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之为有牺牲多壮志
来源：《红色平阳》   2016-12-19 11:08:41

　　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企图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苏南地区围杀我新四军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这是要搞第二次“四·一二”大屠杀，发动第二个“皖南事变”!粟裕师长立即命令我们九分校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过铁路、渡长江，打回苏北。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壮烈，牺牲了不少营连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们三大队九连的干部和学员奉命参加铜山战斗，面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们在铜山阵地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当时我们连装备的是套筒枪，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背的子弹袋，里面装的都是芦杆做的假子弹，手榴弹也是木头做的。到了中午时分，校部杜屏教育长下命令，把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我们九连撤下后，大约下午四时太阳西斜的时候，铜山阵地上枪响了。起初，我们有的同志起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暴露了目标，中弹牺牲。后来，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体牺牲。我们悲痛极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屏教育长下决心将我们九连撤下来，是为了保存部队的政工力量。因为，我们这个九连是由前线调回来打算培养为连政治指导员的干部，还有原在各队的政工干部和文化教员组成。如果不是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去，那么全体牺牲的一定是我们九连。

　　粟师长决定突围，我们突围后不恋战，边打边走，白天隐蔽，夜里走。国民党自南向北，鬼子自东向西，追赶我们，北边是宁沪铁路和长江。我们靠的是自己两条腿，说也巧，最后一晚要跑一百三十里，我正好担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装，背米袋外，还要加两个洗脸盆、一个满满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间行军，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动员老百姓杀狗。有百姓舍不得杀，发明了一种竹子编的笼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刚开始还听见过几声狗叫，后来真就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先是离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龙潭过铁路。越过后，龙潭伪军躲在后面碉堡放了好多枪，大家都说我们的敌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枪声是“欢送我们的”。我们跑步到达长江边，只见早已升起帆蓬的大船有好多条，趁日舰江上巡逻的空隙，我们九分校全体人员上船过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们就在六合仪征(江面最窄处)靠边上岸，部队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热情接待我们，烧水洗脚。想想，“身上背那么多东西，一夜跑一百卅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跳出日顽联合的包围圈，一夜之间，越过铁路和长江两条封锁线，胜利回到苏北，这全靠“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与同在苏中公学工作、相识相爱的张颖告别，调往军工部工作。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八二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八二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个个抱着八二弹，跳着秧歌舞，装上船只，快乐得无法形容。?

　　其实，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飞了双乳。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妈妈，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也是听说这次伤亡事故，所以，我和张颖告别时，她一再关照，要注意安全。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10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去熟悉各车间的生产过程。我参加劳动，上车床难度太大，就到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一次，冲床打连环车，我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我还不当回事，要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大叫“不行!快走!”立即护我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我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我很感谢他，可惜后来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我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我：“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他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还说：“十指连心，很痛的，特别是夜间。”他要那位自愿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很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抗战精神，我们的民族将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