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父亲何基沣——何琳、何玟
来源：丰台往事   2023-01-11 14:37:14

　　父亲何基沣出生于1898年10月，青年时期即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平陆军大学，后投身于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悲壮的戎马生涯，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壮年时期献给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祖国的战争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企图继续吞噬我国大好河山。1932年1月占领我锦州，1933年1月占领我山海关，同年3月3日占领我热河省。日军不断向南进逼，当时华北形势危急。国民党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将军奉命指挥第二十九军三个师兵力防守长城一线。宋哲元令战斗力最强的三十七师何基沣一一一旅急行军日夜兼程开赴冷口、喜峰口抗日最前线。临战前，时任军部参谋兼三十七师一一一旅副旅长的父亲对官兵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在喜峰口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率领全体官兵，以大刀片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日方伤亡达3000人左右，其中十分之八九是被我军用大刀砍死的。这次战斗的胜利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首次胜利，它震惊中外，鼓舞了爱国军队的士气，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

　　父亲因在喜峰口战役中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一一○旅旅长。1935年9月下旬奉命防守丰台镇、丰台火车站及宛平县城、平汉线通道卢沟桥一带。这一地带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系北平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将其视为侵占华北，进而侵占华中，实现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的战略要地。当时日军就在丰台站东侧与我军相距300米左右处驻扎着一个混合营，多次以我军为假想敌进行演习，不断制造摩擦。日军常三五成群手持利刃向我军值班站岗的士兵挑衅，并以丢失军马为借口，冲入我驻军营房“寻马”;父亲对日军毫不妥协，立即传令修筑工事，严加戒备。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父亲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建立了工作关系，积极做抗战的准备，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抗日爱国教育。还配合地下党组织动员清华、燕京等院校几千名大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成立了夏令营训练总队，父亲兼任副总队长，亲自向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不时声泪俱下，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6年6月6日，日本侵略军为达到不战而吞并我国华北地区的目的，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的“联欢”大会。二十九军在平的团以上军官大都应邀出席，日本驻平连以上军官也参加了“联欢”。我方军官对这样的“新鸿门宴”十分警惕。宴会开始不久，一些日本军官假借酒醉，忽而舞蹈，忽而舞刀，大耍其武士道的威风，到会我军军官义愤填膺。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首先跳至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继而打了一套国术，父亲何基沣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跳上桌子高唱了一曲《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在座的我军军官随着激昂的歌声抽出战刀准备舞刀，日本军官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我方也把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顾问松岛等举起来，空气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由宋哲元和松宝孝良相继讲了些“中日亲善”之类的话，气氛才勉强缓和下来，父亲和我方军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了怀仁堂。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不死。1937年初，卢沟桥一带的形势日趋紧张，日军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所谓演习。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去长辛店“演习”，遭到中国守军拒绝。7月7日又荷枪实弹到卢沟桥地区“演习”，气氛异常紧张。父亲何基沣报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冯立即赶回北平，与父亲商议后，向下属下达“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的命令。日军演习完毕，在城北整队，似乎要回营，但实际上调遣兵力，对宛平城取包围攻击之势。夜间，日军一小队长到宛平城东门，无端向我守军提出丢失一名日军士兵，要求入城搜查。被拒绝后，日军中突然响起枪声，紧接着50余名日军便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向城上射击。这就是日本侵略军蓄谋已久挑起的卢沟桥事变的罪恶枪声。当晚父亲从北平城内教场胡同的家中赶赴卢沟桥，他怒不可遏，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还击，师长冯治安通过父亲下达“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的命令。由于我军官兵英勇还击，不仅保住了宛平城，还夺回了被日军攻占的铁路桥和龙王庙。

　　当日军以待援军诡称和谈时，父亲毅然受命与日军谈判，他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军提出的让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的蛮横无理要求，并愤怒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侵略者践踏，要撤出的应该是日本侵略军。日方代表恼羞成怒，拔刀直逼父亲，父亲毫无惧色地掏出手枪与敌对峙，直至敌军官颓丧地放下尖刀，不得不暂时答应双方同时后撤，父亲才昂首阔步率卫队离去。

　　七七事变是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企图吞并全中国的一个关键步骤。当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都在危急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而要“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中共中央还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

　　在二十九军英勇抗敌精神的鼓舞下，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地下党组织的广泛发动组织下，北平以及全国各界爱国群众迅速形成支援二十九军抗战的热潮，北平城内、长辛店、宛平等地区的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冒着炮火硝烟为部队送饭，送弹药，修工事，救护伤员。全国各地发来声援电、慰问信，送来慰问品。父亲当时曾热情接待各地的代表，深受教育，感动万分，并以全国父老的殷切希望教导官兵，增强了将士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坚定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胜利信心。

　　从七七事变发生起，日本侵略者一面以和谈做掩护，一面大批增援军队，战事不断扩大，除用大炮轰击宛平县城和长辛店一带外，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廊坊驻军，逼迫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地区。由于寡不敌众，二十九军伤亡极大，不得不被迫撤离北平。父亲带领官兵完成了掩护兄弟部队撤退任务之后，于7月30日晚间与当地人民群众挥泪痛别。

　　其后，父亲调任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曾率部在子牙河、泊头镇等地数次英勇迎击日本侵略军。在防守大名府的战斗中，父亲指挥官兵顽强作战。日军集中强大兵力、炮火强攻数日，均未攻下。但我军终因弹尽粮绝，没有援兵，伤亡惨重。眼看城池难保，但父亲视死如归，定要与日军决一死战，誓与大名府共存亡。官兵们硬把他架上马背撤出战斗。父亲目睹国土沦陷，官兵伤亡，悲痛万分，他仇恨满腔地留下“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言而拔枪自戕，多亏卫士拦阻，但身受重伤，左臂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父亲在伤痛和苦闷彷徨之中，四处寻找救国之路。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派人与父亲联系。在武汉，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并于1938年1月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会晤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使父亲受到深刻的教育，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父亲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于次年1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父亲从延安返回后，仍到国民党第七十七军任副军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导这支旧军队，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他一次次地识破蒋介石的反共不抗日阴谋，和新四军通力合作，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和经费。在此期间，曾因叛徒告密，父亲于1940年初被蒋介石召到重庆“受训”。当时父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给母亲发去电报，让母亲携我们的哥哥速去重庆。在重庆的三个月中，父亲以抗日爱国无罪的凛然正气，胸怀坦荡，痛快淋漓地回答了各种审问，使审问者无隙可乘。最后在党组织和一些开明人士的营救下，蒋介石只得将父亲放回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在我国领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父亲浴血抗战八年，我们一家老小也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无暇顾及亲人，将外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送到千里以外的大后方──四川成都。当时我们兄妹三人均为婴幼孩童，一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在武汉乘轮船时，还未启航，即遭日机轰炸，顿时燃起熊熊大火，哭声、喊声乱作一团，船上很多妇女儿童都跳入大江丧命，我们被人从甲板上举下算是死里逃生。在四川成都上小学，整天战战兢兢，随时要防日机轰炸，孩子们都不敢穿色彩艳丽些和浅色的衣服，就怕暴露了目标。抗战八年中，两三岁离开父亲的我们，没有见过几次父亲的面，但在幼小的心灵里，我们都知道父亲是在前线打击日军。思念父亲时，常常是在晚饭后和母亲围坐在院中，唱起激昂壮烈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盼望着早一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早一天见到父亲，全家团聚。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仍在国民党七十七军中任职。他不顾伤病之躯，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甚至没有片刻时间和他最心爱的两个女儿──我们说上几句话。直到我们回北京后才知道父亲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紧张地准备着淮海战役中起义大举。父亲与张克侠将军终于在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领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揭开了序幕，给蒋家王朝一个沉重打击，为解放全中国立了新功。

　　父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还表现在他晚年不居功自傲。不顾年老体衰，在水利、农业战线勤恳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次在视察河北大水灾后胃病发作，不得不切除大半个胃。

　　父亲一生征战南北，很少能和子女团聚，但却经常不忘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为了让我们懂得历史，父亲用星期日休息时间一字一句地为我们讲解《古文观止》。家中房屋破旧了，父亲自己动手修理。当我们看到他那布满青筋、在战争中致残的双手拿着刷子、提着油漆桶仔细地油刷门窗时，我们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父亲能把蒋介石给他的“安抚费”200两黄金拿出来用于起义，却不愿出少许钱请工人修理旧房。

　　父亲始终关心着祖国的统一，怀念在台湾的故旧，晚年他不能亲自为对台广播写稿时，也要哥哥和我们代他起草。

　　我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以父亲为终生的榜样，在我们的晚年发挥余热，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对子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不愧为民族英雄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