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光与滇缅公路上的家国担当
来源：《炎黄春秋》2025年第10期 文/张沁   2025-11-01 16:19:09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滇缅公路这条凝结着数十万筑路人血汗的“生命线”，每一寸路面都体现着不朽的抗战精神。我的曾外叔公王锡光，是修建滇缅公路的参与者与记录者之一。他任龙陵、永平两地县长督修公路期间，为鼓舞民众士气创作的《滇缅公路歌》，在滇西一带广为流传。通过他的修路故事以及这首歌谣，我们得以透过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走进这段滇西儿女共同熔铸的家国记忆。

　　从鹤庆学子到筑路先锋

　　1900年秋，云南省鹤庆县云鹤镇一户人家迎来第5个孩子，父亲为其取名“锡光”，寄望“锡予光明”。王锡光自幼勤学，1920年毕业于云南省立二中。1924年，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政治经济系，成为该系首届学生。毕业时，获云南省政府特准，由学校资助到省外考察。年底返滇后，王锡光任云龙县石门镇井盐场场长，继而考取云南省第一期县长训练班，于1937年3月被委任为龙陵县县长。

大学毕业时的王锡光

　　同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当时，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外援物资通道中断，云南对外交通仅靠法国垄断的滇越铁路，广大地区仍靠驿道运输。一旦滇越铁路被切断，大后方将陷入绝境。于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1937年8月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提出抢修滇缅公路，获得政府支持。云南政府遂严令速修滇缅公路西段。

　　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内联川黔桂康，外通缅甸。云南境内的959.4公里中，下关至畹町西段的547.8公里为全新工程，需翻越横断山脉、跨越湍急江河，而王锡光所辖县境涉及的保龙、龙潞两个路段，地处怒江两岸，修筑尤为艰难。

　　1937年11月，工程开工。次月，国民政府拨款320万元，要求28个县划段包干。王锡光接到限令：5个月修通100多公里路基，3个月完成路面铺设及数百座桥梁、涵洞建设，若延误通车即以军法处置。各路段开工后，王锡光将“一切要政，皆暂缓办”，离开县衙署，驻扎在怒江东岸，与滇缅路上数十万民工共赴时艰。

　　“不是公路是血路”

　　修路过程中，王锡光深感滇缅公路“不仅在历史上有价值，且与现时抗战前途，世界人类和平，关系至深且巨”。为鼓舞筑路民众，纪念这项壮举，他以家乡鹤庆民谣体创作《滇缅公路歌》，其成为工地上广为传唱的“筑路谣”。这首最初名为《公路是血路》的歌谣，以“血路”二字道尽筑路历程的艰难与惨烈。

　　《滇缅公路歌》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裹粮携锄沧潞边，哪管老弱与妇孺；龙永派工各一万，有如蚂蚁搬泰山；蛮烟瘴雨日复日，餐风饮露谁偷闲。总动员，追呼征逐荒园田。褴褛冻饿苦群黎，星月风尘度新年。一段推进又一段，死病相寻受颠连，飞砂走石轰石切，力已竭尽汗已干。伟大工程三百里，几月完成齐苦干。民众力量真魁巍，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千万雄工中外赞。土方竣，铺填桥涵又紧张。可恨天公心不良，朝朝暮暮降沱滂。补倒塌，更难当。违误通车干军法，县令焦急一目茫；力竭声嘶呼民众，辛苦坚忍莫彷徨。非怪功令急如火，为国贤劳罔自伤。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君不见，兽兵到处嗜屠戮，华北华南备耻辱。又不见，华东华中成焦土，牛马奴隶俎上肉。兵员补充战疆场，胜利必须武器强。武器强，还要交通畅。努力打开生命路，出海通达印度洋。国际同情齐援我，军火运输畅通航。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

《滇缅公路歌碑》拓片

　　一难，地段之险，堪比天堑。龙陵段公路沿途悬崖峭壁密布，深谷大江阻隔。施工需“切山坡、就平洋，遇江河、造桥梁”，完成大量土石方工程与桥涵建设，民工需在近乎垂直的山壁上凿石开路，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江底。正如歌谣所唱：“死病相寻受颠连，飞砂走石轰石切。”

　　二难，人力之缺，妇孺老弱齐上阵。滇缅公路修筑采用义务工役制度，龙陵县总人口仅6.6万，却需每日出工7000多人，占全县一半以上劳力。彼时滇西青壮男丁多已参军赴前线，无男性劳力的家庭只得由妇女或儿童出工。亲历者王启鹏回忆：“那时候我10岁，还是小娃娃，就去挖公路了，连我母亲都参加了。”工地上会聚了汉、彝、白、傣等10多个民族的劳工，他们“裹粮携锄沧潞边，哪管老弱与妇孺”。

参与筑路的妇孺老幼

　　为推进工程，王锡光不仅将县衙迁至工地，还要求乡长、镇长驻场督工。面对个别乡保长玩忽职守、挪用民工菜金的行为，他怒不可遏，欲枪毙该保长以儆效尤，被劝阻，改令其将功补过。同时，针对滇西“烟祸”严重的问题，王锡光将禁烟与筑路结合，严令“抓到烟客，统统拉到筑路工地打炮眼”，以缓解劳力匮乏困境。

　　三难，技术之陋，全凭人力搏命。当时的中国缺乏现代筑路机械，民工仅用大锤、火药等工具凿山开石，遇岩石以柴火焚烧爆裂，巨石则需石工悬垂在悬崖上打眼填炸药。铺路的碎石全凭双手敲出，附近河里能搬动的石头几乎被捞光。压路用的石碾，大的需上百人拉，小的也要几十人。如果石碾不慎滚下山坡，又需要重新寻找石料制作。

　　以惠通桥的修建为例，足见修筑之难。该桥始筑于清代，是1935年由爱国华侨梁金山出资建成的钢索吊桥，滇缅公路修建时改建为公路桥。王锡光深知此桥关乎全局，在资金和技术不足的情况下，力邀梁金山再次出资，又聘请国外工程师设计，更亲赴一线督导。修桥所用的钢材、水泥需从缅甸仰光采购，14根200余米的主钢索沉重难运，靠800余名民工分50人一队、两人一组分站钢索两侧扛着横杠，如蜈蚣般在崎岖的山路上挪动。他们翻越高山深谷，穿越500余公里瘴疠小道，耗时两月才将其运抵工地。施工条件亦极恶劣，怒江水流湍急，修桥墩全靠简陋水车昼夜排水，而水泥浇筑后，因峡谷多雨致墩体开裂，养护极难。滇缅公路通车前，这座怒江天堑上的第一座汽车吊桥终于修通，成为公路的咽喉要冲。

　　四难，环境之恶，瘴疠横行。滇缅公路恰好处在滇西瘴气区域，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谭伯英曾描述：“瘴气迷漫，充塞于森林及沼泽之上空……这种毒气在晨昏均升腾至五尺至七尺高，其时疟蚊特别猖獗……凡经其噬者，病皆不起。”当局虽尝试招募医务人员、引进国际研究站防治，但收效甚微。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称，死于劳动伤病和恶性疟疾的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萧乾在其战地通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亦提及“筑梅子箐桥的腾越石工二百，只有一半生还”。王锡光督修的龙陵段，民工伤亡病故达300余人，他的两任秘书杨树清、熊德明都因疫病殉职。肆虐的瘴气挫伤了修路士气，各路段均有工人逃亡。王锡光回忆道：“及至雨季，死者、病者甚众，粮食缺乏，相率逃散。”工人死亡和逃跑导致人力严重短缺，即便龙陵每日有一半人出工，但“时期促迫，虽全体民众动员，亦难如期蒇事”。

　　鸡毛信与记大过

　　滇缅公路作为抗战大后方“输血管”，工程难度举世罕见。云南省政府颁布《非常时期法》，严令各县长官督工，保障工程进度，逾期以军法处置。修路伊始，王锡光便意识到，龙陵一县难以独担重任，遂向省政府呈请邻县协助，腾冲县分修43.8公里，镇康县分修25公里，剩余路段由龙陵县自行负责。

　　1938年3月，王锡光奉命派2000名民工到芒市修筑机场，这样一来，龙陵段民工仅剩3000人。随后，他奉命赶赴保山县参加工程推进会，会议要求土路务必于5月底前抢通。会议结束时，滇缅公路代理督办禄国藩递过一个木匣子，里面赫然是一副锃亮的手铐和一封贴有3根鸡毛的信函，表示若不按期完成筑路工程，县长就自戴手铐赴昆受惩。

　　王锡光立刻带着鸡毛信和手铐找到潞江土司线光天，对他晓以大义、剖析利害，并表示：“若不能按时完成修路任务，我们就一齐去跳潞江！”线光天深受触动，当即派三弟率亲兵督工，并从土司府调拨千箩稻米，以解民工断粮之急。

　　当地有“遮放谷子芒市米，象达姑娘龙陵雨”的民谣，每年5月至8月大雨倾盆。王锡光在歌谣中痛陈“可恨天公心不良，朝朝暮暮降沱滂”，刚修通的土路在雨水冲刷下频频塌方，让铺路工程更加艰难。

　　更让他焦灼的是，部分负责征派民工的官员对民工逃亡现象视若无睹。王锡光又急又气，连续3天粒米未进，甚至生出绝食明志的念头。他心里清楚，战死前线是为光荣，即便像自己的两任秘书那样殉职也算死得其所，但若因工程延误而受军法处置，实在不值。于是，他从潞江东岸奔赴各工段，先斥责渎职者，后不惜“哀哭求之”，“力竭声嘶呼民众，辛苦坚韧莫彷徨”。连日忧愤操劳下，他的左眼失明。

　　《滇缅公路歌》随着筑路过程传唱开来，工人们从一句句“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武器强，还要交通畅”的歌谣中渐渐明白，每一寸凿开的山路，都是“努力打开生命路”的基石，是“驱逐强盗国土复”的希望。

　　1938年8月底，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仅用9个月便实现通车，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条国际陆路通道。同年底，石方铺筑与涵洞修建完工，腾冲、镇康段如期竣工。本应获嘉奖的王锡光，却因个别人员违法乱纪，被以“督工不力”记大过。但他念及各族群众牺牲，毫无怨言。后经调查核实，他调永平县任县长。

　　炸不断的滇缅路

　　1939年3月，王锡光赴任永平县，等待他的仍是修筑滇缅公路的重任。此时公路虽已通车，但因施工仓促，诸多路段不达标，加之日军封锁沿海，改善重修更显紧迫。永平境内78公里路段仅3米宽，弯道急、坡度陡，雨季塌方频发。王锡光将《滇缅公路歌》加以修订，刻录于石碑以激励众人，带领民众攻坚克难，最终将路基拓宽至9米、路面至5.5米。

　　王锡光的另一项核心要务是守护澜沧江上的两座咽喉要道——功果桥和昌淦桥。功果桥于1938年6月建成，但因通行能力不足，当局于次年3月在其上游另建昌淦桥。1940年昌淦桥通车前夕，日军在越南海防登陆并切断滇越铁路，组建“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出动100架飞机大规模轰炸滇缅公路重要桥梁，功果桥与昌淦桥首当其冲。王锡光在给云南省民政厅的报告中提到：“自滇缅路开放后，职县居于要冲，敌机二十余次轰炸云龙功果大桥，经过县属领空飞机达三百余架。”据统计，从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17日，日军出动飞机达192架次，两座桥梁共计遭受16次轰炸。

澜沧江上的昌淦桥

　　面对严峻局势，王锡光成立县防空委员会，宣传防空知识，制定疏散救护办法。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尽管有多枚炮弹落入县境，却未造成重大伤亡。1941年7月，他设征工办事处，组织修建10.8公里高射炮台便道，桥东岸依此建成的高射炮阵地成功击落数架敌机。此外，王锡光还推行配套举措，以适应抗战需要。如成立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建县卫生院，保障民工与民众医疗；调整行政机构，合署办公；开展抗日宣传，征送兵员近500名。

　　在日军轰炸之下，抗战军民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日夜奋战，通过钢索吊货、浮筏浮桥渡运等方式，确保军需物资顺利运输。至1942年5月日军占领滇西前，除英国曾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外，公路仅被阻碍通车13天10小时15分钟，被誉为“炸不断的滇缅公路”。

　　1949年4月，时任驻大理保安第二旅秘书的王锡光毅然随军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950年，因病返回昆明治疗，次年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任玉溪一中文史教员。1958年王锡光病逝。他一生为人正直俭朴，4个子女均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