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袁国平为了这一伟大胜利,沤心沥血,艰苦奋斗,奉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眼看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正在延安住院治病的父亲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能上抗日前线。父亲在给堂兄袁振鹏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父亲奉命于1938年4月26日从延安来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就任政治部主任。从这年6月起,就多次赴江南敌后视察。在皖南的三年中,无论是在繁昌保卫战,还是在泾(泾县)、南(南陵)、繁(繁昌)、宣(宣城)等各处的反“扫荡”战斗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940年10月,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党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其中伪军3000余人),步、骑、炮、空诸兵种联合行动,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共约7000余人。叶挺、项英决心采用游击战法进行机动防御,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以达歼敌一部,配合这一地区的友军作战,以第三支队率第五团在铜陵、繁昌一带打击日军,其余部队在繁、南、泾地区与敌周旋,以粉碎敌人的“扫荡”。为加强对第三支队的领导,父亲亲自前往第三支队。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遭到新四军自卫反击后,就着手策划袭击势孤力单的皖南新四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大敌当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不发子弹、克扣军饷的困难情况下,仍然投入反“扫荡”作战。
父亲到达第五团即召集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部主任胡荣等开会,研究反“扫荡”方案。会开到一半,即得到情报,日伪军已开始大举进攻,第三支队司令部也是日伪军进攻的目标之一。父亲简短地布置了任务,便结束会议,准备作战。
半夜时分,胡荣向父亲报告说:“敌人已离我军不远。”父亲与张正坤、胡荣立即赶往政治部背后的张家大山,摸到半山腰一看,离第三支队司令部宿营地不远,日伪军闪闪的火光已清晰可见,紧接着日伪军便开始打炮。父亲继续率领大家往山上爬,天亮刚好赶到山顶。
此时,第三支队已放弃一河之隔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宿营地,全部退守张家大山,以一个连的兵力扼守半山腰。日伪军到司令部扑了空,又过桥杀到政治部,仍一无所获,便向张家大山进攻。父亲命令部队还击。日伪军进攻受阻,改用大炮往山上打,新四军则用机枪向山下扫射。待日伪军爬到新四军的阵地前时,被我军用手榴弹杀了回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支队指挥所设在张家大山背后山凹里一片竹林中,父亲与张正坤、胡荣均在指挥所。父亲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让张正坤留一个学兵连在指挥所附近作预备队。一大早,张家大山下战斗激烈,日军3架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指挥所。父亲沉着指挥,让大家注意隐蔽,对飞机置之不理。
战斗一直持续到午间。忽然国民党川军派来一个副官与父亲联络,请求新四军与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击日伪军。父亲听罢这名副官的报告,这才知道川军也遭到日伪军的袭击。父亲从张正坤处得知,恰好我军有一个连正驻扎在川军附近,父亲让张正坤派一个参谋与川军保持联络,并命令这个连队配合川军作战。联络员走后,父亲与张正坤、胡荣研究决定,由他们直接指挥,调一个营乘黑夜抄袭日军后方。为便于作战,父亲命令把非战斗人员和大件行李全部送往军部。
张正坤按照父亲的指示,向部队下达命令。恰在这时,一颗炮弹打到山顶,此炮是名副其实的过山炮,威力相当厉害,所幸打得不准,炮弹爆炸的地方离指挥所很远。但到了午后,日军的飞机又来投弹。父亲看见有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之后便向指挥所俯冲下来,顿感不妙,命令指挥所人员立即爬伏在地面。好险,一颗炸弹差一点炸中指挥所。
离指挥所不远的学兵连有两人重伤,一个被炸断一条腿;另一个腹部炸伤,肠子都被炸出来了,经抢救无效,最终还是牺牲了。
日军飞机飞走后,父亲带领大家翻下张家大山,到了山脚,天色已黑,但月色明亮如昼,毫不妨碍军事行动。父亲见部队已经到位,还多出一连的民众抗日武装,甚为高兴。父亲一问,才知道这些民众抗日武装一听到消息,就主动要求加入新四军一起打日本鬼子的。
父亲率队离开张家大山,穿过三条冲,忽然在龙潭萧遭遇日军的伏击。又是一次险情!日军原打算翻过水龙山后,再包抄张家大山,从第三支队指挥所的背后摸上去。幸亏父亲率部早走了一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情况紧急,父亲等决定分路突围。听到枪声后,遂命令第三支队敌工科长段君作向导,向附近的第三团团部清水塘靠拢,突围成功。
但父亲所带的卫士排,经这场遭遇战,只剩下不到十条枪,其他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第三支队从5日起,与日军游击周旋或伺机突袭,并在铜陵东北下河镇等地展开激战,日军遭重创后回撤。这次反“扫荡”历时数天,共歼日伪军近3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此次皖南反“扫荡”作战后的10月18日,父亲在致伯父袁醉如的信中提及皖南两次反“扫荡”:“苏南情况如常,皖南今年四月与十月,敌人曾以流窜式的‘扫荡’战术,向我大举进攻两次,第一次打至距军部十五里之处,被我要击于父子岭,将其全部击溃,斩获甚众,十月敌以三个联队向泾、南、繁、宣地域‘扫荡’,基本队伍9千多,被我诱至于汀潭(距军部仅数里)左坑地域聚歼千余,激战两昼夜,击溃,向泾县穷追百余里,三捷收复泾县,为东战场猛打猛攻猛追之空前的胜利战役,曾获广大人民之拥护。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经过三年多抗战的锻炼,我们军队是日益坚强了。”
7天后的10月25日,父亲给伯父袁醉如写信,再次谈到十月初的那次反“扫荡”作战:“本月初敌扫荡皖南,逼近军部,经三日之血战,将敌大部击溃,穷追百里之外,三捷收复泾县,使敌人遭受重大之痛创。我军亦伤亡数百,弟亦亲临最前线。在敌机四十架狂炸之下,幸托庇安全无恙。”
然而两个月后,父亲在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中,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他为部下、为战士英勇自尽,实践了他“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已,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及袁国平诞辰109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袁国平和所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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