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孙连仲上将千金--抗日杀奸团女成员孙惠书
来源：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赖恩典   2016-09-08 10:46:37

我叫孙惠书，1923年9月14日出生在河北雄县，父亲便是后来被称为“抗日名将”的孙连仲。父亲一共有两房太太，大太太苏兆兰生子二人，分别是孙湘德、孙惠书；二太太罗玉凤生有同父异母的弟妹六个：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孙少茹、孙幼茹、孙小茹。

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跟随母亲搬迁至天津，住在英法租界交界处的一幢楼房内，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在英租界的耀华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哥哥孙湘德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战事爆发后就回家也在耀华读书，但是他是在特班就读，所谓“特班”，是中国地界被日侵略者占领，租界内的学生大增，课室容纳不下，只好分上、下午和晚上上课，特班就是这么产生的。

因为父亲是军人，总是转战南北，哥哥虽然大我三岁，但我们十分友爱。我对哥哥也很崇敬，见了面就说笑玩闹，那时候表哥李生泉也从老家来，与哥哥同读耀华特班。

加入“抗日杀奸团”

我在天津的住家楼房算上地下共有四层，最高一层只有一间屋子，外面是个大凉台，通常是夏天晚饭后，大家才会去阳台乘凉，秋冬之季谁也不去四楼。 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与表哥常常不在家中，问他们也不说，神神秘秘的，于是我就长了心眼想弄明白。

有一天我悄悄地跑上四楼那间独屋，进门就看见房间里堆着一些纸张、油印机、蜡纸等物，哥哥和表哥在里面不知道忙活什么，他们见我进来便告诉我：“这是油印抗日的传单、杂志等等材料”，然后递我一本订好的薄薄册子，那封面印着醒目的两个艺术体大字--“怒吼”，我瞬间就明白了哥哥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发现瞒不住我，便嘱咐我不要声张，并介绍我参加“抗日杀奸团”，让我找几个要好的、有爱国心的同学一起参加，于是我就将平常处的比较好的冯健美、张同珍（后来祝宗梁的妻子）、夏志德拉进了抗团。

那时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跟现在的闺蜜死党一样亲密无间，抗战爆发后，我们四个人更是团结无间。天津沦陷后，学校课程中加了日文课，我们便带头旷课，以此方式作为抵抗和反教育。在入抗团之前，我们四人就曾商量以后找机会到抗日前线去救护伤员，为抗战效力，还买了护理的书，在张同珍的家里用绷带实际操作演练。

加入抗团后，哥哥给我们介绍了抗团的得力干将孙大成（后改名为孙若愚），认识以后，孙大成便开始约我们个别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外呼是抗日是危险的，要有无畏的牺牲精神等语。于是，我们四个人便由孙大成领导，他是大组长，张同珍则是我们四个人的小组长。

后来孙大成带领我们参加了宣誓会，那天我们跟着他骑车走到一个根本不知何处的，一个有玻璃大窗的大屋子里，屋子里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宣誓，宣誓的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哥哥帮我们介绍入抗团后，也算圆了我们抗日报国的梦。

但是哥哥在抗团没呆多久就去了后方成都投考了军校17期，不过他在天津抗团的数月中，还是英勇地做了不少抗日杀奸的工作。他每次行动后回家都兴奋地告诉我：“今天炸了日商的电影院了。”、“今天我们拿大棒子骑着车，打了小流氓，警告他们国难当头，不要醉生梦死。”等等。

一天，天黑不久，哥哥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只见他脸色煞白，握着他的手还有些颤抖。我问他怎么啦？他说他们刚干掉了一个大汉奸，那个汉奸参加完酒宴，一出门就被哥哥和祝宗梁用枪干掉了！

难怪会这么紧张，原来是第一次杀汉奸，说白了就是杀人！

可笑的是，第二天媒体一报道便有人传开了，说开枪的人脸特别白，现在日本人正在满城“逮白脸”呢！

参加抗团第一次任务

不久，孙大成给我们四人安排了一项任务。

为了抗日行动便于开展，孙大成让我们分别调查法租界的地理分布情况，比如大街小巷的排布，何处通大道，何处死胡同等，并让我们画个图示给他。

这可难坏了我们四人，那么大的法租界怎么调查？幸好我家住在法国公园后面，我常常穿过公园回家，想起公园内有个玻璃框架布告牌，里面镶着法租界的地图。一天傍黑，我们四人就跑到公园外面，由四人中个子最小的同珍钻进铁栏杆，我们三个分别在不同的方向放哨。同珍用准备好的玻璃刀划了几刀，但玻璃并未落下，同珍急了，用拳头砸碎玻璃，将地图扯下，再又从铁栏杆钻出。这时便听到巡捕大声喊：“什么人？”于是我们四人散开，从不同道路跑回我家，回到家将同珍的手包紮好，把破碎的地图粘起来，第一次任务便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了。

往后我们又认识了曾澈和李如鹏，他倆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是抗团的领导，还认识了袁汉俊、祝宗梁等，他们与我哥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高中生。

袁汉俊，又名袁志清，是工商学院的学生，浙江人，为人沉默寡言，性格刚烈，但做事却很谨慎。他在抗团掌管许多事，比如购买物品、保管、运输等。我和他经常合作，比如每次有什么需要，他总是非常隐蔽地通知我，遇到时也不说话，把一个小包塞在我书包内，骑上车就走，我就紧跟着他。那时年幼，再加上刚学会骑自行车，摔了许多次，但不敢声张。跟着汉俊走的次数多了，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也有了默契，每次到了地点，他拿起“小包”就走，头也不回，然后我再慢慢骑车回家。

袁汉俊家住法租界菜市场附近，他每天中午从工商学院放学回家必经一个十字路口，我中午放学回家也需经此路口，我俩经常在此处相遇。只要有事，他便示意我到路边僻静处说几句话，大半是在何处几点钟等他之类的。如无事，常常是四目相望一下，就分道而行。

关于沈栋

沈栋一度是抗团最重要的成员，也是抗团的领导人之一。我刚加入抗团的时候就听说沈栋的大名，他是南开中学的高中生，大家都说他神出鬼没，办法特别多，参加过多次行动，使我们这四个幼稚的女孩崇拜莫名。

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慎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

沈栋体格强壮，性机警，但有些憨劲。自他被捕就装作身体不好，每天放风时，他就去练练院中高墙附近的双杠，每次他都表现得笨拙不堪，一上双杠就故意摔下来，押他的巡捕都讥笑于他的笨态，也自此对他练双杠就有所勿略。

一天又放风时，沈栋趁监视者不注意，站在双杠上飞身翻上墙头，从丈八高的砖墙跳下，拔腿就跑。在枪声中逃脱成功。

孙大成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时，我们四个人都高兴异常，纷纷要求孙大成带我们去看他，大成担心他的住处泄露，一直拒绝，但经不住我们诚挚恳求，大成带着我们到英租界极偏远的一个小屋去见他。记得沈栋当天穿一件黑衣服，面孔黑黑的，见到我们他笑容可掬地站起来，我们很激动，为这位英雄深深鞠了一大躬。

因为他是因双杠而逃生的，自此他的绰号便为“杠子”，后来他到成都就读金陵大学，为抗团伙伴们回到后方的联络者，直到全国49年后在四川因肺结核而辞世。

定时炸弹

1940年的除夕到来时，我分到一项任务：为了上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放置定时炸弹，警告他们国难当头，别再花天酒地，应投身到抗日的潮流中去。

记得当时所安排的舞场皆在法租界管辖区内，那天与我合作的是宋显勇，因为抗团的人事组织是不能横向联系，只能纵向联系，所以我和宋显勇在合作前从未相识。

那天的宋显勇西装革履，高高的身材颇似个公子哥，那时我已十七岁，也尽其量打扮地亭亭玉立。孙若愚分配我们去的舞场在法租界内，并告诉我们，各舞厅起爆时间统一为晚上九时半。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笑的，因为缺少调查，当我倆进入舞场后，现场冷冷清清，座位都空着。宋显勇说这炸给谁听响啊？能起什么做用？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决定改去日本人管辖的百乐门舞厅。但是想要去百乐门舞厅得经过日本人设置的关卡，他们在马路中间布满铁丝网，只留个进出口，日本宪兵在那里逐个检查。

当时宋显勇手中提一个漂亮讲究的蛋糕盒(内有定时炸弹)，我则挽着他的手臂，假装是情侣。日本人搜身的时候，宋显勇将藏有定时炸弹的蛋糕高高托起，日本人在我们身上自然是没搜出什么来，于是我们顺利通过。

大约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百乐门大舞厅，舞场内仍是舞伴稀稀，我们仍觉失望，坐在大厅外休息处的长椅上想对策。这时来了似是军官的日本人坐在我身旁，显勇看看表，碰了我一下，意思是不能再等了。我也回之一笑，点了一下头，显勇就悄悄在盒子上拨弄了时间，然后将蛋糕盒子人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椅子下面。

我倆离开了百乐门，顺利回到法租界指定的集合地点时，法租界的警报器已响过很久，其他行动小组同学已回来了。若愚见到我们，似是松了口气，听了我们得意洋洋的述说，他绷着脸，似是高兴又生气的说：“你们不服从指挥，自作主张出租界，本是险事。租界的舞场炸过以后，如日本宪兵消息灵通，你们断过不了关卡，你们怎么能如此大胆不顾安危呢。”为此，若愚宣布我违反纪律，象征性地罚站五分钟以示警戒。

后来报纸有载百乐门一日本军官被炸伤，还把我们倆夸张成江洋大盗一般，实在令人可笑。

再说若愚，我离开后他仍留在上海，又发展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他终于遭难。据说他有一天在上海某个楼内，和钱致伦制造定时炸弹，他们先拿一块炸药放在电车轨道上，电车过后居然没响！失望之余，若愚拿着铅笔不经意地往炸药上一敲，结果炸弹爆炸了，二人同时受伤，若愚则失去了左边手臂，致伦伤及眼和胸部等处。

他们在昏迷中，血淋淋地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先送进医院疗伤，后押解到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他倆死不招认，咬着说是去看朋友，不知那是炸药等语。他们受到各种酷刑：如鼻孔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他们被折磨地死去活来，但始终未说出一人一事，最后被认识的人保释出狱。

孙若愚在内战时去了台湾。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名与台湾军统有关系的人。其他抗团青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投考军校、有的入空军、有的去了远征军、有的在昆明、城固（在陕西）、成都读大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团也就解散了，从未受军统的任何牵制。可是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却有不少青年牺牲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刺杀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是当年日本侵华时天津的储备银行经理，是个大汉奸。早在行动以前，大成就约健美和我去了某处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屋中有一单人床和一张大书桌，上面摆满了各样器材、电线等物，还摆着十分耀眼的新手枪。祝宗梁坐在书桌前正在倒腾什么，孙大成拿起一把左轮手枪让我倆试试开枪，我拿起左轮手枪，感觉很重，怎么也端不平，用两个手握住也勾不动扳机，健美也比我好不了多少。那时我只不过十五岁，宗梁和大成失望地说：如果是女孩子去打汉奸，影响会更大，可惜你们不行。

一天周末，有消息传来说程锡庚去了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于是我们分成三小组行动起来。我们分头骑车赶到，我和袁汉俊一起在三楼，准备和健美用身上带的炸炮为现场制造混乱做准备，便于行动后离开。

当时的大光明影院没有一楼，进门就上几阶楼梯，再拐上去有个休息处，进门就是正式影厅了，再上去便是三楼，就是影院的楼上座位。因为不知道程锡庚坐在何处，于是电影开始时，祝宗梁就请影院的工作人员在银幕的一侧打出“程经理外找”的字幕。据说程当时看到字幕就站起来了，但被他旁边的太太按下去。说也巧，坐在程后面隔一排的就是祝宗梁，于是枪响了，程锡庚当场毙命。

这时袁汉俊和我也立即冲出来，从三楼往下跑。汉俊的任务是保护宗梁，我还要扔炸炮制造混乱。谁知那自制的圆滚滚大炸炮摔出去居然没响，我顾不得其他，马上用力踩，踩了好几次也没响，我只好放弃往外走。

想不到的是，大光明影院是英商所办，这里的票价比一般的影院贵出不少，看电影的外国人自然也不少。枪响后，立即有白人站起，呼喊大家不要动，保持冷静！所以当时并没有乱挤乱跑的情景。当我冲下二楼转到与地面中间的拐角四方处时，见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手脚趴在地上，身边全是血迹，我从他身上匆匆迈过去，心里很慌。

当我跑到影院出口时，见那巡捕（中国人）滑剌剌地拉抢栓，但他们只是拉枪栓，并没有对我们动手，我猜想他们也是有意放我离开。我骑车回到指定地点时，警报器才呜呜地响起来，因我在影院三楼，又是踩炸炮耽误时间，所以最后一个到达。大家见我安全了以后才放下心，我当时看到宗梁的手破了，说是被那外国人拦腰抱住，二人挣扎着从楼梯滚下，此时汉俊赶到，给那管闲事的白人一枪，宗梁才得以脱身，二人搏斗时宗梁被那人咬了一口。

杀程事件以后，天津抗团起了大变化。因涉及外国人的命案，引起了国际交涉，于是，所有参加程案的伙伴（加上沈栋）都乘船到香港转重庆。我本来也想一起走，但被母亲和伯父拦阻，仍滞留天津。这年天津发大水，水淹至我家二层楼，等水退下，母亲才带着我，在世交朋友许大纯兄的帮助下，离开了天津去重庆。这时天津抗日活动也因英、法工部局的加紧防范，行动困难，逐渐转到了北平。

程案以后，汉俊去重庆大学读土木工程系，我随母亲离津去重庆时转道香港，等待飞往重庆去找父亲。在香港的半年时间，汉俊与我是常常通信，他在信中还说他身在读书，心仍在抗日的话。1941年的后半年，袁汉俊放弃学业，从重庆来到成都，和往日的抗团同志一起来家里来看我。看到往日熟悉的伙伴出现在眼前，高兴之情，无以言状。但汉俊仍是不多言语，只告诉我他要去北平，再以行动打击侵略者和汉奸。我说你差一年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后再回去不好？他只笑了笑没说话。没几天他返回重庆，自此再也无汉俊的消息，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我和他生死之别已6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常常想念起他。

抗战胜利时我在成都，胜利消息传来时，成都百姓高兴坏了，很多人不管人不认识都相拥而庆，很多人哭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