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与抗日——敌后和空中两条战线的抗战
来源： 张邦炜 抗战史迹   2017-06-01 11:02:13

　　張邦炜先生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箸名的宋史专家、原四川省“政协”常委)。退休后以“恍惚斋老者”网名开设博客发表文章。现根据張邦炜先生的堂弟张邦雷先生推荐，转发本文(本文写于2015年7月7日)。

　　今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8周年纪念日，不禁忆及我家与抗日那些点滴往事。适逢12岁的孙子圃铨放暑假在家，便同他絮絮叨叨地谈起。抗日战争时期，我还是个孩提，本不该记事，只因某些事情太惊人，长辈又反复述说，我才有一些依稀的记忆[①]。

　　我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韩昌黎《早春》诗云：“最是一年春好处。”然而这年春天并非“小雨润如酥”的美好季节，而是战云密布，国难当头。儿时，母亲告诉我：你不是生在家里，更不生在医院，而是生在江安后坝[②]乡下，生在一间矮小、潮湿的茅屋里。我问：为什么?母亲的回答是：躲警报!这个词汇今人大多不解其意，那时三尺童子皆知，是指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四处躲避。当时日军狂轰滥炸，不仅炸重庆、炸成都，还炸我的家乡川南地区。我生出前几个月，日军既炸泸州钟鼓楼，又炸宜宾菜坝机场，人们惊恐万状。母亲别无选择，只得将我生在乡下。我儿时同窗好友冯良桓与我同年同月生，只比我大七天。他的母亲王德勋与我母亲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她闻讯搬到后坝，与母亲一起坐月子。我们两对母子在这间茅屋里共同渡过了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

　　每当母亲说我命苦，接着就会说我二哥命更苦。我的父母亲是1930年到北平念大学的，父亲张安国(号定民，化名祯祥)上平大，母亲曹继昭(名永禄)读师大[④]。第二年夏天，母亲在协和医院生下我二哥。出院不久，九一八奉天事变爆发，父母带着二哥仓惶返回家乡四川江安。当年回川之路路漫漫,极艰辛，二哥夭折于返乡途中。他还没取名，只有个小名叫平生。母亲一说到此事必流泪。二哥比我大9岁，如果他健在，已是84岁的老人。

　　我的祖父张乃赓(名宗高)曾是川军将领[⑤] ，与孙震同在21师任旅长。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已退役乡居数年，被推选为县参议长。如果他仍在军中，理当奔赴抗日前线，极有可能在台儿庄战役中血战滕县。祖父虽无缘战斗在前线，但他战斗在后方，出任本县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他的妻子、我的后奶奶杜嗣芝任妇女抗敌工作团团长。祖父依靠一批热血青年(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将江安县的抗日后援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我父亲当时在家乡的公开身份是县高级小学校长、抗敌后援会演出队队长，其秘密身份则是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他与党内同志一道，参与开办合众书店、联谊书屋，推销《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抗日爱国报刊，并成立戏剧协会。吴雪、陈戈率旅外抗敌演出队来江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戏协积极配合，上演话剧《卢沟桥之战》、《中华民族的子孙》、清唱京剧《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大战倭奴平型关》。戏协的主要演员是席明真、冯振华、雷光禄(又名雷南)、王德勋等，都是父母的党内同志。父亲无任何艺术细胞，外号人称“硬人”，也登台充当配角，闹了不少笑话，长辈传为谈资。父亲作为抗敌后援会演出队队长，还带领演出队前往全县各主要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母亲作为妇女抗敌工作团成员，教群众唱抗日歌曲，作抗日宣传讲演，号召妇女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开展义卖活动。武汉保卫战期间，不少妇女捐出金银首饰，并将义卖所得钱物，全部支援武汉前线。

　　祖父率先垂范，我家人人抗战。父母在后方战斗，二叔张安汶则在抗日战争前线浴血奋战。他原本是四川大学英语系学生，1935年愤然退学，为抗日而前往日本，改学飞行。“文载道，诗言志。”当时他赋诗一首：“不是屠刀惊梦幻，安能投笔慕从戎。为求虎子虎穴闯，壮志凌云试御风。”后来他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虎队员，长年驰骋驼峰，一度远征印度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当年家人都说，二叔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二叔青年时代

　　二叔(左四)1943年在印度腊河机场

　　1944年冬，贵州独山失守，抗战形势危急。国民政府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相号召，广泛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当时四叔张安庆只是一名中学生，年仅16岁。祖父送子参军，让他奔赴前线，英勇杀敌。行前，全家举行了简朴的送别仪式。四叔戴着大红花上街游行。因抗战不久即胜利，四叔才回到家乡，又上中学。

　　我一生中清楚记得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母亲欣喜异常，她同她的党内女性同志们组织各界妇女开展庆祝活动，并亲自参加耍龙灯。妇女耍龙灯在江安县尚属首次，热闹非凡。那年，我5岁。在父母的组织和安排下，我同冯良桓等小伙伴们一道，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兴高采烈地耍起儿童龙灯。《联谊旬刊》[⑥]发点心，祖父家中领红绫，对窝井樊家[⑦]吃粑粑，……耍到哪里，吃到哪里，高兴到哪里，快乐到哪里，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生于茅屋、二哥死于战乱，是家人常讲的故事。1985年，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期间，我曾向国内同行述说。上海师大许沛藻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现在正与日本学者握手言欢。确实，我与不少日本宋史专家如枊田节子、佐竹靖彦、近藤一成等都较为熟悉。与他们交往较少，主要是我日语不行，而他们又中文欠佳(佐竹除外)，并非他们是日本人。要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上学时政治课老师总是这样教育我们。正视历史，不忘国耻是为了面向未来，珍视和平。当然，与日本学者相处也偶有心情凝重的时候。1990年，在北京国际宋史研讨会期间，中方学者与日方学者一道考察周口店之后，又一同参观卢沟桥。行走在桥上，面对石狮子，双方学者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①]本文所述大多来自长辈言说，并参照一些史籍，如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宜宾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后坝在江安县城郊。

　　[③]冯良桓，四川大学材料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光伏专业专家。

　　[④]当时并无明确的法定结婚年龄，更无学生不许结婚的规定，民间早婚之风盛行。

　　[⑤]父亲的老同志、当年川南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后来曾任中组部部长，他对我祖父见诸文字的评介是：“张乃赓，川军旅长，开明士绅，我们的统战对象。”我祖父两度在旧军队中任朱德元帅部属，1950年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川南行署民政厅副厅长，不久病故。

　　[⑥]《联谊旬刊》，当年江安地下党组织办的进步刊物。

　　[⑦]对窝井樊家，从前江安县一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