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老战士与抗战｜陆灏：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战地记者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6-12-07 11:14:21

爸爸是“老八路”、《晋察冀日报》战地记者。但是他没有留下一些回忆录或者口述的文字，查查他的出版物，只有一本《陆灏新闻作品选》，所收文章分“人物特写”、“工作研究”、“国外访问”、“新闻探讨”四部分，全是解放后的作品。他1938年就到延安，在一些文艺团体工作，又在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当战地记者，写过许多新闻、通讯。但是，在这本“作品选”中一篇都找不到。

据他在这本书“后记”中说：“这是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新闻作品，虽然革命热情是高的，但报道却不够深刻，文字是幼稚的，因而没有收入本书。”爸爸原姓许，名彬章，出生于1920年，江苏无锡人。陆灏是后来的名字。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前几天，他们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回忆爸爸在抗战时期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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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教他去延安
 

爸爸曾经多次说过：是邹韬奋教他去延安的。其实，爸爸本人并没有见过邹韬奋。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又发动“八·一三”事变，悍然进攻上海。这年爸爸17岁，在一家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后台的神州日报社当电话接线生。他有一位好朋友叫徐志灏，徐比他大两三岁，是他姑母邻居的孩子，徐经常给他讲一些抗日的道理，还鼓励他加入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成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个战士。以后，他就跟着大家去参加抵制日货的演讲、游行，向人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徐志灏对他很好，还介绍他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战地壁报服务团，每天把最新的抗日救亡消息写成几份大字壁报，张贴在河南路、江西路两旁。

爸爸工作的电话间旁边，就是《神州日报》采访部的办公室，这里聚集了一些进步青年，有一天，爸爸听到一位曾在天津《益世报》当过记者的桂步光在低低哼着一首什么歌，很好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好奇地问：“你唱的什么歌？”桂步光有点犹豫，不大肯讲，经过他一再恳切询问，桂才告诉他这首歌叫《国际歌》，桂还给他讲了歌词的大意。此后，桂还断断续续给他讲了一些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事。在徐志灏、桂步光的开导下，他的思想开始从迷惘中解脱出来，渐渐地知道红军为何反对内战、主张坚决抗日的道理。

说来也巧，1937年秋，爸爸连续在邹韬奋先生创办的《抵抗三日刊》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和有关报道。简章说，陕北公学的宗旨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材。《抵抗三日刊》还刊载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给韬奋先生的信，同时披露了给有志报考陕北公学朋友们的答复，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吃小米饭、大白菜，大家都一样，就是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也没有例外。爸爸看了这些报道，很振奋，心中燃烧着去延安的热火。陕北公学招生的消息给了他极大鼓舞，使他萌发去延安学习的念头。他把想法告诉了徐志灏，徐极力赞成他去延安学习，并答应帮忙找人联系。过了一两天，徐告诉他还有一个叫杨时的青年也要去延安，可以一道走。徐还派人给他送来一封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

历经坎坷赴圣地
 

这时候爸爸把要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想法报告了《神州日报》经理蒋光堂先生，蒋虽是国民党人，却一口赞成他去延安。为了表示对爸爸的支持，多给了他两个月工资，第二天又送给他一个相当贵重的怀表和一件外国制造的白色羊绒衫，嘱咐他说路上要十分当心。

这一年11月的一个拂晓，爸爸和杨时两个人跨上了英商怡和洋行一艘开往南通的轮船。踏上了去延安的第一站。此时，抗日战争已经使京沪铁路中断，上海除租界外，都快沦陷。他们只能经过苏北到徐州，沿陇海铁路到西安后，才能去延安。

他们在苏北，有车坐车，有船乘船，车船都没有，就靠两条腿走路。那时社会不太平，兵荒马乱，蒋经理送给爸爸的怀表和羊毛衫，被一些国民党败退下来的士兵抢走了。不过也遇到好人。离开泗阳之后，他们碰到了一位国民党部队的营长，他是江南人，知道陆灏他们是从上海来的，称他们是老乡，态度友好，要他们一道同他坐车走。到了宿迁的那个晚上，当地国民党县党部的人还出面请他们吃了晚饭，知道陆灏他们是要去延安的，再三劝说他们留在苏北抗日。爸爸暗想，下决心去延安，是瞒着祖父母和父母出走的，奋斗的目标已经决定，绝对不能改变主意！要抗日，就要到延安！

爸爸没有见过邹韬奋先生，是韬奋先生创办的《抵抗三日刊》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声音，是韬奋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我爸爸去了延安，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爸爸一生十分感激韬奋先生。韬奋先生逝世的时候，他已经在《晋察冀日报》，特地发了这一则消息，表达了他对这位文化伟人的敬仰和怀念。
 

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上旬，南京快要失守，沿途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国民党散兵、扶老携幼的难民，人们惊慌不定。爸爸和杨时好不容易到了徐州，陇海铁路因为战争的影响，火车开开停停，乱成一团。他们想省一点钱，遇上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不管什么时间，白天，晚上，只要火车往西开，就上车。几天之后他们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他们在七贤庄找到八路军办事处，递上了介绍信。办事处的人员说，非陕甘宁地区去延安的青年，都要先到三原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他们千辛万苦从上海到了西安，行程几千里，现在总算是找到公开的共产党了。第二天，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步行去三原。

爸爸他们到了三原安吴堡，住在一个大庙的厢房里。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同学中很多是从东北、华北来的流亡青年，也有从南方来的，还有西安市的男女青年，其中不少是中学毕业生，年龄大多是十七八岁，有的年岁更小。庙里抗日的歌声此起彼落，除了睡觉，日夜不停。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爸爸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听到社会发展史，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讲的剩余价值、商品是怎么一回事。晚上经常要开学习讨论会，讨论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时还开生活检讨会，大家友好团结，态度真诚，爸爸感到这样的生活真新鲜，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月后，青训班第四期毕业了，有的接到通知去延安报到，而爸爸却久久没有接到通知。后来，一些没有被批准去延安的同学商量下一步行动，决定重新回西安去。此时的西安，已成了全国流亡青年的一个聚集地，墙头上到处贴满了抗日的海报、传单，前线的消息，汇成了一股同仇敌忾的洪流。有人在海报上看到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的消息，爸爸就和一群素不相识的青年到“民大”西安招生处报了名，隔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录取通知，马上出发到晋南曲沃“民大”四分校报到。

可是，到了曲沃还不到一个星期，太原、临汾告急，日机轰炸侯马，学校宣布解散，人们各奔前程。经过商量，大家还是决定要到延安去。于是组织了一个战时工作团，一边步行，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样又过了黄河，经过韩城，一天走七八十里路。1938年3月，爸爸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此时的延安，广招天下青年，爸爸很快被编入陕北公学19队，后来改编为24队。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杨时，他们惊喜交集，杨时比他大4岁，比他早来延安。两个月后，爸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他的热血，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献给中国共产党！

战地记者深入“虎穴”，以笔为刀枪
 

爸爸在晋察冀边区最有成就的是在《晋察冀日报》当战地记者。他没有写过这个时期的回忆录。可是，留下了许多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的作品。《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是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创刊，伴随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它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整整经历了十年六个月。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游击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区党报之一。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人民日报社，后跟随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到了北京，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那时，爸爸20岁左右，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办壁报、编剧本、写文章，都有一手，在晋察冀边区文化界已经有点“小名气”。根据爸爸的“档案”说：“陆灏1943年夏至1944年冬，任晋察冀边区第四中共地委宣传部干事兼晋察冀日报、新华社冀晋分社特派记者。”其实，在此之前，爸爸就给《晋察冀日报》投稿了，上面说的《少年儿童在成长——抗敌剧社的孩子们》就发表在1942年11月3日；《记突围》、《在唐县基于队伍里》、《四十八个加两个——平山某村自卫队员全体报名》等都发表在这一年。此时，他还在抗敌剧社，可能已经是《晋察冀日报》通讯员，经常为该报撰稿，所以第二年就正式转为《晋察冀日报》记者。

爸爸在《晋察冀日报》上的作品，署名“洛灏”，不是许彬章。我想：“灏”，大概是为了纪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好朋友徐志灏。洛与陆同音，所以，以后他一直以“陆灏”为名。

邓拓是当时《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文革”初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是爸爸的老上级，爸爸对他很有感情。一说起邓拓，爸爸总是很伤心。他是一位才子，一位勇士。不仅是报社的总编辑，还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每逢反“扫荡”战斗一打响，他就带领报社人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有时翻山越岭，与敌人“捉迷藏”。为了使报纸同群众、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常常采取各种方式把编辑、记者派到第一线去参加实际斗争，以笔为刀枪。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报社除了一部分人坚持日常工作，不少编辑、记者和晋察冀的子弟兵、地方的游击队、游击小组战斗在一起，袭据点，攻堡垒，炸铁路，埋地雷，他们既是勇敢的战士，又是合格的记者。经常奔赴部队的前沿阵地，或在军营里、或在战壕中，采访指战员；或在田野上、或在山沟边，慰问老百姓。有时还要贴标语，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并且要在第一时间，写好并发出新闻。

爸爸对写作感兴趣，到《晋察冀日报》当记者，可谓如鱼得水。在这些复印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忠于职责，十分敬业。有一次，他听到日寇在井陉屠杀无辜百姓的消息，怒火中烧，立即急行军，徒步赶到现场，当听说日寇在短短十天，屠杀了手无手铁的群众近400人时，他怀着满腔的悲愤，采写了一篇《敌在井陉造成重重惨案黑水坪三口井里填满尸首老虎衙中毒同胞尽成血水》新闻，发表在报纸一版头条。爸爸在这篇新闻里写道:本报特讯：“扫荡”井陉之敌，自（1944年）十一月十四日开始至二十四即大部撤走，时仅十天但遭敌屠杀之群众近四百人。其间，暴虐残忍远过野兽，有的要我群众悬空坐在井上用刺刀挑脐落井而死；有的用麻绳绑住两腿吊在井里直至淹死；有的用石头缚在身上沉在水底复用大石碾烂；有的被铡刀铡成几节或砍了头倒悬树梢；有的被撕成数片为洋犬咬成粉碎。敌人撤出黑水坪时，一里路外可闻扑到鼻的血腥。翠绿麦田，兽蹄点点。街头院内，到处有焦头烂额，或为斧锯支解四肢不全的尸体。村口草房，散挂着女人缕缕之血发，有被奸污后复遭屠杀的年青女尸，有被烧焦的裸体，六七十岁老太婆下身还插着木棍。最可惨的是村西三口三丈余深的水井，今日已被尸骸填满，捞出之尸骸，血肉模糊，面目已不可分辨，该村有两家八口人，全被杀绝。……惨案传至军区各地，人人目訾尽裂，肺腑欲迸，振臂高呼：“控诉！复仇！”日寇之残忍，令人发指，日寇之暴行，罄竹难书！爸爸这篇“特讯”，把日寇惨无人道的凶残的罪恶公诸于世，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慨。爸爸当时写了不少这样的新闻题材，如《我军攻入灵寿城毙俘敌伪二百五十余名缴枪百五十余军用品甚多》等。

爸爸多才多艺，还在报上发表诗歌，有一首悼念他们党支部书记的诗：《当季候走上春天的时候》。这位书记叫季候，在战场上英勇战斗，不幸以身殉职，爸爸这首诗是对这位书记的怀念。他写着：“天热了，我们都穿上新的军装／新的军装剩下了你的衣裳／军装失去了主人／缄默地留在地上／当季候走上春天的时候／自然和战争都笑着前进／一切都在开展生长……／而我们年青的兄弟死在接近胜利的路上。”（1942年5月10日）在1943年年初爸爸又写过一首30行的《敬礼，苏联红军》诗，其中他写道：“让我们向你们神圣的宣誓／为祖国，我们将忍受最后的痛苦和牺牲／像你们一样的反攻，一样的忠勇／在今年要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诗言志”，表达了爸爸为了抗敌，为了祖国的解放，誓把自己青春献给革命的决心。

1943年，晋察冀北岳区经历了一场最残酷的反“扫荡”战争。日军纠集大量兵力，在边区腹地拉锯“扫荡”三个月。报社在灵寿、平山、阜平的深沟高山上，日夜与敌人周旋。爸爸深入斗争第一线，采写了一系列战地新闻、通讯。最有影响的是1943年年初的一组“军区东线反蚕食斗争报告”通讯：《刘振汉回来了》、《偷袭秦家台》、《南甸，是敌人的坟地》、《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败相》……“东线”是指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灵寿、平山、阜平、行唐、正定（属河北省）、平定、井陉（属山西省）等县，那时日寇收买汉奸，“蚕食”这些地方。这些文章表彰“东线”军民同仇敌忾，粉碎敌人阴谋的英勇精神，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坚定他们“抗敌必胜”的信心。爸爸写过许多这方面的通讯，以后，如《温都河上的血仇》、《滹沱河畔过春节》等。爸爸从不在我们子女面前讲他“辉煌”的过去，记得一次我们要他讲讲在《晋察冀日报》怎么写新闻报道的，他只是淡淡地说：“当年和我一起到报社的八位亲密战友，已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位。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幸运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爸爸曾经写过一篇《如何当好新闻记者》的文章，他写道：“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思是不冒艰危，是不能成事的。”“要入‘虎穴’，得‘虎子’，就要有一种献身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只能在‘虎穴’的边上转来转去，绕着矛盾走，那是得不到‘虎子’的。战争的时候要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四化’建设要经得起困难和曲折的考验。”这是爸爸几十年记者生涯的经验之谈！他在晋察冀边区炮火连天的前线采写，发表在《晋察冀日报》的一系列新闻、通讯，如果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深入“虎穴”，是不可能写出如此振奋人心的作品来的！当年这些“新闻”，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精诚团结，勇敢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珍贵历史资料。

陆灏
 

陆灏简历：原名许彬章，又名许干、洛灏。192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祖籍江苏无锡。1937年3月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投身革命工作，同年11月去延安。1938年5月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事文艺工作。1943年秋起，任《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编辑。1948年后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驻苏联莫斯科记者。1956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8年开始，历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党委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