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爷爷讲抗战的故事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2015-08-27 作者：叶光宗   2016-07-20 09:12:42

    我都当爷爷了，从小我爷爷给我讲的抗战故事，我至今不敢忘记，我还要讲下去，讲给我的小孙女叶祖涵和全国的小朋友们。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八年全国抗战爆发了。当时我爷爷叶良一寄居重庆北郊合川县友人卢作孚家，他说，我虽已脱离四川军政九年了，但是我再也静坐不了，我告别了多年去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参禅打坐的佛事生活，每天关注到素有金元以来“燕京八景”之一，乾隆帝题写 “芦沟晓月”的石碑和长260米，有11孔桥洞的芦沟古桥，那桥上每一根石柱上都有一尊石雕小狮，这501尊形态各异的狮子，与日夜流淌的永定河一样，此时此刻，与河北省宛平县长王冷斋一起，天天向我发出愤怒的吼声。

    我爷爷是四川最早的退役将军，他出了“古圣寺”南下重庆，北上成都，应邀参加在成都少城（今人民）公园“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下举行的川军出川抗日誓师大会。我爷爷说，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最初计议“由我与军校同学，我的老部下潘文华各率一个军出师华东战场”，师长饶国华、周介夫等同学极力赞成，而我们都尊敬的老师张澜先生则主张“前军的后勤保障，往往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要求我与他一道“留在四川承担抗战支前任务，为前方多做后勤保障，多输送优秀兵源，同样是打日寇，而且后方的担子也不轻啊！”这样，我为筹集抗战的军需和粮草，动员、征集和训练抗战新兵上前线，奔波于达县、南充、遂宁、绵阳四个专署和成都、重庆两地。

    国破家亡，大敌当前。爷爷说，我们通、南、巴一带人民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自觉承担起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任。我们地处大后方的巴山儿女走出四川，不惜抛头颅，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巴中籍官兵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和南京、武汉保卫战。1939年初，中华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大巴山人民和四川人民一样，责无旁贷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通南巴平四县人民更是勇赴国难，铸就了抗战辉煌。周恩来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真切而感人的文字：“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直到抗战终止，四川征兵额多达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物资条件之一，四川征粮购粮借粮在八千万担以上，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三分之一，而征购与征借亦从四川开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样血泪!”

    尽忠报国,矢志不渝。巴山人民自古就有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传统，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这种传统就激励巴山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而战。

    我爷爷，退役将军叶良一由成都回到家乡巴中县，参加了在巴中中学操场上举行的通、南、巴三县（包括今巴中市平昌县和恩阳区，下同） “各界人民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他身着将军礼服，给将士们做出川动员讲话，他带领官兵们高呼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不负家乡父老，为祖国而战！”“日寇一日不驱走，壮士誓死不返川！”他与各界民众又高呼：“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精力集中，力量集中！”“誓做出川抗日将士的坚强后盾！”

    爷爷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花甲之年的我和巴山儿女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爷爷说，抗战支前选人和用人比组建机构更重要，我筹划发动通、南、巴三县，后来当上本县参议长的王翼民、李少确和李劲枝三位先生，在全川率先建立起县一级的“抗战支前运动委员会”，由各县党政军和参议会的第一负责人为主要成员。

    爷爷听说东北流亡来四川的许多大学生，在本县没有找到工作，逗留“巴江旅社”多日，他提出建议，“我县政府可安排中小学校接收安置，没有住房，可以借住我家。”不久，东北来的中共党员程苏戈女士和她的未婚夫高洪霓住进了叶公馆，程苏戈去各中小学校联络，找到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的教育界人士赖虚室和邱苔荪联合中小学校长陈寿先、钟定九，组织师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和《芦沟桥问答》等抗战歌曲，“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启示”张贴到巴中，爷爷鼓励平昌县晚清翰林余唤文的孙女余简澜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曾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和新中国的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局长。

    爷爷说，我倡议各学校最早组织起“抗日义务宣传队”，以中小学生为骨干，以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深入城乡宣传全民抗战，巴中化成乡民间艺人杨子珍，以自己特长的民间竹制乐器“竹琴”，独自一人，走村串户，义务为巴山人民敲响“瓷磅磅”,唱出《长城谣》、《岳母刺字》等精忠报国的爱国戏剧片断, 足迹遍布通、南、巴三县城乡，我与他在抗战中相识，后来在政协又共事。

    爷爷说，我在巴中发动了抗日签名运动。大巴山几百万人口，争相签名，没有文化的人请有文化的人签名。爷爷在１９３８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柳林乡今天逢场, 抗日宣传队离开后，还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陈氏和肖氏（都缠过小脚）她们扶杖赶来,而我们宣传队出发奔赴县境的下八庙场，当她们赶到柳林场，听说宣传队已经走了,有人说，‘你们老了又是小脚女人，赶不上啦，别去了！’她们回答,‘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两位老人追了二十几里路，一直追到焦垭河，才追上我们抗日宣传队。她们委托学生为自己签上了姓名，慎重地押上了自己的指纹印，脸上才有了笑容”。

    聆听爷爷讲抗战的故事（二）——“四出”精神　感天动地

    我都当爷爷了，而爷爷从小给我讲的故事，我至今不敢忘记，我还要讲下去，讲给我的小孙女叶祖涵和全国的小朋友们。

    我童年时巴中还是一个两万多人口的小县城，听说发现了奇迹，几乎全城的人都要传遍，几乎多数人都要去现场观看，弄个明白。一次突然听说城东的杨家坝发现一颗很大的炸弹，我跟随哥们跑去看个究竟。原来“一颗约一米多长，直径约三十多厘米的铁壳炸弹投落在空旷的巴河大沙坝里，弹头冲进了河沙的深处，腰和尾翼裸露在荒郊野外”，后来弄明白了，长辈说“1939年，日本飞机晚上偷袭陪都重庆，误把巴河当长江，误把巴中县城当重庆来狂轰滥炸而投下的，这是其中的一颗，是尚未爆炸的哑弹”，这颗罪恶的日本炸弹，现存巴中川陕博物馆，爷爷给我讲大巴山人民后方的抗战故事，就是从此开始的。

    第一，出兵出将

    爷爷给我讲过，抗日战争初期，巴中县抗日预备役部队组建和训练的概况，所以我对巴中三个常备团和彭焕章等人这些名字是很耳熟的，巴中的抗日新兵就是从县特种壮丁总队，即预备役队伍输送出去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他给别人解释，我默默地记住了“我回到家乡，有我在通南巴，我们就要拿出训练有素的队伍，拉到抗日前线去。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与鬼子拼杀。我曾在日本教官下学习，深谙日军的残忍之道，不能让刚来的新兵就到中原打日本，不能让我们的子弟白白送死。我们四川的一个兵，在自己的国土上，总要杀他两三个侵略者才化算！我们能有这样的川军队伍，全国人民才看得起四川人！世界人民才看得起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巴中民团训练以步兵武器为主，冬季以保为单位集训，集中到乡检阅。1939年8月，从每保抽壮丁全县调集4500余人，组成3个团，9个营，39个连，3个特务连，由县特种壮丁总队副彭焕章、王光熙、李龙成三人分别担任一、二、三团团长，在县城进行军事训练。每保筹款，全县共筹款万余银元。”四川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八年全面抗战，四川出兵总计三百五十万人，占全国兵源的百分之三十。”

    通、南、巴一带，虽然查不到准确的数据，爷爷曾对我说，“抗日战争中通南巴三县征兵至少在五万人以上，巴中一县就有二万人，出兵人数占全省百分之五以上。”

    爷爷对我说，“川军首领刘湘病死前线，继而武汉失守，川军被老蒋任意宰割，四川行政被老蒋分化，刘湘的接班人潘文华奉调回川，担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上将主任，辖三十二县，1939年2月在巴中设置师管区，负责二十余县新兵训练任务，现在巴中中学和巴州二小的校园就是当年抗日练兵屯兵的地方，从巴中输送抗日前方的兵力约十九万人。我家邻居，巴中县城钟鼓楼街的中学生王国安等一百四十人，应征入伍到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印度对日作战，归美军史迪文将军指挥。他们在缅甸，发挥川人适合于山地作战的优势，成功地解救了被日寇围困于山沟，已陷入绝境的英国盟军一个团，受到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通令嘉奖。”当年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幸存者、巴中县白云乡大毛坪的陈嘉章，曾任川军潘文华部上校参军，参加过著名的武汉保卫战，1949年参加川军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是巴中政协一至十届委员，九至十届常委，享年87岁，他生前与我爷爷一起，向我讲述过很多抗战故事，巴中县恩阳区石城乡人张子完，在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麾下任上校团长，1937年数九寒天，我爷爷在广元为出川将士送别，见他足登草履，身着单衣，与武器落后和装备简陋的川军官兵一起，北出剑门，东进潼关，直扑鲁南，首战固守滕县，歼灭日军主力板坦师团四千余人，师长王铭章殉国，团长张子完率部指挥滕县巷战，逐屋抵抗，战斗到最后一人。这一仗，全师五千余人，全团一千六百余人，全部伤亡，其中巴中籍军人就有二千多。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刘湘属下的李家钰率47军在1938年初与日军第108师团25旅团长、年轻气盛的苫米地少将激战。长治一战，日军出动空军支援，由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坐在机舱里指挥围剿，但遭遇的抵抗空前激烈，在阎锡山守城的驻军望风而逃以后，坚守城池的川军几乎全体阵亡，战至最后一人，指挥作战的国军第47军312旅旅长李克源少将，在城池失陷后竟自刎身亡，以死来实现他与长治城共存亡的川人誓言。正如晚年归国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抗战中川军以寡敌众，写成了川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爷爷说，八年全面抗战，通南巴三县出征将士五万余人，初略统计，阵亡一万六千人，失踪二万余人，负伤回乡仅一万余人。

    可歌可泣，不管是为国捐躯者，还是伤残幸存者，由于历史原因，除极个别外，没能留下烈士们的英名，至今也没有人去收集和整理这一可以告慰先烈们的事情。

    第二，出钱。

    四川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证明：抗日战争期间，全国除西南的西北边陲外，全部沦陷。民国中央政府驻重庆八年，全国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四川，而川东北特别是通南巴三县，相对富庶，淳朴憨厚的大巴山人民忍辱负重，勇挑重担，与全省共同承担了抗战八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

    爷爷说，1940年,我国的国土大部分沦陷, 造成国家财力维艰，作为有影响力的退役将军，他四处奔走，号召川东和川北的大巴山人民，“决不甘心做亡国奴，掀起抗日捐献活动高潮。”他带头捐献了自己所有的钱财，到川东北各县城乡宣讲：“我这次来，专为抗战献金的事。因为，日本占领了中国，我国抗战时期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千倍万倍，支出却一天比一天庞大。抗战以来，国力耗尽。现在，前方飞机和武器弹药缺乏，没有武器弹药怎能打鬼子？我们的将士，就在我讲话的这几分钟里，不知有多少人与日寇在战场上拼刺刀而壮烈殉国。同胞们，今天，我们大后方的安宁，四川的安宁，本县的安宁，是前方将士以血肉之躯,重新筑起的万里长城！他们阵亡了，家里的妻儿老小，是不是孤儿寡母呢？同胞们，是不是应该拿出良心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想一想我们的先人和子孙后代，想一想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因此，我请各位新朋故友,做一点良心的贡献吧！前方的将士，连生命都奉献给我们了，奉献给祖国了，难道你还想当亡国奴吗？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犹如火山爆发。抗日救国，节俭献金，如火如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不当亡国奴，荡漾巴山蜀水。

    爷爷说，出川抗日将士的武器和装备十分简陋，中央不拨军费也不解决装备，到寒冬腊月，川军每人身上穿一件单衣和一双草鞋在前方杀鬼子。草鞋是将士们人人动手，自己打的，我曾动员我的书法学生，巴州二小校长陈懿德女士出面，倡议城乡妇女开展为抗战捐献布鞋的支前活动。在妇女界人士的努力下，全县妇女以“母女间比赛做鞋的手艺和质量，姐妹间比赛捐献抗日布鞋的数量”的爱国捐献活动，在巴中最先开展起来，在四川各地倍受推崇。

    爷爷说，购买战斗机，保卫陪都重庆，轰炸日本东京，通南巴三县捐献了“忠义号”战斗机一架。巴中中学前任校长，享年９６岁的陈寿先先生和许多今已作古的老人也向我讲过这一无人记述的史事。至今，还有健在的当事人，原“巴中日报”新闻记者，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退休干部姚远先生向我讲述过，“那个年代，谁不叫穷。可是没有钱怎样能打仗？当时巴中筹集抗战资金的办法，也太奇特了。师生们请书法家叶良一将军书“抗战爱国”四个大字，装裱成横幅，他们打着旗帜，走上街头，叶将军两个儿媳和两个女儿都带头捐献了她们平时都舍不得佩戴的金银首饰，人们竞相献出珍贵的金银首饰，镶嵌其上。不出一月，通南巴三县捐献金戒指200余颗，金镯子13只，金耳环300余副、金项链360余副，金砖61块，创全省的县级最高纪录。女校长陈懿德将“抗战爱国”四个大字，镶嵌满金银后，捐献还在源源不断，她只好在字外，用金银围成了长城图案。”

    爷爷说，1942年春，我以巴中县参议会副参议长身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听到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大会上表彰通南巴的爱国运动，他说：“通南巴的带头和四川全省的抗日捐献运动，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也震惊了我们的敌人。这个伟大的数字，就像一颗巨大的炸弹，飞到东京，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内阁炸翻！”

    第三，出物资。

    抗战期间，为了保障前线百万川军的军需供给，通南巴人民节衣缩食，除了缴纳沉重的田赋公粮，还要捐粮、借粮和征粮。仅巴中一县由水路运出的粮食，主要是稻谷，不少于一百多万担，每年不少于十万担，足够三万抗日勇士一年的军粮。同时还征调棉花二万余担，送到重庆加工军用被服。社会各种捐献活动方兴未艾，仅布鞋一项，就有二十五万多双。川东北各县开展了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和姐妹之间竞相捐献军用手工制品为光荣的全民抗战，形成人人支前的社会风尚。

    第四，出力。

    爷爷说，“抗战时我国军事、科技和交通落后，当时平均三个支前民工，才能保证一个前方将士的后勤。算一算，四川出兵三百多万，干后勤工作就不少于一千万人。每一年，我们通南巴三县，出动劳动力支援前线，有十一万人左右，几乎家家户户出人。抗战时期我们通南巴的人，少有文化，素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著称于全省和全国，也引以为荣。”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既是抗战的天然屏障，又是支前的不利条件。那时候的运输条件，只有长江水道，而且宜昌已被日军攻占，日军封锁长江水道，前线军需全靠人力肩挑背磨，犹如蚂蚁搬泰山一样艰难。如不迅速改变这个状况，前方战场和后方基地就势必被日军困死。1939年重庆国民中央政府决定，“加紧修建四川东南西北四条出川的公路干道，所用民工就地义务征用。”爷爷说，“我在巴中和国共两党的同志，齐心协力，共赴是功，大力宣传修通川陕公路的军事意义，解除群众疑惧，动员和组织通南巴三县能工巧匠和民工三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我的旧部，统一编成建制，开拔到工程最艰巨的广元到勉县和汉中至宝鸡一段，开山凿石，抢修川陕公路。”

    爷爷说，“为了打通抗日陆路运输通道，修通川陕公路，在冬季的秦岭尽管气候十分恶劣，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的民工每天早上出工还高呼口号：‘尽快打通川陕公路，赶走日本侵略者！’以此自勉，在很少有炸药的条件下，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錾子和铁锤，锄头和撮箕，扁担和背篼，开辟巴山，打通秦岭。我看到他们顶着严寒，在悬崖绝壁上，在深山峡谷中，挖土运石，昼夜抢修，苦战一冬，1940年初，川陕公路胜利通车了。”

    爷爷说，“为了保障抗战的水路运输，我们发动通南巴三县，调集最好的木船三百余只，长年专事巴河至重庆长江运输兵员、粮草和武器弹药上前线，沿途各乡保负责输通河道，设立航标，保证随时安全和畅通。人们形容巴中城里白马井一带上下两公里河岸的繁忙景象是，‘白天千人拱手，夜晚万盏明灯。’千人拱手，指‘船夫双手搬桡板’。万盏明灯，指‘船上灯火’。足以可见，川东北大后方人民在“同胞自悟，协力御敌”和“国家至上，民权至上；精力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感召下，万众一心，人人出力，支援抗战前线的动人场面。”

    爷爷说，“1943年，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变为主动阶段，重庆国民政府决定赶修“特种工程”----新建和扩建四川九个机场，以便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从四川大后方起飞，拦截日机和轰炸日本。我们组织通南巴三县的青壮年一万多人到时间紧、工程量大的梁平和广汉两个机场，参加建设。”

    爷爷说，“为了抗战支前，不少巴山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与在前方阵亡的几万通南巴抗战勇士一样，是抗日战争的无名英雄和烈士。”

    我在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1943年致四川省参议会表彰通令中，查到这样一段话：“去冬以来，川省发动五十余万同胞，修机场、公路，祁寒赶工，风雨无间，不仅应征做工之同胞，昼夜辛劳，况瘁无比，即民间财力耗费、土地征划，其贡献之巨……,故我川省同胞，不惟在抗史上克尽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营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