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眼里的孙立人
来源： 河殇文化   2017-01-24 16:22:34

    编者按：袁长瑞（1911—1997），字子琳，23岁加入孙立人麾下部队，从淞沪战场到滇缅丛林，从大陆到台湾，始终追随孙立人南征北战，是孙的得力助手，并与孙感情深厚。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立人被蒋介石软禁之后，袁子琳也因"通共"嫌疑入狱。袁子琳的长子根据父亲生前口述和书面回忆录撰写此文，讲述孙立人与部下的僚属关系，为后人提供了独特的史料。

一

    我父亲袁长瑞1911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敬安镇东梁集村一个地主家庭。1934年的一天，父亲从报纸上看到税警四团在南昌招考两名准尉司书的通知，当即决定投笔从戎。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时，招考时间已过，父亲便直接到税警四团访问孙立人团长，当面激切地表达了投笔从戎之志和追随孙团长的决心。孙立人听了他的陈述，颇为感动，当即特批他入伍，"补编外司书，支上士饷，试用三个月"。

    在试用的三个月中，我父亲工作勤恳，把伙食办得很好，所以顺利地通过了试用阶段，转为正式的准尉军官。就在他转正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税警团并非正规军，而是财政部的专用缉私工具，除了享受一般军饷外，还有由财政部另外发放的津贴费，这笔费用由孙立人的弟弟掌管。按规定新招的官兵在试用期里是没有津贴的。我父亲起初并不知道这一规定，所以第一次领饷时间津贴费的发放者："我的津贴费呢？"那人轻蔑地说："你呀，三个月后是不是要你还不一定哪。去去去……"父亲感觉受到了侮辱，但他忍着没发作。三个月的试用期满了，又到了领津贴的一天，那家伙又居高临下发钱了。他把装钱的封袋朝来领者一扔："拿去！"简直是"嗟来之食"。父亲越看越恼火，当那人高傲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你小子今天有资格领赏了！给你！就把钱袋丢了过来。父亲走上前去，却不接钱袋，而是说了句"老子不要津贴费了！"同时"啪"的～声，用力扇过去一个耳光。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两个人立刻揪打在了一起，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拉开。父亲没有拿钱袋，怒气冲冲地走了。有几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也跟着一块离开了现场，他们一边走一边对我父亲说："你打得好，打得好，我们支持你！"父亲不答话，匆匆来到团部，大声对孙立人说："我辞职，不干了！"孙立人忙问："怎么回事？"

    "我打了你的弟弟。这个人太傲慢，太趾高气扬！发津贴费好像在打发讨饭的，我看不下去！"

    孙立人查正此事后，叫来了弟弟。从墙上取下马鞭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朝他弟弟抽打过去，并大声喝道："禁闭，撤职！"

    这边，孙立人对我父亲说："事情就这样处理了。你呀，你也不对，你怎么可以打人呢？打人是违反纪律的，况且还是军官相互打架。给士兵看到，成何体统！我念你是初犯，这次就不处分了。以后见有不对的事及时向我汇报，不许自己动手，听见没有？"

    1935年秋天，税警团移师到了海州。全团官兵到达新的营地后，我父亲所在连队的连长不见了。父亲特别着急，因为这位连长出发时亲自保管了连队的财务保险箱，里面锁有九百多元现金。当天的晚饭还是我父亲用自己的钱买的菜，这一晚父亲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大家议论纷纷，感觉这个连长肯定是携款潜逃了。

    孙立人对我父亲说："一个军人，枪是他的第二生命。而对你来说，存钱的保险箱就是你的第二生命，你把你的第二生命交给了别人！"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给你四天时间去找连长，找到了就没事，找不到就关你的禁闭，去吧。"

    我父亲没有任何线索，自然无法寻找。他赶紧跑到电讯局，给我爷爷拍了电报："大祸临头，火速寄来大洋一千块。"拍好后担心我爷爷恐慌，又马上写了一封信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四天以后，父亲没有找到潜逃的连长，好在收到了家中汇来的一千大洋，就把钱上交了。孙立人感动地说："别人盗窃公款潜逃了，你却为公舍私，补赔损失，这在我们军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将报告上级对你传令嘉奖。"

    此后不久，有一位青年人拿着父亲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郭影秋的介绍信到海州来找我父亲。信上说来人名叫刘云川，是沛县中学的毕业生，要我父亲设法给他找个工作。于是父亲请示上级经过批准便把刘云川留在自己手下工作，职务是上士文书。

二

    1937年10月，税警四团奉命开到上海参加淞沪抗战。这时父亲已升为团部的中尉副官。

    该团进行了两次战斗，虽伤亡惨重，但士气旺盛。一天下午接到上级命令，命他们攻打并占领丰田纱厂孙立人立即打电话给机枪连，命令该连执行此任务。但所有线路都被日寇炸断，电话打不通，派出去的传令兵又没有回来。情急之下，孙立人便对我父亲说："袁副官，实在没人可派，只好让你跑一趟了，你赶快把我的手令亲自交给机枪连的李鸿连长。"我父亲接过手令，冲出掩体，冒着敌机的轰炸向前跑去。他时而起身时而弓腰，利用路上的一切障碍躲闪着奔跑着，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这样跑跑停停直到傍晚时分，听到前面有人大喝一声："什么人？口令！"父亲听出是自己人，便大声回答："我是四团的副官，给机枪连送手令的。来得匆忙，没有问清口令。"对方说："既然这样，你就匍匐过来！"父亲遵照对方的命令匍匐过去，原来那人正是机枪连的李连长。他接过团长的手令十分高兴，说他早就发觉那边的丰田纱厂是个钉子，侦察证明那里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如不及早拔掉，等他们的援军一到我们就麻烦了。现在你送来了手令，正是时候。等会儿你就和我们一起干吧。没过多久天色更暗了，李连长一声令下，我方战士英勇地向敌人阵地扑去，敌人疯狂回击，几番厮杀，我方终于压倒了敌人的火焰，四十分钟后胜利占领了阵地。

    就在攻打丰田纱厂后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孙立人不幸受了重伤，从阵地上撤下来被送进了医院。残存的税警四团官兵就被分散补充到了其他部队。我父亲被编入第八军。他总觉得在别的部队不如在税警四团有劲，他一直为失去孙立人这样的长官而惋惜。刘云川也觉得离开孙立人没有劲，于是就回徐州家乡参加八路军了。

    一天，父亲在马路上看到报载孙立人在贵州都匀招兵的启事。老长官身体康复了，又要上前线了！这个启事显然是在召集旧部的。他十分激动，马上约了几个好友离了职，前往贵州都匀。

    见到老部下，孙立人很高兴，将我父亲任命为上尉军需主任，并给我父亲取了个新名字，叫袁子琳。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三国联盟共同抗日，史迪威将军率领美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顾问团的人员为了整编中国军队而到各处视察，他们来到贵州都匀税警四团驻地，随便拉了一名战士打靶。这个战士当场连发五枪，枪枪打中靶心。又拉了伙夫试试，这个伙夫也是连打五发，发发中的，原来四团平时练习是不惜子弹的，因为他们有财政部作后盾，于是乎孙立人练兵有方的佳话就传开了。国民政府马上将税警改编成正规军，番号三十八师，出国远征。1942年春，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第一仗在仁安羌与日军交火。孙立人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打垮了日本一个师团，救出被日军俘虏的九千多名英军。1943年，三十八师扩编为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孙立人为副军长。1944年，孙立人升为军长，我父亲升为少校军需官，他始终跟着孙立人干后勤工作。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后勤工作就跟到哪里。

三

    日本投降后，1946年初，新一军驻军广州。

    用美国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凯旋广州后，我父亲立刻请假三个月，回徐州家乡探亲。他所属的部队则从海空两路被运到东北打内战去了。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打到长春，并占领了这座伪满时期的"新京"。

    其后，另一支美式装备的廖耀湘的新六军也跟着开进了长春。按一般做法，哪个部队先进城，其首领就是该城的警备司令。然而当时的东北行辕长官杜聿明却任命廖耀湘为长春的警备司令，而把先入城的孙立人晾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原来杜聿明和廖耀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们是自家人相互提携，而不把美国军校培养出来的孙立人放在眼里。

    不久，说是为了"安抚"孙立人，将孙调任东北第四副长官，由中将升为上将。实际上这是夺了孙立人的兵权，因为这一"升"，孙就得把自己苦心经营的"新一军"交出来——交给杜聿明欣赏的一名师长带领。

    蒋介石知道了这一"明升暗降"的军事变动后，马上为孙立人另辟蹊径——把孙立人派到台湾去训练新兵，孙立人的练兵有道，是天下共知的。于是1948年，"新一军"的大批军官连同家属，便由我父亲组织运送去台湾。这时，我父亲已是军司令部的中校总务科长。

    台湾的凤山镇成立了"陆军训练司令部"（简称"陆训部"）。孙立人任上将司令；孙的"老对头"贾幼慧任副司令。这一对正副司令原是"新一军"的正副军长。蒋介石喜欢把此二人拥在一起，那是他的用人之道。孙贾二人在一起总是矛盾不断，蒋介石利用这一点让他们相互制约。

    孙立人的观点完全是美国式的，即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他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一切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党派负责。因此他不参加国民党，到这时他还是个无党派人士。

    陆训部地处风山镇的东南郊，原先是日本人的兵营，大片房舍正好用作办公机构，司令部近旁又有一大片整齐的房舍，原先是日本兵营家属的住宅，如今正好接收下来作为陆训部的军官家属住宅。这里的—百多所房舍建造格式完全一样，没有大小好坏之分，所以新来的陆训部军官家属搬进去也很顺利。可是后来为每户家安装家用电器时却要按照不同级别安装不同项目。我父亲在检查这—工程时，发现孙立人的哥哥一家安装的家电设备超标了。于是立即吩咐工兵予以拆除。这位兄长气呼呼地去向当总司令的弟弟告状去了。结果孙立人向我父亲了解了情况后，不但同意拆，而且还书面批示"两年内不许再安装"。一切安排妥当后，我父亲的职位又升为由司令官直接领导的上校监察主任。

    监察主任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名义上"铲除共产党"，实际上是铲除一切异己分子，尤其是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一旦查出，就千方百计把他们调出去，或者用其他办法清除之。

    孙立人离开"新一军"后，共产党的解放战争风起云涌。"新一军"的下场是全军覆没。当年"八一三"抗战时的机枪连连长李鸿后来被升为新七军的军长，1948年秋，传说他在东北战场上阵亡了，实际上是投降。后来解放军将他释放，他去了台湾，却在台湾入狱受了酷刑。

    这年冬天，有两个人来到我家，受到父亲热情招待。好奇心迫使我于深夜偷听父亲和客人的谈话，原来此二人中的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共沛县县委书记刘云川叔叔，另一位名叫苗干，是刘云川的助手。他们都是父亲的好友郭影秋派来的，目的是要我父亲把苗干安插到陆训部刺探情报。刘叔叔讲了许多关于内战形势的话，我父亲说："我现在的任务是‘锄奸’，如果你们在我这里扎根住下，本来问题不大，可是不久何应钦要来检查工作，这就很不方便了。这样吧，我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安全回去吧。"刘叔叔走后，父亲便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交给孙立人，坦诚而详细地介绍了他和郭影秋的友情，以及郭在中共的职位。刘叔叔住在我家期间，向我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人民解放军神速前进的形势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客人的出现没有逃过那些"有心人’的眼睛，他们纷纷写报告给孙立人，说我父亲"通共"云云，但所有这些报告都被孙立人揉成纸球，扔进了废纸篓里。

    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和苗干有多次私下交谈，他对我讲了许多解放区的情况。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以至后来（1949年3月）一个人离家出走，返回大陆参加了解放军。

四

    1949年春，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已近尾声，蒋介石凄凄惨惨地坐着军舰来到台湾。孙立人带着一支武装整齐的卫队来到军港，登上蒋介石乘坐的军舰。孙立人领头进入船舱，搀扶蒋介石上岸。

    一连几天，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各个军港和空军基地，一切都还满意。

    看来眼下这个孙立人倒还是忠诚可靠的。而且孙立人是美国的宠儿，依靠孙立人就有美援。于是，蒋介石将孙立人升为陆军总司令，并兼任台湾保卫司令和警备司令，扩大了孙立人的权限。

    孙立人把我父亲叫到办公室，把组建人事署的任务给他。初步考虑，这个署要设八个处，八个少将处长怎样任命，要我父亲开个名单来，并且嘱咐他，注意不要让情报人员进来。另外，黄埔系的人物不要成堆。

    蒋介石父子既然重用孙立人，就要想方设法与其拉近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想把孙立人拉进国民党，孙不愿入党，他们就代其填表并批准他为"特别党员"。而后再通知孙立人本人，孙立人虽然没有公开拒绝，但从来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和活动。

    蒋介石父子决定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即：加快往军队里派驻"情报人员"，目的就是要加强特务活动。这一点早为孙立人所痛恨，所以在当时的台湾军队中，海军空军里都派有情报人员控制，唯有陆军派不进去。蒋经国对孙立人十分敬畏，而孙立人却瞧不起这位"太子"。蒋经国时不时地要找孙总司令谈工作，我父亲的办公室和孙立人的办公室靠得很近。蒋经国便先到我父亲办公室：请"子琳兄"帮忙前去看看总司令是否有空？然后紧跟在我父亲身后，如果听孙立人对我父亲说："让他来吧。"蒋经国便一个大步跨上前，兴高采烈地喊着"总司令"进门……如果听到总司令大声嚷道："他来干什么？我没有空！"等我父亲回头再看，蒋经国早已掉头走人了。为了讨好孙立人，蒋经国对我父亲特别亲密，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孙立人大权在握，又仗恃"总统"器重，愈加盛气凌人。后来蒋介石对人说孙立人"不会打仗"，孙立人不服，用缅甸抗战为证据，谁知老蒋指的是孙立人不会打政治仗，不会在政治上团结人。渐渐地蒋介石觉察到孙立人功高盖主：凡美国朋友来台湾，都是先找孙立人会谈，然后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感到了隐患，想到韩国的李承晚这类总统的下场，于是决定将孙立人撤换下来。"总统"一声令下，将孙立人"升"为"参军长"，终日陪伴在"总统"身边。这样，孙立人的三个司令官通通丢掉，兵权完全丧失。

    "陆军总司令"换了黄杰，此人早先曾是"税警总团"的少将团长，我父亲很失望。孙立人找我父亲做思想工作说："黄杰早先是咱们的总团长，现在领导陆军总部，你就好好干吧。"父亲说："这个人沽名钓誉草菅人命。抗战期间，在苏州我看见他命令一个拿了老百姓东西的士兵站在马路旁，他当众掏出手枪把那位士兵杀死。第二天报纸就拼命吹捧他整治军纪惩罚严明，等等。士兵抢老百姓东西，违反了纪律，你可以惩罚他，可以关禁闭、打军棍，但不该枪毙呀。可黄杰他为了自己出名，就这样随便杀人！那士兵也有父母，父母送儿子当兵是为了抗日呀。这些，黄杰全都不顾！这种人，我决不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

    孙立人认真听了我父亲的陈述，沉吟片刻，抬起头来："这样吧，你到国防部去做高参！"

    "参军长"是个闲差，除了陪"总统"以外，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工作狂"来说是苦恼的，但是孙立人忠于职守，也不得不安分守己。

    我父亲到了"国防部"又要和蒋经国打交道了。这时蒋经国觉得"子琳兄"已失去昔日的作用，便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五

    1955年6月6日下午，屏东机场，接受检阅的官兵在烈日的暴晒下整整齐齐地站立着，等候蒋介石的检阅。原定下午两点正开始检阅，如今过了半小时仍未开阅，出什么事了？谁也说不出。又等了十分钟，到两点四十分，终于宣布"总统"驾到。只见蒋介石在"参军长"孙立人的陪同下走出汽车，兴冲冲地走上司令台开始检阅。不多时，检阅结束，只见蒋介石微笑点头甚是满意，孙立人则脸色严肃。接着检阅组织者上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刚才检阅前，破获了一桩"匪谍案"，据悉这班"匪谍"打算借机劫持领袖，重演西安事变，现在正将"匪首"郭廷亮及其同伙三百余人一网打尽……

    初步调查，这批军官都在东北战场做了共产党的俘虏，经过洗脑，又把他们派回到孙立人麾下大搞"兵运"活动，一旦时机成熟，就……

    孙立人表示，既然我的部下有这么多人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我当然罪责难逃，因此我引咎辞职。于是一纸报告呈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批准。从此，孙立人被软禁家中。然而其待遇不变，人们仍可以喊他"（陆军）总司令"，薪饷仍是一个月二千元美金；仍有一班卫队保护，只不过换了新人；他仍可以会见客人，也可与来客单独谈话。总之，除了不让他工作，其他一切待遇照常，只是不可随意走动。

    按照台湾情报头子毛人凤和蒋经国的意见，应当枪毙孙立人。但是蒋介石不敢这样做，因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再打电话，警告他不可造次，如果对这位抗日名将处置不当，将完全断绝美援……

    台湾当局立刻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九人调查组，彻查孙案。这个组内查外调折腾一年，最后写了个没有说明问题的报告，因查无实据，没有提出处理意见。蒋介石看了报告既不愿放虎归山，也不给予平反，却批上"姑念他抗战有功，不予治罪"。

    这期间，父亲多方奔波，接受记者采访，为孙立人鸣不平。在一次与同事闲谈中，他说："匪谍匪谍，咱这里总是骂共产党为‘匪’，而共产党却骂我们是‘贼’，一个国家老是为匪为贼统治着，那能好起来吗？"他愤激地发泄了一通。而他身边的"情报人员"马上向蒋经国汇报了，于是蒋经国派人找我父亲谈话，一次，二次，三次……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详细，其中自然要逼问他的好友郭影秋以及儿子（已离家出走，回大陆参加解放军的笔者）的情况，最后说"蒋（经国）主任要亲自同你谈"，就要他在办公室等候。但后来蒋经国没有来，却来了两个人把他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台北的大大小小报纸用大号标题登了一个《十两黄金贪污案首犯袁子琳被捕入狱》的消息，舆论一时哗然。

    蒋经国到监狱来看我父亲，态度十分友好。先问了生活情况、身体健康如何，然后说接到一些人的报告，说：袁兄和"共匪"有联系，又将儿子送到大陆，不能不处理。现在查明你没有问题，我想放你出来跟我工作，我将你的军阶升为中将如何？

    我父亲回答："要我出来，可以。请你先把孙立人平了反，恢复工作，除了孙将军，我不跟任何人。"

    父亲1958年出狱，这时他已没有了军籍、党籍，也没有了工作，只能靠几个好友的接济维持生活，最后经友人介绍在铁路部门打工，工余时间则去为孙立人的夫人抄写佛经。

    从那时起，我父亲即决定设法回大陆看看，他有计划地先将我七个弟弟妹妹送到美国去。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计划顺利完成。他向蒋经国申请赴美探亲，蒋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他去美国，限一周返台。父亲离台前，又去向孙立人辞行，二人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仍在软禁中的孙立人告诉我父亲，去美国后别再为他鸣冤叫屈了，他一向"诚正"为人，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不认真追究也就好了。我父亲说，自己这次去美，目的是返回大陆走亲访友。"有个情况我当向您报告，我如果信上说我已到纽约，意思就是我到了上海；如果我说在华盛顿，意思就是到了北京。看样子这次出了台湾是不能回来了。"孙立人说，我也没有希望去"纽约"、"华盛顿"了，请代我向朋友们问好。

    1984年秋，父亲带着继母一到美国就让我妹妹为他们申请美国绿卡，同时办理回中国大陆的准备，再也不回台湾了。1997年12月父亲于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宣布当年的"十两黄金大案"是错案，给我父亲平反，并赔偿美金十万元。

    作者：袁雪尘

    来源：水煮百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