阆中“川陕鄂边区绥署”的撤销而撤离，钱氏夫妇安全返回重庆。

　　父亲的幕僚和部属中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分别任命为核、尉级军官，或被聘为顾问。原武德励进会(甫系的核心组织)的组织科长田一平是中共党员，父亲任命他为《华西日报》的经理，田又办了《华西晚报》，有不少中共党员在里面工作。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把《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视为眼中钉，蒋介石要整顿改组《华西日报》，并要逮捕田一平等。父亲随即将田调到身边任侍从室上校机要参谋，保护起来。周恩来在重庆曾接见田一平，了解潘部的情况，要田重视在潘部的工作。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人之一车耀先被捕后，为了掩护车的秘书聂生明，父亲让聂到仁寿担任他办的文华中学校长，直到解放。父亲又在黔江绥署营救被特务逮捕的刘兆丰、邓照明、谢若英等地下党员安全脱险。

　　父亲除积极靠拢中共外，还支持民主运动。1944年经张澜介绍，和刘文辉一起正式参加“民盟”，成为秘密盟员。父亲对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旧政协破裂后，张澜住成都期间，父亲全力保护张的安全，并介绍几个部属将领罗忠信、彭焕章、潘清洲等参加了民盟。

　　由于父亲长期与共产党有联系，为共产党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深为蒋介石所忌恨。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下令撤销川陕鄂边区绥署和第28集团军总司令部，以此来发泄对父亲的不满。但因潘统率有5个正规师，有很强的实力，蒋力了把潘和刘文晖、邓锡候隔离开，1945年底，任命父亲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驻节黔江，要父亲率领全部武装离开川西，开赴边区。蒋介石派原沅陵“剿匪”总指挥傅仲芳为绥署副主任，又派特务头目范龙骧为绥署政治部主任，对父亲进行监视。继后又搞调虎离山计，令绥署移驻宜昌，借口内战前线紧张，将潘部几个师分别调到襄樊、武汉等地后，任命父条为西南军政副长官长住重庆。

　　父亲虽住重庆，但和刘文辉、邓锡侯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住在上海的张澜和中共联系，直到1949年10月回到成都与刘、邓会合，12月9日，刘、邓、潘在彭县以三人名义发出通电正式走向人民革命阵营，这是他长期同共产党紧密合作并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是他追求光明的必然归宿。

　　(本文作者潘凌宇系政协四川省第七、八届委员会常委，民革四川省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原民革四川省直属工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