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抗战之九：抗击日寇 保卫家园
来源：永城历史网 作者：周发言 周立   2017-07-11 14:35:16

抗击日寇 保卫家园

口述 周发言 整理 周立

　　【人物简介】

　　周发言(1923.1—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铁佛寺乡周圩子村人。1939年3月参加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大队，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3团3营8连党支部书记、1营3连党支部书记，新四军4师11旅6连书记、淮北军区7分区司令部指导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9纵司令部指导员，华东野战军2纵5师连指导员，21军62师184团宣传股长、组织股长，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解放后，任184团副政委、186团政委，21军61师组织处长、政治处副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副政委、政委，守备1师政委，69军副政委，国家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1964年授上校军衔。现在北京离职休养。

　　当兵打鬼子去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中，父亲给我起名周晓黎，即希望黑暗早点过去，黎明早点到来。我兄弟5人，供我一人上学。8岁入私塾读书，老师给我起个学名周发颜，字如渊。

　　1938年5月12日，永城被日寇占领，我决心参加抗日打鬼子保卫家乡，但不少杂八队打着抗日旗号干着扰民的事，我徘徊不定，不知参加哪支队伍。

　　1938年6月，青年学生李品立在我们村东北10多华里的高庄成立了抗日救亡学生队，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其中有我的表哥邵世杰。他们上课、唱歌、向群众宣传抗日，虽然也向群众派饭吃，但从不欺侮老百姓。从他们与群众的关系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我今后该走的路。

　　1939年3月初，我带上生活用品，穿上一件崭新的蓝布大褂像走亲戚那样，怀着陌生、好奇、期待的心情前去参加学生队。到了学生队的驻地——高庄，受到了学生队负责人的热烈欢迎。老队员看我这身打扮，开始只是向我笑笑，后来熟悉了，个别同志就喊我“土包子”。这时我才17岁，体质很弱，个子较矮，他们都把我当作小弟弟看待，虽然有时也互相开玩笑，但人人都很友善。

　　在学生队过的是集体生话，出操上课都在一起，每天要学唱歌，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有时化装演出抗日剧等……都与抗日救亡有关。这一切对我都很新鲜，处处都感到很满意。队里有个大学生姓孟，他是东北人，负责教我们唱歌。有一次他教我们唱“流亡三步曲”时，边教歌边讲歌词的大意，当讲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爹娘……”时，大家竟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切活动对提高我的民族意识，激发我的抗日热情，坚定我入伍后的抗日决心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2区有我们这个学生队，1、4区也有人在组织;县东北盛营村有个老共产党盛税堂，也在本地组织了一个学生队。1939年4月，各地的学生队都集中到盛营村，在村南松树林里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大队”，下属1、2、3、4中队和一个宣传队。大队长开始是寿松涛，后来换成红军干部王振邦，副大队长杨裴，政委盛税堂，总支书记李品立。我被分在2中队，中队长陈品廉，指导员屠庆元。

　　学生大队成立后即向县西北方向行动，执行打击土匪、维持会、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等任务。6月中旬，我队驻在县东北鹿湾村，组织上派屠庆春、邵世杰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当即表示愿意。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驻地一间土房子昏暗的煤油灯前，主持人宣读一句，我跟着背颂一句，完成了入党宣誓。虽然当时我对党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革命要坚决，打仗要勇敢，要起模范作用，要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等道理和要求还是懂得的，那时入党对内对外都是保密的。

　　8月我被提升为9班长，这个班是全队年龄最小的，大家都习惯称其为“小鬼班”。我们班平时很活跃，唱歌从不落后，可长途行军就不如成年班了，打仗怎么样?只有到实践中去检验。

　　初次参战

　　部队不断扩大，任务也越来越重，打仗也多了起来。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的情景。当时上级告诉大家，今晚要到永城西北某个地方，袭击一股杂八队，他们有几十条枪，为害乡里，群众来告了他们的状。为了保护群众，上级决定采取突袭的办法消灭他们，把枪缴过来，武装自己。动员后，大家热情极高，天刚黑队伍就出发了。夏天的夜晚天气还是凉爽宜人的，可是行军不久人人都出了汗。这与行军的速度快有关，但与第一次去打仗人们心情紧张也有关系。前边突然传来了口令：“快到了，注意肃静。”从前方稀疏而微弱的灯光中可以判断出那就是敌人的驻地，先是狗叫，接着响起了枪声。大家迅速向村内冲击，我们班按指定的位置从村北边越过一道很深但已干枯了的外壕进入村子，在冲进村子接近房屋的过程中并未遇到敌人。在一堵墙头拐弯处我们停了一下，就在这时班里一个战士报告说：“我的枪卡壳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有一个战士说：“班长，我的枪也打不响了。”我回过头去对他俩说：“卡壳的用枪探条捅，打不响的先把子弹退出来，看看是子弹还是枪出了问题。”正说着，不知从哪里钻出两个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开枪已来不及，副班长举起手中的手榴弹砸向敌人，敌人扭头就跑掉了。

　　天亮一检查，我们这次出动除了疲劳辛苦外一无所获。原来，这些家伙都是本地人，听到枪声能跑的就跑了，跑不了的摇身一变就是老百姓。这样的仗偶尔也有所缴获，但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锻炼。

　　1939年1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队支队挺进永城县，打击日伪匪，宣传抗日，支队发展为1、2、3团。我们学生大队1939年8月也上升到主力部队，被编入3团3营8连。我被提升为连队俱乐部主任。这次改编大家都很高兴，好像只有穿上新四军的军装，当主力部队才像一个革命战士的样子。

　　唐双庙战斗

　　我们改编为主力部队之后，生活更加正规了，纪律要求也要严了，活动的区域也扩大了，仗也打得多了。

　　1940年3、4月间，我们3团活动在夏邑和永城之间的地区。3团由4个营缩编为3个营。我们连从3营8连调归1营，改为3连。我仍任俱乐部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

　　日伪多次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和进攻，企图会歼我主力，摧毁我根据地，减轻我对徐州及各主要交通枢纽的威胁。在日伪军加紧对我扫荡的同时，国民党调集了10万大军专门对付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因而我军与顽固派的摩擦事件增多了。

　　夏邑县会亭集唐双庙寨内住有国民党祁炎勋一个团，这个团不时对我区进行骚扰和破坏。为了打击其嚣张的气焰，1940年4月，支队参谋长张震亲自来到这里，组织了由3团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参加的唐双庙战斗。在统一指挥下，我们1营在头一天晚上就在唐双庙南一条沟内隐蔽待命，做好第二天晚上发起进攻的准备。

　　唐双庙是一个很大的村寨，周围建有很高的土围墙，围墙外边有一道很深的外壕。敌人装备比我们要好多了。夜晚，围墙上到处点着火把，把周围照得通亮通亮的。我们的火力压不倒敌人，因而多次进攻均未奏效。为了争取在天亮前结束战斗，副营长杜道之亲自来到我们连指挥战斗。他是个老红军，大老粗，心急如焚，当着大家的面命令连长陈体恕：“你要立即带头冲上去，你冲不上去，我枪毙你!”

　　陈体恕连长是永城县北陈集乡陈小街人，读过中学，他比我大两三岁，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为人忠厚老实，办事沉着冷静，对部下关心爱护，在同志们中威信很高，但他是个知识分子。副营长下达命令时说的那番话，别说连长，就是我个人听了也感到很难接受，可能知识分子没经过这个。但陈连长顾不上这些，向全连干部作了简单的布置，就提着驳壳枪向唐双庙的外壕冲了过去。我同轻机枪手在一起，负责用火力掩护连队的突击。

　　我们的冲锋出发地距敌人的外壕并不太远，当连长越过一块麦田和一块不大的打麦场，刚冲到壕边时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一头栽进外壕里，紧随他的通讯员(是他的侄子)也负伤退了下来。我同机枪手在一起，亲眼看见连长跃进了外壕，后边的突击班并未跟上，只好停留在一块麦田里，看看情况再说。这时，唐双庙围墙上的敌人见我们冲不上去，就更加疯狂地集中火力向我们这个方向射击，我同机枪射手等人既无法冲上去，又无命令撤回，只好拼命地向敌人射击。

　　这次战斗所有部队的攻击均未奏效，我们连两亡两伤，连长牺牲了，指导员刘宝亮的皮腰带被子弹打穿了，万幸的是未伤着皮肉。这是我们连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战斗，这对于全连和我个人都是极大的考验和锻炼，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我，就积极协助指导员做好稳定情绪的工作。虽然也有个别战士战斗后跑回家去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人们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在后来的整训中，我改任专职党支部书记。

　　耿皇寺与顽军对峙

　　在日伪军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国民党驻安徽省亳县东北耿皇寺的骑兵大队闻风而逃。我们连奉命进驻该镇，这个镇子很大，我们连不足百人，站岗放哨都照顾不过来。

　　就在日伪军扫荡结束退走后，顽军骑兵大队突然又回来了。他们仗着人地比较熟，钻了我们人少不可能严密设哨警戒的空子，突然开进了镇子，还把机枪架在我们连部对面的房顶上，派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要我们立即撤走。我们连的领导研究后明确地告诉他们：笫一，日本人来了，你们跑了，这是我们收复的地方;第二，我们是奉上级命令来的，撤与不撤，我们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同时我们也立即派人向上级汇报，请示怎么办。

　　在我们未接到上级命令前，双方就剑拔弩张的对峙着。由于双方的距离仅仅只是隔了一条街道，稍不慎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我们连从上到下都做好了随时打起来的准备。幸好我们连队刚刚经过“要搞好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方针”的教育。一方面我们不主动出击，不给顽军以借口;另一方面也绝不示弱畏缩。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直到上午10点钟左右支队司令部雷明副官长骑马赶到，经过谈判，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才奉命撤出了耿皇寺。

　　事后我们分折，敌人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之所以未敢轻举妄动，第一，我们斗争的坚决，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在镇子里打起来他们也占不了多少便宜;第二，东北军反对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坚决：第三，国民党向我全面进攻的准备尚未就绪，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还得做合作抗日的表示。

　　梁晏子战斗遇险

　　1940年12月底，部队转移到永城南涡河北一带作战。同时，日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在涡阳县西的义门集一带打仗。这时我调到1营部当书记，我们1营在营长卢登裕的率领下在赵旗屯担任警戒，部队行动前营长关心地对我说：书记，你身体弱还是随后勤先走吧!我当时一心想锻炼一下，便坚持要随队。

　　部队行动后不久被日军发现了，这天上午10时许，有10多辆汽车向着我们开来。我营遂即跑步向东撤退，一下子跑了六七华里。开始时我还同大家一起行动，慢慢地就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幸好所有可以通过汽车的路都被挖掘出了一道道的“抗日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过。我们到了一条名叫梁晏子的小河，部队过了河向东撤去。我个人仍在河西，这时敌人的先头汽车距我仅有300余米。我喘着粗气，已无力跑动了，只能一步接一步地走着，慢慢地蹚过了河。

　　梁晏子这条小河很特别，两岸无堤，河中间只是一条大沟，沟内的水也不多，人徒步走过去不费什么劲，可车辆无法通过，当我刚刚上了河东岸，继续向前挪动时，日军的先头车辆已经到达了河西岸，敌人下了车，继续向我们这边射击，还不时打上几炮。日军看到与我同行的只有几位老百姓，没有追过河。当时我想的只有一条，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部队，绝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我过河后很快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营部，领导和战友们一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都说怕我被鬼子抓去!

　　回到营部一了解才知道，这次遭遇，凡是跟上部队行动的都没有什么损失;而中途掉队的，跑进梁晏子躲藏起来的，有的就被敌人搜去了，如营部的号目侯玉吉就是躲在村内被敌人搜出来后用铁链绑在汽车上带走的。

　　万楼痛别战友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4日，日寇为了迫使蒋介石投降，乘汤恩伯向我根据地进攻之机，突然发动“豫南战役”，日、伪军5000余人分两路实施进攻，这时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大后方逃跑。我4师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奉命乘机西进。我们营与兄弟部队一起乘机占领了涡阳县城。2月7日又推进至涡阳西南的张村铺、江口集一带。2月9日早，“豫南战役”停止，日寇撤走了进攻的部队。而这时逃跑到阜阳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却乘机向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一退再退，3月中旬退出涡河以南全部地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个月反顽斗争。”

　　我营从江口集向北转移时，第二次进驻涡阳县城，在这里吃饭休息，我们还到当地澡塘里洗了个十分痛快的澡。我当时很高兴，但不久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继而发起了高烧。开始我还以为是洗澡时冻着了，可能是感冒了，还认为走走路发发汗就会好的。第二天部队出发，我还坚持着跟随部队行军。但体温越来越高，很快我就有点坚持不住了，经医生进一步检查认定是伤寒病(即俗称回归热)，很快神志就不太清楚了，我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我送进了一家地方医院的。

　　住了20多天医院，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在我再三要求下，医生同意我出院了。4月6日，我回到3团团部，向领导提出立即回营去，他们告诉我：“你听听，那边的枪炮声就是你们营在万楼与敌人打仗的地方，增援部队都上不去，你怎么去!”当时我真是心急如焚。战斗到晚上才结束。

　　笫二天才知道，包围1营的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我们1营仅有1、2连和团机关少数人员，敌人处于绝对优势，但我参战人员在数倍于我们的敌人面前表现得绝不畏缩，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拼刺刀;机枪手将机枪砸掉，绝不让武器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最后除少数人员突出重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我对1营有着深厚的感情。1营很多的同志是同乡，又是同时入伍，共同的生活战斗使我们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革命整体。但这一仗使我们永远分离了，我感到十分的意外和万分的痛心。

　　不久，我调到亳北独立营当书记。这个营是在皖北亳县组建的，由于亳县被敌占领，只好转移到永城东南一带活动。营长是赣贤吉，副营长是胡大炳，都是红军干部，教导员叫杨军。

　　4月下旬，我父亲、大姑父和战友王焕章的父亲来看我们。分别两年多了，虽然我一直离开家乡不远，但不断的战斗使我不得回家探望家人。这次乍一见面真是十分高兴，高兴之后又不免为他们担心，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们出门是要冒多少风险呀!父亲见我又瘦又黄，连个换洗的衬衣也没有，心里很难过。他们又告诉我，去年夏天我妈妈和二哥曾一同来找过我。

　　老人还偷偷地劝我：“现在这样艰苦和危险，你回家算了。”当时我想，现在正处在抗日的重要阶段，怎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再说就是回家去，那出路又在何方?而且肯定还会给家里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我把我的想法直率地告诉了老人家，爸爸仔细想了想，认为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打消了叫我回家的念头。

　　在依依不舍中，我送别了三位老人。

　　转战津浦路东

　　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下，加上内部不法分子的投敌叛变，整个4师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小，部队损失严重，物资供应奇缺，继续坚持已很困难。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4师主力撤出津浦路西，进至皖东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5月5日，当夜暮降临时，部队开拔了。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领导对行军纪律提出了极严格的要求。恰在这时我生了一身疥疮。

　　一天晚上，从天黑开始行动，一直走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真是走得人困马乏。过了津浦路后，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掉队了;有的同志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当额头碰到前边的枪口时才猛醒过来。这一夜走了120多华里。从这次行动中可以看出一个部队精神和决心是多么的可贵!整个的部队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我这个当书记的到了驻地，还得收集汇总各连的情况，向团里写好宿营报告，才算完事。我实在是无心吃饭，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

　　1941年5月5日晚，部队从津浦路西撤到路东后，又经过几天的行军到达皖东北的泗县及盱眙县之间的管镇、鲍集、罗家岗地区。4师在组织上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过去1.3万余人现在仅剩下几千人了，因此，取消了12旅的番号，11旅也仅有31团和32团两个团的番号，而各团下面仅有两个营。毫北独立营缩编为32团6连，我也改任6连书记。

　　整编后的4师下辖9旅、11旅，干部齐全，人员充足，武器弹药也比较充足。经过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大家一致认识到：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离家乡远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感。打回老家去，收复豫皖苏根据地成为人们心中自发的要求，这成为以后收复路西、克敌制胜的原动力。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师长亲自率领部队打回津浦路西，终于全面收复豫皖苏根据地，包括我的家乡，解放了那里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9月初，我被分配到淮北军区7分区司令部任书记、指导员，7分区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支援西征，直至抗战胜利。

　　(整理人：周立，周发言之子，1953年出生，1969年12月参军，1976年3月转业，北京联合大学高级工程师)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孟秀玲组稿)