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建民讲述父亲倪永潮和母亲蔡霞光在抗战的日子
来源：婺城新闻网   2016-12-07 15:35:31

1910年，倪永潮出生于长山乡卢家村的畈头自然村。家中父母以养鸭、种客田(就是租田)为生，在5个兄弟姐妹中，倪永潮排行最小。倪永潮的父母勤俭持家，借钱培养儿子读书。倪永潮先后在长山秀峰小学、金华县私立作新中学(现为金华五中)就读。1929年，倪永潮考上浙江警官学校。1931年后，倪永潮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后在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学习，曾任南京警察厅下属一警所所长、陕西省西安市警察局督察长、湖北省江防二总队中校支队长、重庆警备司令部上校防空指挥官、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兼副局长等职。

年轻时，倪永潮目睹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目睹了中国空军勇士和日军空战、打击日机的悲壮场面，经历了保卫大武汉、重庆的大轰炸，以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他还是上世纪80年代金华县第三届、第四届的政协委员。日前，记者采访了倪永潮的二儿子倪建民，听他讲述父亲倪永潮和母亲蔡霞光当年的经历与故事。
 

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5年至1936年，倪永潮来到西安，是当时西安警察局的代督察长。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开发大西北为名，挥兵西进，旨在确保大西北的控制权，对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爆发了。

黎明时，临潼山上的蒋介石，突闻枪声四起，惊起推窗，已见四面受敌。奉命执行捉蒋任务的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率卫队营营长孙珉玖及卫队进击华清池蒋寓时，遭中央宪兵团及侍卫人员的强烈抵抗。激战多时，蒋介石的守卫部队全部战死，少有生还。中央宪兵团头目蒋孝先闻警由西安城赶至，亦被击毙于华清池门口。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介石由其侍卫背负上骊山，后被搜山查获，由孙珉玖押送至绥署交杨虎城部特务营营长宋久鸣接收。

12日上午，西安全城气氛紧张，各报发行号外，八项和平主张的《兵谏宣言》由西安市广播电台播出。

南京方面在事变后，派遣大批特务涌进西安，进行策反。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部分将领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公开叛变，投降南京，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还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将军，整个军心起了动摇。事变之后，西安成为全国政治斗争中心。各方势力，如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派代表到西安活动。与此同时，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讨伐部队，步步进迫，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将有一触即发之势。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人心惶惶，形势十分严重的时刻，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商讨救国大计。12月24日上午，在金家巷举行四方代表会议。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而倪永潮当时也被关押，后蒙杨虎城将军下令释放。
 

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1937年，倪永潮在南京警察厅一警所任所长，在南京保卫战中，当地警察负有维持社会秩序及地方治安重任，还担负市区巷战的作战任务，以至南京沦陷前未能撤离。

12月13日早晨，日寇侵占南京，倪永潮沦为难民，历时两个多月。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曾屡遭生命之虞，均以机智得免，真是虎口余生。在这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涯中，倪永潮目睹了世上罕见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状。

当时的“南京保卫战”，由于唐生智等守城指挥官作战方案估计不足，判断错误，南北通路均为自己截断，部队无法及时应变撤离，大批部队被敌包围，成为俘虏而遭集体屠杀。日军进城后，对我国同胞奸淫掳掠，严刑拷打，放火屠杀等等无恶不作，真是惨绝人寰。

日寇进城后，南京城内所有的房子，均被捜劫多次，即使是英、美、法等使馆及大使住宅，也无一幸免。凡是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捜劫一空，如各种车辆、衣服、被褥、食物、首饰、钢笔、字画、古董、其他文物等。对于商店，日兵先砸开大门，争先恐后地抢劫一番，然后在日军官监视下，有计划地装上车运走，有的则付之一炬。

日军疯狂地强奸妇女，从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到幼女，都是他们发泄兽欲的对象。难民区的间银巷一号，在12月18日前后，倪永潮亲见日本兵强奸妇女二人，幼女一人。两名妇女中，有一名还挺着大肚子，即将临产；被奸幼女，下身鲜血直淌不止，数日内不能行动。同月19日下午，有腰佩刺刀的日本兵六人，闯入五台山村十三号，排队轮奸一个理发师的妻子，理发师的妻子因下部受伤严重，流血不止，旬日后死去。日本兵为发泄兽欲，常来各女难民收容所，抢掳妇女多次，每次人数不等，多则十多人，皆有去无回。疯狂的强奸事件，逼得难民区收容所的妇女们都将已烫的头发，日夜用开水泡直，同时在面部、颈上用锅煤涂抹，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以期幸免于难，结果反因其特征招来横祸。

据有关史料记载及几位德国人的估计，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奸污事件就有七万次以上，根据后来国际法庭审判认定达两万次以上，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单单在金陵女子大学及美侨住宅等地，就有一百人次以上。

劫后的南京，断垣残壁，满目荒凉，每日每夜都有日本兵到处放火，城内火焰冲天，黑夜如同白昼。太平路和中华路一带，几乎全城焦土，讲堂街的教堂和青年会，也全被焚烧，明瓦廊一带的民房同样变为焦土，城郊的民房草棚悉数无存。难民即使有幸返回故居，也无家可归。当时，饥寒交迫的难民，就处在这样的悲惨境地之中。

南京当时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认为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特别高，对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抱有戒心，如在难民收容所为其发现，一律作为“抗日未成分子”处决。上述党、政、军人员被捕的，全被交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受酷刑逼供，如火烫、灌水、针刺或放军犬抓咬人体等，没有一个不被折磨死的。

日寇还用以下三种办法妄图彻底肃清我方隐潜的上述党、政、军人员：

进行居民登记(以南京市民为主)。在分区分所进行居民登记时，戒备森严。先令难民集合广场，排成四行，向登记处依次进行，领取证明条，再换取居民证。在领证时，经过盘查询问，被认为有“抗日未成分子”嫌疑的，即遭扣押，交宪兵队处理。

召开遣返大会。宣布日军的“大恩大德”，原来不住南京城市的人，都可向遣返机关申请返乡，并给予川资和提供交通方便。日寇借难民领证时，经过盘问，认为有嫌疑者，当即扣押，交宪兵队处理。

突击搜捕。突击搜捕的方法是：事先布置各收容所的汉奸，当日军军官到收容所时，突然发出“立正”口令，凡是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党、政人员，突然听到此口令往往未及思考，便会习惯性地立正不动。因这样被捕的为数不少。

以上被捕的人，即由日军装上卡车运到郊外，关进民房，用煤油焚烧灭迹。

更有甚者，将被捕的“抗日未成分子”剥去上衣，将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日军练习刺杀的人头靶。日军手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距十字架约十五六米处站立，叫到“杀”的口令后，即持枪向前冲刺，高喊“杀！杀！杀！”在冲到十字架面前时，仅做了刺枪动作，此时又听“停”的口令，而跑回原地站立，接着再进行第二次。此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因受惊吓而脸色苍白，已处于昏迷状态。日军第三次持枪冲刺，才刺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的胸部、腹部，乱戳、乱刺。声声惨叫，闻者心碎，血肉淋漓，惨不忍睹。而全身沾满鲜血的日本鬼子，则发出阵阵狞笑，狂叫乱蹦。

13日下午后，各街各巷，到处可以看到被枪弹打死或被刺刀刺死或军刀砍死的同胞尸体；在池塘阴沟里，堆满用铅丝扎捆双手或连穿几个人手心的三五成堆的同胞尸体。12月15日下午一时许，南京军警三千余人，被日军所俘虏，押送到中华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钦弹殒身；其中未死者，也悉遭活焚。12月18日夜晚，日军又将被围于幕府山的军民五万七千余人以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的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对其倒在血泊中尚能挣扎者，也均用乱刀戳死，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灭迹。

14日，日军在一座大楼的收容所里，清查难民身份。凡认为可疑的人，当即予以扣押，撕开衣服进行检查，结果约有五百人被认为是“抗日未成分子”，由该检查部队大队部命令押解玄武门处决。受押解的人被驱赶到玄武门内右侧一片大洼地时，日军用事先已架好的轻重机关枪八挺一齐射击，顿时血肉横飞，连距离刑场50米外的日本兵身上都溅上了鲜血。尽管枪声淹没了呼救声，但当机枪停止射击时，就能听到令人颤栗的惨叫声。如此反复射击三次，惨叫声才逐渐消失。

15日，在五台山进口处，有腰佩刺刀的日本兵三人，迎面碰上一个约20岁，剃光头，穿着黑色中山服的青年(后了解到是打铁的徒工，中山服是他拾来的)。他们认为这个青年是“抗日未成分子”不容分辩，当场用刺刀直刺胸前、腹部而杀死。类似这样的日寇杀人事件不计其数，实在令人发指。

据审判日本战犯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书上详列的屠杀罪证，屠杀最惨烈时期为1937年12月13日至31日，即日寇谷寿夫部队驻在南京的时期。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被虏我国军民遭日寇集体屠杀、焚尸灭迹的达十九万余人，以外零星屠杀，尸体由慈善机关收埋者达十五万余人，被害总数达三十五万人左右。

后倪永潮几经险境，和几个难民逃到了长江边，经村民指点，他们在江边找到了一个老渔民，要求老渔民把他们送过江去。因为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老渔民不肯答应，后来倪永潮又送给他一个金戒指。老渔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冒一回险吧！当时长江中有日军的军舰在巡逻。老渔民凭着高超的驾船技术，避开日军的军舰，把他们送到了对岸。倪永潮终于逃离虎口，来到了武汉。
 

经历了重庆大轰炸，蔡霞光和儿子死里逃生
 

其后，日寇空军对武汉和重庆进行了大轰炸，成千上万的无辜老百姓成了日寇枪下的冤魂，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日军罪行罄竹难书。倪永潮也亲临其境，出生入死。

日寇空军夜以继日地轮番轰炸陪都重庆，进行灭绝人性的战略大轰炸，日寇最终目的是迫使当时陪都重庆大部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业、医院停业，机关单位无法办公、老百姓白天不能生活，造成军民恐慌心理，民不聊生的境地，达成速战速决侵占中国的罪恶目的。

当时，倪永潮任重庆防空警备司令部上校指挥官，指挥部在市中心罗家湾，附近有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央造币厂及其他较为重要的军政机关，该地区为日寇空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倪永潮深感责任的重大，在空袭频繁时，应有非常措施，所以他加强对本部四周警戒，严加监视敌对分子暗中发信号暴露目标进行破坏。

1939年秋天，倪永潮选送进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深造(原中央军校高教班六期毕业)，当时倪永潮去军校学习，一次日寇空军来袭，刺耳的防空警报拉响后，倪永潮的妻子蔡霞光急忙抱着儿子躲入附近的一个防空洞。洞内挤满了老老少少，也有年轻的学生，因洞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员拥挤，空气混浊。严重缺氧的老百姓个个喘着粗气，倪永潮的大儿子哭着叫着，防空洞内一片黑暗。

事后，据蔡霞光回忆说，当时她抱着年幼的儿子感到呼吸紧张，防空警报停止后，全城死一样的寂静，只听见飞机“轰轰”声。儿子的哭叫，直接影响到其他百姓的人身安全，空气越来越差，数百双哀求的目光注视着母子二人，但儿子还是拼命大哭。因严重缺氧，儿子嘴唇开始发紫，最后蔡霞光毅然决定不影响洞内几百号人的生命安全，走出了防空洞。不久后，儿子停止了哭声，头顶上日寇敌机盘旋，儿子呆呆地看着母亲。据了解，当时蔡霞光带着儿子躲在离防空洞两三百米远的一棵大树下，就在此时，日军飞机在防空洞附近掷下了一连串炸弹，大地在震动，硝烟四起，蔡霞光母子死里逃生。

当救护人员进入防空洞现场清理时，蔡霞光看着当时的情景发呆，十多分钟前躲藏的防空洞成了日寇杀害中国人民的坟墓，后来在清理现场时，看到残肢、断躯、遍地的鲜血，几百号人有的被炸死，还有窒息而死，基本无存。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在救护人员挖掘现场时发现，有几名大学生奄奄一息，生命尚存，原因是这些大学生在拥挤的防空洞内利用了防空洞内岩石缝中的泉水，用鼻嘴吸着，用泉水中微量的氧气维持了他们的年轻生命。
 

蔡霞光曾陪伴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
 

蔡霞光原是军统局内勤人员。1937年11月，当上海沦陷后，军统局奉命向武汉撤退。蔡霞光随局本部内勤人员最后一批撤到汉口市，被分配在市区一办事处，担任从前线归来人员的接待工作。

1938年1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冬日，蔡霞光接到局本部人事科电话，要其去法租界巴黎街晋见戴老板(戴笠)。见面后，聆听了他的指示：“你比较干练，现在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要求你很好地去完成任务，这就是护伴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太太谢葆贞。她现在住在江西南昌，身边带有一个男孩。你到杨虎城夫人那里去，应该懂得，杨虎城是高级将领，你平时对谢葆贞应以夫人的礼仪对待她，做到亲如家人，和睦相处。当谢葆贞心情不愉快时，你也要随时给予安慰与开导；特别要注意她的人身安全。如果她有什么要求，必须及时地向主管人员反映情况。”蔡霞光接受了任务的第二天，便去了南昌。

当时的蔡霞光还是一个22岁的年轻姑娘，接受护伴生活于特殊情况下的谢葆贞夫人的任务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到南昌与该处负责人王蒲臣、周康见面后，才知道原来都是熟人，心情也就安静下来了。

杨太太住处设有警卫组，地址是在南昌市二卫路一号(或二号)，是一座坐北朝南三间二楼的西式洋房，阳台上陈列着一些盆景，阳光充足，环境舒适宽敞。杨太太住在二楼当中的一间，下面是办公室，大门进口处有传达室和警卫室，有护士一名负责杨太太的护理工作，另有厨师、女佣、便衣警卫共六七人。

杨太太用膳，每日三餐，早餐是牛奶、豆浆、小米稀饭、油条、面包、饼干、馒头等，逐日轮换。中晚饭则以鸡鸭鱼肉为主，兼有各种海味，或红烧，或清炖，其他菜肴各取所好，皆以适合杨太太的口味为主。她也会喝一点酒，以贵州茅台酒为主。在通常的情况下，蔡霞光都同杨太太共桌同餐，生活待遇是相当不错的。

初次见面，蔡霞光对杨太太的印象是良好的。杨太太雍容华贵，中等体型，有一对传神的眼珠，光可鉴人的黑发，洁白红润的笑脸，爱穿蓝色旗袍，肉色长筒丝袜，新式皮鞋，举止端庄，性格爽朗而热情。

“杨太太”“蔡小姐”，这是两人对彼此的称呼。相处久了，双方的脾气与个性也都相互了解了，渐渐地两个人之间亲如家人。杨太太的孩子拯中，那时不过六七岁，天真活泼，挺机灵。蔡霞光常与他拍皮球、做纸玩具、并教他写字，还经常买一些图书和玩具给他。

与谢葆贞母子共餐时，王蒲臣、周康有时也来同吃。饭后，他二人会讲一些笑话，逗得杨太太大笑不止，从而减轻了杨太太对失去自由的痛苦。同年四月，她突然提出要与杨将军同住的要求，但得不到上面的及时批复。她因此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抱头痛哭不止，连饭都不肯吃了。当这一情况发生后，蔡霞光的内心极为焦急，想尽办法来安慰她，请她耐心等待，并向她保证她的要求可以批准；还要小拯中来劝说妈妈，冲淡杨太太的思亲情怀。

在杨太太思夫之际，蔡霞光的情绪极为紧张，万一她绝食或寻觅短见，那将怎么办呢？这使得蔡霞光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幸而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她的激动情绪，开始平静下来。这一年的六月，上峰批准了她的请求。当蔡霞光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太太时，她真是欣喜若狂。

小拯中得知快要与爸爸见面，也活蹦乱跳起来。六月中旬，王蒲臣带着杨太太母子和蔡霞光同乘坐—辆专车，由南昌出发，直往湖南桃源进发。杨虎城夫妻父子乱后重逢，相见之下，热泪夺眶而出，令人心酸！

桃源的住宅，是一座木结构的大院子。这里的负责人是李家杰、龚国廖、医师是戴夏民，护士是朱正霞，另有警卫人员十五、六人，厨师和女佣各一人，生活条件胜过南昌，杨氏夫妇的精神生活也较充实。蔡霞光也为此而庆幸，感到精神上的担子去掉了大半。

杨先生体型高大，讲起话来爽朗而宏亮，有大将风度。但当时的处境，迫使他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而心情苦恼，百感交集。他在桃源软禁的日子里，心力交瘁，虽是四十开外的人，但早已经是银丝满头的老人了。杨先生在桃源期间，曾上书蒋介石请缨杀敌，表示即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亦无恨。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因而大动肝火，情绪反常。李家杰、龚国廖于是对他多次劝慰，亦通过谢葆贞夫人要求她向杨将军多做思想工作，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克制激动的感情。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频频失利，战局影响到杨将军的安危，此后最高当局把他几度转移，局外人皆不得而知。

1938年10月8日，倪永潮与蔡霞光在汉口结婚，1939年生了第一个小孩，为了照顾家庭，于是她决定辞职，在家相夫教子。

蔡霞光是在1939年9月底请准长假离开湖南桃源的，她与杨将军夫妇一别，竟成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