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曾在山东省蓬莱县驻防的梁立柱将军
来源：文 / 梁子筠   2025-10-09 15:51:13

▲梁立柱像

　　父亲梁立柱，字巨擎，1900年出生在河北省威县农村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父亲自幼聪敏好学，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县立初等师范。他在学校除接受一些封建礼教、文化知识以外，较多的则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育，从此中山先生便成为父亲一生中最崇拜、最景仰的伟大人物。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他懂得了中国贫穷落后以及外国人敢于欺侮的原因，爱国思想渐渐产生。他立志为救国救民作一番事业，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父亲怀抱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理想，在学校宣传中山先生及三民主义，以期起到传播知识、唤起民众、抵御外侮、改造国家的作用。但是两年过去，他看到教育救国甚不现实，痛观军阀混战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父亲改变了教育救国的初衷，决定投笔从戎，外出当兵，作救国救民的爱国军人。乃于1918年辞去教职，只身步行数百里来到北京。但因投军无门，无奈在北京当了黄包车夫，苦度岁月。

　　1921年，奉军在北京招兵，父亲从戎心切，投军奉系，后为刘珍年部，历任班、排、连、营、团长，旅参谋长、旅长、副师长、军参谋长、师长。

　　1928年9月，在山东烟台，父亲与刘珍年将军秘密协商后，率部通电，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后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协助刘珍年在胶东彻底击败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军阀张宗昌，并创立了在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5000精兵打垮张宗昌的号称数万之众）的战例。1929年，暂一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父亲仍任该军第二师中将师长。1930年，17军缩编为中国陆军第二十一师，父亲任该师第二旅旅长及驻蓬莱地区守将（后升任该师中将师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一再要求率部出关抗击日寇，均未获准。1932年春，日舰无理要求在蓬莱登陆，遭到父亲的严厉拒绝，严阵以待，迫使日舰快快离去，此举长了中国守军的志气，灭了日军的威风。在他戎马倥偬的20多年中，最后8年的军旅生涯是在全民族抗战中度过的。

　　1935年冬，蒋介石特批父亲带中将军衔入南京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学习。当时他已35岁，是年龄最大、官职军衔最高、资历最深的少数几位同学之一，加之他待人宽厚，同学们多称他为大哥。同班同学及同期好友中，现在台湾的有范湖（现任台湾邮政局顾问）、陈瑞鼎、介景和、田步伦、魏惜言等。在大陆的则有赵子立、杨伯涛、张文心、黎天荣等。

　　1938年暑期，父亲陆大毕业被分配到军政部任中将部附。当时抗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他按捺不住那抗日的激情，接连几次向上级要求，要到抗日战场上去。他还写道：“以牙还牙战日寇，以血还血报国仇。今日请缨上战场，不败日军不回头。”当他的请求获准之际，又挥毫写了“血染征袍胆气豪，敢将敌首试吾刀。光复河山偿夙愿，拚得头颅报同胞”的诗句。其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胆量、气魄和信心。今天读来，仍旧动人心魄。

　　1939年底，父亲来到绥远抗日战线的傅作义将军部队。为显示他抗日义无反顾的决心，他到达绥远不久，即将我们全家老幼病残从大后方搬到距前线不远的宁夏石嘴山镇居住。父亲赴绥时，蒋介石给他的手令是到傅部任军长职务。但傅将军告诉他，军长已有任命，他只能任副军长或师长职务。如觉得不妥。可回复蒋委员长另行委派。父亲说：“我来这里完全是为抗日救国，不是来争官阶的，只要能打日寇，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傅将军为父亲赤诚抗日之心所感动，决定把一个他很不放心的步兵暂十师交给父亲指挥。父亲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这个师因前任师长突然逃走，情况复杂，军心浮动，形同一盘散沙。父亲认为，多教育好一个士兵，就能增加一分打击日寇的力量，他全身心投入整训工作，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滚同爬、言传身教。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混乱的暂十师整训得焕然一新。对此，傅将军倍加赞扬，说父亲为消灭日寇增加了一个师，对抗日救国是一大贡献。

　　不久父亲担任了暂三军副军长兼骑兵第三师师长，率师守卫后套平原的门户——退水渠警戒线。这条警戒线是后套平原的生命线，傅将军总要派精兵轮番守卫。1941年10月，父亲率骑兵来到警戒线阵地，即与日军及汉奸王英部队多次交锋。每次作战，无不缴获敌人武器弹药，带着俘虏胜利而归。尤其激烈的是1942年2月1日的一次战斗，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一小原联队附加一个炮兵中队，乘数10辆汽车，凶猛地扑来，扬言要在半日内消灭警戒线上的骑兵。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从1日晨一直打到2日下午8点，小原联队节节败退。父亲正待组织力量全歼日军之际，汉奸王英匪部却集结大量兵力冲来，企图配合小原联队再次向我警戒线攻击。面对敌众我寡的处境，父亲指挥若定。他组织部队多方向出击，以分散敌人进攻的力量。同时他组织部队顶住王英匪部，使其不能与日军会合，并及时与担任增援的步兵第十七师刘万春将军取得联系。刘万春将军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其第二团火速增援，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抵住了敌军的猖狂进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8日下午，刘万春将军赶到父亲的司令部。经研究，父亲“智追”敌军的战术，刘万春将军赞同了。于是父亲即派骑三师副师长郑海楼率两个骑兵团，于凌晨前绕过黄河北岸，偷袭日军的公庙子村，占领公庙子村后，迅速向退水渠黄河入口处强攻。主阵地得到信号后，步、骑两团立即同时与郑海楼的两个骑兵团呼应前进，夹击日军。战斗按此方案打得顺利但很激烈。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但不幸小腿部位被敌子弹击中，在马上，鲜血顺着他裤腿流到马靴里，父亲竟全然不顾，照样指挥部队。直到整条裤腿都被鲜血浸透时，才被一位团长发现。这位团长当即要喊担架，却被父亲严厉制止了。他说：“我们平时总教育士兵轻伤不下火线，当官的受点伤就要让人抬下去吗？”几名士兵看到这种情景，感动极了，他们高喊着“为师长报仇！为副军长报仇！冲啊！”口号很快传遍阵地，各级官兵士气激昂，猛冲猛杀，最后重创日军。小原联队长率残兵败将，狼狈而逃。他连声惊呼：“骑兵厉害！骑兵厉害！”这次战斗击毙、俘虏日、伪军各百余名，缴获轻重机枪20多挺，弹药几十箱及大量军用物资。但父亲却因当时未来得及包扎伤口，流血过多，致使他在总结会上未讲完话便晕倒在地。经抢救，他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留下了残疾。到后来临终时，他还在抚摸那块伤疤。

　　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傅将军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梁之来我，惜乎晚矣。”他对父亲给予高度评价，视为他的几大抗战将领之一。

　　正当父亲率部紧张地守卫在警戒线时，母亲突然病重，当时父亲已两年多未与母亲见过面了，当他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多么想去探望啊！但当时形势又那么紧张，尽管前线距石嘴山镇家里，只有三四百华里，但父亲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没有回家，他请人给祖父带了信和钱。信中写道：“儿此时在警戒线每天和日寇交火，甚为紧张。后套平原是产粮区，百姓聚集，警戒线如被日军突破，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百姓遭殃受难，后果不堪设想。儿乃守卫警戒线的主官，若因我的离开，日军侵入，儿将何以对待傅将军？何以对待平原父老百姓？家事、国事、抗日事，事有大小主次，万不可颠倒处置。国家事大、抗日事大，军人天职，乃先国家而后家，国破则家亡，儿定与阵地共存，主官当与土兵同在。请父亲代儿请医调治病人，恕儿暂不能回家……。”

　　然而父亲却万未想到，他刚捎了信，母亲就扔下我们5个年幼的姐弟离开了人间。年迈而又偏瘫的祖父带着我们小姐弟5个度日如年，艰难凄惨，而父亲还是顾不上照料我们。他把悲伤埋在心底，昼夜巡视在警戒线上。父亲精于指挥，善于作战，加之以高度的责任心对部队严格训练，一次又一次击败日寇，牢固地守卫住了警戒线。

　　祸不单行。1942年3月，我小弟突患白喉病，因无力抢救，几天后小弟便奄奄一息了。祖父发火了，他给父亲带信问道：“我那一岁多的小孙孙现已性命难保，难道你仍不让他见上一面吗？你若不速归，我要向傅司令报告。”我们姐弟几人也眼巴巴地盼望父亲回家，但父亲还是没有回来。他在回祖父的信中说：“现在河流仍在封冻，日军随时可以使用机械化部队通过坚硬的冰河向我军冲锋，当此战局紧要时刻，儿断然不可离开部队。待天气转暖，儿定回家探望。妻死，子危，我甚难过。然而，家事、国事、抗日事，事有大小主次，万不可颠倒处置，这是儿恪守的准则，是时刻不能忘记的。今与警戒线共存亡，乃儿之本分。您想警戒线如被日寇突破，将有多少一岁多的孩子被日军杀死啊！民族事大，国家事大，抗日事大。家中之事，父亲代为操劳，便是对儿征战沙场，抗日救国之最大支持了。”

　　天气转暖了，冰河开化了，而我那可怜的小弟弟却早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们很埋怨父亲，长大以后明白了事理，又为错怪父亲而内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父亲在不到一年内，失去两个亲人，怎能不难过呢？父亲爱孩子、爱母亲，但他更热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记得父亲回到家时，一进门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扑簌簌往下流眼泪。他怀着凄惨而悲壮的心情写道：“离部（指军政部）赴绥为抗倭，不守家眷卫山河。家事国事抗日事，军人天职先为国。”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的那天，父亲异常激动。他提笔蘸墨写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有感》一首：“八年风雨暗，血染草木腥，庐舍多颓坏，田园长棘荆。日寇恣肆虐，残酷鬼神惊。一朝敌倾覆，日月重光明。天地已改色，四海起欢声。黎民需生息，百业俱待兴。和平建中国，慎勿动刀兵。”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父亲对日寇侵略我国8年中，给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残杀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中华民族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喜悦和热切希望中国不再打仗、百姓不再受刀兵之若，胜利后的中国进行和平建设的真挚的爱国情怀。

　　在守卫警戒线的极其紧张的日月中，父亲不仅失去了妻、儿两个亲人，而且由于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他操劳过度，虽刚逾不惑之年，身体却有了疾患。然而父亲为了实践自己“不打败日寇，决不下抗日战场”的誓言，他对上级、对同事，甚至对家人都隐瞒了病情，顾不上治疗，带病坚守岗位。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终日忙于军务的傅将军发觉。虽然傅将军再三劝促他立即去南京治疗，但是已经太晚了。父亲在艰苦的绥远抗日前线，度过了他一生最宝贵的6年、度过了他与日寇搏斗的6年，也是他一生最后的6年。1946年年初，父亲到达南京。

　　父亲奋斗了几十年后，在生命即将到达尽头之际，终于看到了中国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将把中国引向光明。一天他对叔叔说：“国家再若不强大，外国人照旧欺辱中国，什么事变都可能发生。我看中国的希望在那边（指中国共产党），我如能康复，一定投奔解放区，作救国救民的军人。要记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说罢他要来纸笔，吃力地写了“内战枪声不忍闻，病中消息日纷纭。此身未老雄心在，他日延安再投军。”他写完后还喃喃地说：“强兵……富国……，再……投军，我……怕是赶不上……这一天了，真叫我……死不瞑目啊。”他使劲地喘着，话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叔叔一再呼叫父亲的名字。弥留中的父亲好似听到呼叫，他嘴唇猛然一动，清晰地喊了“努力奋斗救中国”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医生抢救无效，父亲夙愿未偿、溘然长逝。这天正是“九·一八”事变15周年，父亲终年46岁。

　　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作为爱国抗日将领的后代，我被邀请参观座落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我站在卢沟桥头哀吊民族忠魂的时候，心潮起伏，不禁为父亲当年不顾妻死子殇、不顾自家老幼、不顾自己患病，坚守阵地，英勇抗战的爱国精神而自豪。杨成武同志说过：“……任何人只要为祖国、为民族作了有益的事情，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父亲啊，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