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高双成
来源：陕西政协网 作者：高凌云   2023-06-05 10:26:20

　　高双成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驻扎在陕北榆林的86师师长。他与同样驻守在榆林的邓宝珊一道，积极联合陕甘宁边区团结抗日，成为陕北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本文为高双成之子高凌云对父亲驻守榆林、投身抗日那段经历的回忆。

　　我是陕西渭南人，1918年生。1980年5月，经时任民革陕西省委会主委谈维煦、副主委胡景通的介绍，加入了民革。我毕业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军人，一直在父亲的部队工作。

　　我的父亲名叫高双成，同盟会会员，年轻的时候在蒲城从军，跟了陕西镇守使井岳秀。井岳秀是陕西蒲城人，是近代陕西一个有名的军阀，外号“榆林王”。井岳秀在家中排行老十，人称“井十”，他的十一弟叫井勿幕，是陕西同盟会著名领导人之一。受胞弟影响，井岳秀也加入了同盟会。

　　1924年北京政变后，井岳秀被冯玉祥任命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20世纪30年代，担任了86师师长。父亲开始担任的是排长，后来当了井岳秀的卫队营长、骑兵团长、旅长。1935年冬，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父亲阅读后深受影响，他拥护统一战线，支持团结抗日，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开始怀疑、不满，因此在自己的防区竭力避免与红军摩擦。

　　1936年2月1日，井岳秀因手枪走火逝世，父亲继任了86师师长。西安事变时，杨虎城曾致电父亲征询对扣蒋的意见，父亲表示“应和平解决，不要再起战端”，反内战的信心由此可见。随后，父亲与中共中央代表周小舟在榆林会谈，双方达成了榆林和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1938年，86师奉命扩编成第22军，父亲担任了军长，最后任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兼警备司令，父亲的军队多次粉碎进犯当地的日军及伪军，同时跟中共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与延安方面频繁函电，有效避免了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保持了和平相处的默契。八路军王震先后两次到榆林访问，贺龙也曾把缴获的两把日军军刀分赠予父亲及榆林的邓宝珊将军。双方在经济上也互相关照。1943年榆林用粮困难，父亲派人到陕甘宁边区采购，边区提供了优惠的粮食价格，还专门派人去榆林售粮2000余石，有效解决了22军以及榆林民众的用粮困难问题，对于需要从国统区采购军需民用短缺物资的陕甘宁边区贸易人员，父亲的22军也给予了许多同行的方便。

　　20世纪40年代，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时期还不断发起的反共高潮，父亲拒绝执行，还给八路军暗示，中共对父亲以抗日为大局的义举给予了高度好评。1942年，朱德曾说过：“高双成从战士到军长，虽是行伍出身，但也有远见，是有正义感的一个军人，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1945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毛泽东还下了指示，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致祭吊唁，挽联上书：“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报悼善邻。”这个在新闻宣传报道中都能看到。

　　在父亲的部队，我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后来慢慢当上上尉参谋、中校、副团长，最高到中校副团长，父亲有意不让我当团长，认为这对培养我有好处。所以，在他生前，我一直没有当过团长。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我很怕他。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进军，归绥和晋北也相继沦陷，驻扎在榆林地区的父亲的部队就被推到抗战最前线，与敌伪军隔黄河相对峙。父亲的这支部队，官兵大多是行伍出身，只有少数接受过正规军事学校的训练，是典型的“杂牌”部队，极受蒋介石的歧视，待遇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装备极差，平时就是在操场上进行制式教练，没有战斗教练。与我同期入伍的一个人是军校骑兵专业毕业的，因此部队设立了一个骑兵队。有鉴于此，父亲于1937年冬开始筹办了86师教育团，自兼团长，教育团由军校毕业的和军校高等教育班、军官训练团毕业的军官充任，负责训练工作，每期一个月，训练安排很紧张。1937年下半年，我进入教育团第一期受训，受训之后又被父亲送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政训班第一期受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南京沦陷后，武汉是当时全国抗战中心。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一致、全民抗战的高潮下，许多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以及海外华侨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投笔从戎。各部队需要建立政工机构，更需要大量干部， “战干团”由此诞生，团长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陈立夫讲过课，中共的叶剑英也作过报告，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国共合作产物，我在里面学习了四个月。

　　“战干团”的教员绝大多数是军校出身，有的还曾在海外留过学，只有极少数出身行伍，知识经验都比较丰富，强调所谓“开明专政，绝对服从”，对学生的管理、训练都十分严格，比黄埔军校的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些学员无不服装整齐，精神饱满，讲礼貌、守规矩、军风军纪很好，为人们所称道。结业前，我联系了十几位救亡青年，动员他们到榆林工作，以此加强榆林方面的力量。

　　回到部队，适值教育团第三期开办，我被任命为教育副官，担任内务规划、陆军礼节等学科的讲课。1940年1月，经家里允许，我考进黄埔军校十七期二总队，1941年底毕业。我那个学校在四川铜梁。黄埔军校的本队有三个总队，一总队和三总队在成都，二总队在铜梁。有个同学叫李赣驹，他在第九队，属于第三总队，我在第六队，属于第二总队。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但由于两个总队距离比较远，读书期间接触次数不多，解放前，他曾邀我到他家里做客，见到了他的父亲——李烈钧。后来他定居上海，我定居陕西，我们都曾到北京黄埔同学会开会，接触的次数很多。我还到上海常常去看他。

　　毕业后，我回到父亲的部队，担任了下级军官，同时联系了本期毕业的同学三十多人同来榆林。此时86师已扩编为22军，担任军长的父亲看到我带回这么多军校学生，很高兴，便决定举办干部训练班，自兼班主任。训练班设了一个总队，我被任命为第一期总队副，到第二、三期时又担任总队长。总队下设学员一队(连/排长)、学兵两个队(上/中/下士/优秀/上等兵)，每队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每队约120余人。另设骑兵一个队，还有机关枪、迫击炮等重兵器连队的班。无论是86师教育团还是22军干部训练班，宗旨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给部队造就一大批骨干力量，提高部队战斗力，抗击日本侵略者。

　　父亲对训练班是非常重视的，每期都给班上的学员、学兵作一到两次的精神讲话，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讲话的内容主要围绕抗日、安民与陕甘宁边区和睦相处这一中心，鼓励学员、学兵要吃苦耐劳，学好本领，准备开赴前线抗击日本军队。经过训练的学员学兵，思想觉悟、演练操作等都有了进步与提升，返回部队后，不少人被提升为连、排长，成为部队的骨干，他们还把所学的军事技术、知识再教传给广大士兵，22军的部队素质逐渐就有了改变。其后的几年，在与日伪军数十次战斗中，22军的战斗力明显得到了提升，这些受训后的官兵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以劣势的武装阻击了敌人的进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部队时候，我跟国民党一些重要的军政人物都有来往，一个是胡宗南，父亲去世之前他派西安的高级医生到榆林为父亲看病，父亲去世后，蒋介石还派胡宗南到榆林来吊唁，胡宗南当时驻守西安，每次到西安，我都会去看望胡宗南，他送过我一支勃朗宁手枪。第二个是马鸿逵，我从西安回榆林会经过宁夏，都会去看他，马鸿逵请我吃饭，我们谈加强团结的事情，他给我父亲送了一匹贺兰马，由我带回去转交，还送给我一块贺兰砚台以及一块宁夏生产的毛毯。第三个是傅作义，两次榆林战役之前，傅作义都要来榆林在邓宝珊的总司令部召集22军的几个团长商谈，我也参加过接见。第四个是马占山。抗战时期马占山曾到过榆林，住在红石峡那里，每周都会进城跟父亲商谈、吃饭、打麻将。

　　1949年5月，我经历了榆林22军起义。就我所知，榆林是和平解放的，解放方式不同于北平和平解放，也与绥远和平解放不同。国民党榆林部队于1949年5月初派出代表去延安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进行和谈，当月下旬就带着延安方面的代表团回到榆林和谈协议并签字，前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的前后，榆林部队内部曾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激烈斗争，我亲历了这一过程。

　　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去世，副军长左世允继任22军军长职位，我担任了86师257团团长，左在抗战期间于绥远一带对日作战，立下过战功。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西北局加强了对榆林方面的统战工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