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1881-1945),字汉声,湖北房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早年办报宣传革命思想,启发民智。武昌首义时入都督府参谋战事。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与袁国纪等主持筹组民政部。为申明军纪,以黎元洪名义颁布《刑赏令》及军令8条,以铁面无私闻名,被拥立为总稽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高等顾问,后被选为国会议员。1912年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历次讨袁、护法等活动。1923年,高振霄受孙中山派遣到上海洪帮,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北洋军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振霄感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破坏殆尽,遂远离政界,赴汉冶萍公司投身“实业救国”运动,直至抗战爆发。高振霄虽身为洪帮老大,但颇有名士气节,思想上倾向进步,上海各界称他“清高自赏,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投身抗日救亡,有言有行
抗战爆发前,祖父高振霄曾积极响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的“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祖父非常感到欣慰,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愿意为抗战贡献力量”。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21日,作为洪帮“五圣山副总山主”的祖父马上和“总山主”向松坡致电声援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电称“君等抗战,忠勇激发,无忝于我民族英雄之本色”,同时表示愿意“率海内素以保障民族为职志之在乡健儿,请缨政府,群起与彼周旋,粉身碎骨,亦所弗辞”。次日,两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并称“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同时开始着手整顿会众,准备参加抗战。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祖父与向松波动用社会关系,积极支持配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七君子”的营救工作。在“七君子”被释放后,祖父特意设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并公开表示支持“救国会”运动,“愿为扩大救亡运动声势做出贡献”。
随着战事扩大,向松坡撤去武汉,祖父接任“五圣山总山主”并着手一些难民安置工作。考虑到祖父已经年近六十,又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曾多次派人到家动员他向大后方撤退,但祖父执意不肯。家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到了大后方虽然安全,但是可以用于支援抗战的关系全没了,不能只在抗战中做寓公啊。
祖父的抗日爱国言论和行动为侵略者所忌恨。上海沦陷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日军官兵公然违背租界保护条例,闯入位于法租界的祖父家里大肆搜查,并将祖父强行带走。在日军兵营,他们严刑拷打,威逼祖父供出和他接触过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志士的所在。祖父不惧淫威,和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多方营救,三周后祖父被释放。
参加策反工作,勇救文强
日军占领上海后,国民政府派文强到上海租界,建立“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祖父欣然接受其邀请,加入抗日策反委员会,出任委员,从事对伪军的策反工作。一天,文强就被他的策反对象——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请”到百乐门饭店。在饭店里,文强发觉丁锡山反常,乘丁不注意,抢了他的手枪,但被丁的手下团团围住。正在这时,祖父和另一位洪帮大佬龚春圃突然闯入现场。龚春圃也是“策反委员”。那天,祖父和他听说丁锡山要来百乐门饭店,也赶来这里准备对丁策反,谁知竟碰到了这种场面。鉴于祖父和龚春圃的洪帮“辈分”,小喽啰们四面散开。祖父大步走到丁锡山面前,抓住丁锡山,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打过后,祖父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跪在祖父他们面前,痛哭流涕地连连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老大宽恕。祖父又对丁说:“赶快让你的部下送文先生上汽车,不然你就活不成了。”说完与龚春圃左右夹起文强,快速离开了百乐门酒店。据说,这件事让丁锡山确实感到了震撼,并促使他后来率部反正。
响应中共号召,支援抗战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为准备建立革命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在江苏省成立了省军委,从延安调到上海的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陈家康任委员。为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共江苏省军委决定与思想上倾向中共抗日主张的祖父、向松坡等人加强统战合作,同时利用洪帮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经组织上批准后,张执一找到祖父。祖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的观点,把张执一、陈家康介绍给向松坡等洪帮首领,还安排他们在家中多次会晤。
经过祖父的引荐、说服,向松坡表示愿意联共抗日,祖父和向松坡的居所也因此成为中共人士的重要联络点。不久,祖父和向松坡帮助陈家康、张执一等取得了洪帮身份,让他们利用其身份深入群众进行抗战宣传,壮大抗日力量。同时,祖父还同意张执一等人对洪帮高阶层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并听从张执一等人的建议,积极配合支援上海各项抗日救亡运动。此举客观上扩大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影响。祖父与向松坡领导的洪帮抗日组织也成为上海、江苏地区帮助、配合共产党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张爱萍、张执一、陈家康等人组织推动建立抗战游击队时,也得到了祖父、向松坡等人的支持、资助。1942年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祖父先后营救了包括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12名共产党青年等大批中共干部及抗日志士,并购置了棉衣、药品两船,送到苏北根据地。
拒绝出任伪职,以死抗争
日伪对祖父恨之入骨,但迫于其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不敢对他贸然下手,企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让祖父加入汪伪政权,甚至不惜开出了“上海市长”的高价,但均遭严词拒绝。1943年中的一天,一名日军驻上海“头目”带领随从十几人,抬着一大箱装有金银珠宝的重礼前来“拜访”。说他们代表“皇军和汪主席请高先生出山,做一些事”。祖父不卑不亢地答道:“非常对不起,我身体不好,不能再出山做事了。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我现在年事已高,也用不着了,请把这些全部带回去吧。”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祖父已经退入后堂,把对方“晾”在那里。
1945年3月,距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祖父再次接到日伪赴宴的“邀请”,家人都劝他不要去,但祖父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我胆怯”,还是去了。席间,日伪头目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祖父出任伪政权要职。祖父非常愤怒,在席上说:中国的事情岂能听从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伪头目先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尔后向祖父“敬酒”,祖父虽心知肚明,但坦然接受。回家后,祖父觉得腹部胀痛,家人要请医生,被他拦住,并告诉家人“不要通知任何人”。这样,在盘腿打坐中,祖父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后,他的遗体被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安葬于万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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