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场烽火岁月中，曾生是我军将领中颇为特殊的一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少年归国的“华侨”，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一天军校没上过，却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场上锤炼成威名赫赫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曾生之子曾德平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讲述父亲抗战往事
1944年，在深圳坪山，曾生（左二）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合影。曾德平 供图
东江纵队频频向广九线上的日军出击，使广九铁路不能正常通车。图为东江纵队部分指战员。广东省档案馆供图
杨奇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摄
旗 帜
一张1944年摄于深圳的老照片，记录了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的一段传奇经历。照片中，与他微笑握手的是美国飞行员克尔。当时的克尔刚经历了一场“虎口脱险”，将他从日军围追中解救的，正是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
在抗日战场烽火岁月中，曾生是我军将领中颇为特殊的一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少年归国的“华侨”，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一天军校没上过，却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场上锤炼成威名赫赫的东江纵队司令员，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听他讲述归侨将军曾生的抗战往事。
●南方日报记者 刘冠南 实习生 王格
参加“一二·九”运动捣毁不准抗日的教育厅
曾生是广东惠阳（今深圳坪山）人，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客家妇女。1928年，曾生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中专部毕业，随父亲回国。
1929年9月，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广东军阀陈济棠乱抓乱捕，把曾生投进了监狱。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出狱后，曾生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就读，同时阅读进步书刊，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曾生担任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带领学生、市民2万余人游行示威，愤怒的游行队伍捣毁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1948年，毛泽东对首次见到的曾生说：“你们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
1936年，曾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遭当局通缉，被迫潜往香港。他在那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并募捐钱物。
投笔从戎组建游击队为部队变卖所有家产
曾德平感慨地说，在南粤抗日军民中，有一个特殊的归侨群体，他们没有躲避战乱远走他乡，而是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救亡战斗中，其中很多人献出了生命。
曾德平回忆，爷爷曾是外国商船的海员，并在澳洲定居。曾生避难香港时，也子承父业干过海员工作，并创办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使之成为一支特殊的抗日力量。
“爷爷做海员时辛苦攒下了一些积蓄，回国后在老家购置了10多亩土地。可游击队组建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父亲说服母亲，将土地全部变卖了。”曾德平追忆说，1938年冬，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南粤地区相继沦陷。党组织指示曾生即刻从香港回到东江地区，迅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在回忆家人时，曾德平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母亲、我舅舅、我大姐、还有阿姨……全家都在东江纵队参加了抗日斗争。”
曾德平说，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无数举家参加抗日的爱国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无私援助。
“比如‘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她和七个子女从香港回来参加抗日部队，其中有3个儿子参加到我父亲的部队。”曾德平举例说，李淑桓后来被捕，她坚决不供出游击队情报，被敌杀害。李淑桓家其他人也在抗战期间相继英勇牺牲。
组织香港大营救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
为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按照中央指示，曾生负责组织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东江纵队胜利完成任务，营救出来的有800多名，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戈宝权、千家驹等，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获救之后，邹韬奋为曾生及东江游击队写了一条幅“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并在一旁题识曰：“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拯救飞虎队飞行员开辟“飞行员安全通道”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奉命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不幸被日军击中战机，克尔被迫跳伞落入敌占区。驻香港日军立刻展开搜捕。
双脚已被烧伤的克尔，首先被东江纵队小交通员李石找到。东江纵队迅速组织营救，先是派出翻译和医疗人员，随后又派出精锐力量，历尽艰险，将克尔转移到深圳坪山。
曾德平在向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提到父亲讲过的一个感人细节：“李石身上仅有几毛利是钱，自己都舍不得用，但是他把克尔藏好后，再回去时就用仅有的钱买了几个糖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
抗战期间，除克尔外，东江纵队还救过多位美军飞行员，其中有8人寄回了感谢信。另据文献记载，在曾生的领导下，东江纵队通过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
东江纵队与美军由此建立密切的交往，并且经上报党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示同意，双方建立了秘密情报站，游击队通过秘密电台向美军太平洋舰队提供了一批重要情报。该情报站得到陈纳德将军和驻华美军司令部的赞誉，他们在电报中称赞说，“（情报）质与量都非常优秀”、“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曾德平告诉记者，1977年，克尔因病去世，他留下了自己的日记、当年与东纵战士的合影、东纵坪山司令部赠送的锦旗等遗物，交托妻子好好珍藏。2008年，克尔的妻子即将告别人世之际，她将遗物托付给两个儿子，并嘱咐他们来中国寻找恩人。
“后来这许多照片，就是克尔的儿子戴维从美国来到中国与我会面时赠送给我的。”曾德平向记者展示了一批珍贵的抗战老照片。父辈曾共同为着正义的信念而战斗，也让双方后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率领“东纵”威震敌后接受广东日军投降
曾德平感慨道，东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孤悬华南敌后的异常艰难情形下，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据战后统计，东纵先后作战1400多次，歼敌9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1万人，武装民兵1.2万人，最终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
党史资料记载，东江纵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和一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8月15日，曾生将军被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接受在粤日军投降。
曾生为东江纵队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发展华南敌后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十大元帅和一批将军，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档案
曾生：1910年生，1995年去世。原名曾振华，深圳市（原惠阳县）坪山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推举为中山大学学员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东江纵队司令员。1945年8月15日，曾生被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接受在广东的日军投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生先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口 述
广东老报人杨奇：
日伪顽三面夹击下
住茅棚蹲山洞出报
已经93岁高龄的杨奇对于烽火岁月的记忆犹新，旁人看来的小细节，他也记得非常清楚。他对抗战期间在东江创办的《前进报》，有着特殊的情结。他说：“最为艰难惊险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
在伪军重要据点编辑抗日报纸
问：《前进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当时的环境怎样？
答：日本法西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广东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抗日游击队总队，并决定出版一份代表司令部、政治部发言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我任社长。
《前进报》一诞生，就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环境中。那时候，部队活动的地区还很窄小，报社并无固定地址，战友们背负着沉重的出版工具，在宝安、东莞一带辗转流动。有时住茅棚、有时蹲山洞。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当作桌子，进行撰稿、刻写蜡纸、油印出版。
1943年，东江纵队连续打击敌人取得光辉成果，而日军为了巩固广九铁路以及莞太、莞障两条公路的据点，出动了“久留米师团”的一部，又纠集了驻守在东莞县城、石龙、虎门等地的日伪军共约9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向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所谓万人“扫荡”。这一年《前进报》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莞抗日根据地出版。为了避开敌人的“扫荡”，曾经将编辑室潜入伪军重要据点的厚街镇，而将油印室设在附近的双岗村，编好的稿件和版面，是由地下党员王培兴的老母亲带去双岗村出版的。随后，又曾经将报社转移到桥头乡和所谓“和平区”的河田乡去。
问：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出报，您和其他同志肯定做了不少工作吧。
答：是的。1942年5月，国民党187师进攻游击区，报社奉命转移，越过日军封锁的深圳河，到了香港，在大埔圩林村的一处黄蜂寨山上安定下来了，但由于远离领导，军需处无法供应纸张油墨，为了坚持出版，我在和报社同志们商量之后，决定冒险到香港市区去找亲友帮助。
我化装成小学教师，手里拿着一份汉奸报纸《南华日报》，混在一般旅客中，从大埔圩乘火车到九龙去。经过日军的岗哨检查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汉奸报纸里面，竟然夹着东纵出版的《前进报》。
正是依靠这份《前进报》，亲友们大为赞叹，因而资助了一笔钱，得以成功购买一批白报纸。我把它切成四开张，作为货物运回大埔圩，再由驻地的农民妇女在夜间挑回林村，最后由报社的同志背上山去，这才使得报纸得以继续出版。
到敌占区采购纸墨一路惊心动魂
问：在日伪地区办《前进报》，您都遭遇了哪些危险经历？
答：在东莞地区出报期间，我曾经由一个“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带路，从厚街乘船到敌占的广州市采购纸张油墨，事先约好，他先行，我跟着，装作互不相识。开船以后，我叫了一碟排骨饭，吃完付钱的时候，船上的伙计却说“有人替你付了”，我很纳闷，我对他说，我是路过东莞办货的，船上并没有朋友，可能认错人，请他照收饭钱。但他离开一会再回来时，无论如何不肯收，也不肯告诉我是谁请吃的。
这一来弄得我坐卧不安。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作了最坏的打算，包括上船时万一被捕怎样应付等等。但是，直到上岸离开码头时，仍然一路平安，太平无事。即便如此，上岸之后，我仍然不敢直接去政治部杨康华主任介绍的地方，先找一家咖啡室坐下，观察了一会儿才付账出门，马上登上门口的黄包车，在肯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才在泰康路借口下车，步行到和平制药厂，找高华同志取得联系。不过，对船上被招待吃饭一事，我始终想不通。
第二天，我赶快买了一大批玉扣纸，坐上另一艘船回到厚街，立即写信向杨主任报告一切，不久，才知道原来在船上招待我吃饭又不愿露面的人，是邬强、卢伟如支队的一个姓麦的“小鬼”。他是当地人，为了赡养父母而离开了部队，到了轮渡厨房工作。因为我到过邬强支队多次，所以他认得出我这个乔装的“行商”。他当然没有想到，出于好意请我吃一碟饭，却使我虚惊了一场。
时 间：2015年4月13日
地 点：杨奇家中
采 写：南方日报记者 骆骁骅 曹斯
人物简介
杨奇，1922年出生，194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并担任《文艺青年》半月刊主编。1941年初，因揭露新四军被突袭真相，遭到国民党多方迫害，《文艺青年》被迫停刊，杨奇旋即奉命到广东游击区办报，先后任《东江民报》主编、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抗战后赴港参与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解放后曾担任《南方日报》副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大公报》社长，1992年离休。
记者手记
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人民
采写此文时，翻看抗战烽火中一张张老照片，看得眼眶发热，内心激荡。
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副副坚毅的面庞，那一节节光辉的战斗诗篇，穿透岁月的尘封，仿佛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却从来不愿展现自己个人。”曾德平先生这样说。
曾生和杨奇他们走过的家国之路，波澜壮阔。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这是抗日军民共同坚守着的家国情怀。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岁月，曾生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与敌厮杀奋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系列胜利。
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人民。尽管硝烟已经散去，但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抗战的一幕幕场景依然鲜活，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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