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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将军”张治中 国家兴亡,英雄有责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2015-09-25 11:06:46

  

  1946年3月4日下午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欢迎。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林伯渠

  父亲的抗战 1937年至1945年,国军予正面战场发动大会战22次、战役1117次、普通战斗28931次。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他们用鲜血向世人证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征服中华民族!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这里我们找到了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女儿张素久、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何其忱的女儿何方渝讲述他们所了解父亲的抗战。

  文 张素久

  2015年8月15日,即将迎来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七十年前的中国,经历了一段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中华民族的劳苦大众,度过了一段无比艰难困苦的岁月。山河破碎,国土焦灼,妻离子散,人亡家破。在民族兴亡的历史关头,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始了英勇的抗日战争。清代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拯庶民于乱世,天下兴亡,英雄更应有责!张治中,就是这千千万万个抗日英雄中的一个。

  我的父亲张治中,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贫寒,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在辞去杂货店工作后,他到扬州考入了警察教练所,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警察。

  战斗在抗日斗争最前沿的抗日将领

  武昌起义后,父亲趁着这股革命的热潮赶往上海,参加了上海的学生军,准备北伐。当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创建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父亲参加的这支学生军后来奉命到南京,并入陆军军官学校,改编为陆军入伍生团。父亲被编入该团第一营。军校的这段学习生活,奠定了父亲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也使他萌生了做一名职业军人,为国打仗为民捐躯的思想。

  1912年,父亲到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学习,毕业以后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17年,孙中山率领海军,树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父亲决心到广东去,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在这个时期,父亲的政治思想开始倾向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科学运动,对父亲的人生观和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父亲在这个时期赴上海读书,接触了早期革命进步人士陈独秀、瞿秋白,以及早期的国民党人于右任等,亲自聆听了他们许多积极进步思想的教诲。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父亲应蒋介石邀请,担任黄埔军事研究会委员,12月赴黄埔军校正式任职,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次年1月任入伍生队总队队副,同年4月任代总队长,五年以后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期间,父亲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先生。周恩来先生成为共产党人中最为我父亲敬重的朋友。

  “宁汉分裂”之后,父亲的内心非常痛苦,为此,他于1928年去欧洲,开始了八个月的游历欧美。这段时间虽然很短,但使父亲开拓了政治视野,他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这一次游历欧美,虽然匆匆八个月,但是看到的很多,同时感触也深,对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影响。我看到欧美各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说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也有不少的弱点,我才觉得只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但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是一个改造世界的完善的原则。但我又看到欧美各国的富强情形,认为如果我国不能富强,就不能立足于这样竞争剧烈的世界,所以首先必须讲求富强之道”。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却使热爱和平的父亲不得不重披战袍,奔赴疆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冲到了抗战的最前线。他以第五军军长的身份参加了淞沪“一·二八”抗战,以后又被委任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了淞沪“八·一三”抗战。成为无数冲锋陷阵,战斗在斗争最前沿的抗日将领。

  “牺牲精神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一·二八淞沪会战”,是日本侵略军继“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打开南下中国的通道,进而霸占全中国而发起的侵华战事。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浴血抗战中,第一次正面的,大规模的抗敌战役。它真正揭开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认识到,上海是日本海军南进的重要一站。在淞沪“一·二八”之战中,日本投入了九万人,80余艘军舰,300辆坦克。中国则调动了近五万兵力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历史上把“一·二八”事变作为淞沪会战的开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以所谓的“日本僧人被殴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对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进攻。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国难当头,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并向全国发出通电:“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调动散驻在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合并成为第五军,任命主动前来请缨参战的我的父亲张治中为军长,奔赴上海。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第五军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

  就在大战前夕的2月15日深夜,我父亲起身打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誓言以身报国。遗书中他写道:“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把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一·二八”事变之初,日军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156旅,在宪兵第16团主动配合下,打退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缓兵待援。2月2日,日军改派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幸一,并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日军。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依托吴淞要塞与日军激战,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以待援兵。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改派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2月14日增调陆军第9师参战。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张治中和蔡廷锴严词拒绝。

  20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面对奋勇反抗的中国军民,日方费时近一月,三次更换指挥,占沪企图仍未得逞。日方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改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统一指挥司令官。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尽管第五军和十九路军英勇抗敌,但得不到强大的后援支持。为避免陷入包围的困境,我军不得已撤退。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第一次淞沪会战结束。

  “一·二八”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抵御外辱,保卫家园的斗争精神。这次战役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日本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阴谋,迫使日军四次更换指挥官,承受了重大伤亡,鼓舞了各界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

  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蒋介石多年忙于围剿红军,在抗日上消极被动。但是“一·二八事件”对他触动亦大。加之当时国民党内一些爱国的和有远见的将领,对上海可能受到日军再次打击做出正确的判断,我的父亲张治中对蒋介石不断进言建议。他根据上海几乎无防可言的严峻现实,建议蒋介石组织一支部队,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才能够以优势兵力快速突击上海。他还详细地陈述了兵力配备的规模,后援军需的囤积地点,各部队驻防位置等。蒋介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取了各种意见和建议,并任命我父亲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任命之前,父亲尚在青岛养病,但他不顾医生的劝阻,立即接受京沪警备司令的任命,赶赴位于苏州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驻地,指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父亲张治中除了在军事力量上积极调动布防外,还根据对日作战的经验和对上海敌情的分析,提出了一套“先发制敌”的设想:“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先下手为强”。他发出了《告京沪区民众书》等多篇文告,陈述分析时局,鼓励士气。并具体提出了: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作为精神教育和纪律要求的基础。

  

  1945年,毛泽东迎接赫尔利、张治中(左二)到延安,一行人在吉普车上

  中国军队的气节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开始。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第二天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1937年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级别,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也迅速加强,成立了由天皇直属的大本营,战略上也将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最后揭去虚伪的“不扩大”面纱,正式承认了全面侵华战争。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中国军队经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表现了英勇的牺牲精神,给日军造成重大打击。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父亲张治中洞察日军为打开南下中国的通道,企图通过霸占淞沪,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他从舆论上作了大量战备动员工作,向蒋介石提出许多布防建议,从行动上调兵遣将,为难以避免的大战作出周密准备。在战事爆发后,他亲临前线,不顾因体力精力过于透支的病体,废寝忘食指挥战斗。

  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无数有名的和无名的抗日英雄,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抗战胜利七十年后,每当我们回忆起他们,仍然倍加崇敬,心生感慨。我的父亲张治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挺身而出,率领抗日民众,共赴国难,成为一位英勇的抗日英雄;然而,在身临内战的时刻,他又主张避免战争,倡议用和平的手段,实现民族之间的和平统一。对本民族同胞,他没放过一枪一弹,成为令人敬佩的“和平将军”。回忆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不由的想起武侯祠那副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父亲知兵、带兵、用兵,但又反战而不好战。所以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和睦友善之邦。我们的民族血脉传承着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但是,近现代的历史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曲曲弯弯的万里长城,抵挡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并没有抵御住倭寇、八国联军等列强从海上的入侵。国家的强大,需要在我们海内外同胞共同在我们的心里架设一条精神长城!今天,我们这些英雄的后代,应该不忘父辈的教诲,不忘历史的教训,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不失时机地弘扬中华文化,宣传中国精神,架设中外友谊的桥梁,为筑造这条新的精神长城而献策献力。

  我们要宣扬和平精神于异域,结交各界亲朋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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